小时候我和弟弟最喜欢到天津舅舅家过节和过寒暑假。崔嫂就是舅舅家的保姆，也是我们孩提时代比较怕的人。我最怕的是她操浓重河南口音管我们，嗓门老是那样大。我们从不敢还嘴的，不是老实接受就是偷偷躲开她的监管。
崔嫂本名郭喜兰，河南汲县人。她在农村嫁给一位崔姓的男人。丈夫习武，好赌，不愿意种地，抗日战争时离家出走，从此失去联络。她生育了一个女儿，两个儿子。大儿子崔玉琦，一九三四年生；二子崔玉宝，一九三六年生。
女婿姓郭，原籍也是河南汲县。按今天看，女婿属于农民工，在天津一个码头当装卸工，俗称扛大个的。他返乡娶了崔嫂的女儿，带到天津。后来成为卡车司机，共养育七个孩子。过去农村生活很艰苦，崔嫂只身带两个儿子就更困难，隐约听说她丈夫也在天津，就带两个儿子到天津来了。
我舅妈家是河南汲县大户，她的爷爷叫王筱汀，是中国实业家。可能因为是老乡关系，经人介绍，崔嫂就被我舅妈选中了，来到我舅舅家当保姆。那大约是在一九五四年前后。当时的户口没有现在那么紧，只要有工作，有住的地方，就可以上户口。崔嫂并不确切知道她自己的出生日期，我舅妈估计她是一九一四年生。我外祖母，就是我舅妈的婆婆说：“生日就选八月十五吧，花好月圆是个好日子。”舅妈去派出所为崔嫂办好户口，回来对她说：“我把你的名字登记为郭希兰，比喜兰好，有希望，不那么俗”。崔嫂也没什么意见。我们都喊她崔嫂，真正的名字几乎无用武之地。她的工资是月薪二十五元，管吃管住，按当时标准是比较高的。这样算，崔嫂到我舅舅家大致是四十岁。那时我舅舅住在承德道，房子比较宽敞，崔嫂带两个儿子住在外院。
崔嫂和我外祖母的关系很好，每当我外祖母从北京到天津，两个老人都有说不完的话。我记得崔嫂的打扮是素色的中式斜开对襟上衣，头总是用篦子梳得干干净净，扎得紧紧的卷。崔嫂眼睛很有神，小脚。她说话有很重的河南口音，却很洪亮。不过她的身体一直不好。
那时国家需要干部，开办了很多速成学习班。崔嫂的大儿子玉琦报名参加，短期培训后就被分配到内蒙古包头农村的工作队，大约是搞土改的年代。土改之后就分到一家百货公司当个主任，好歹算是干部了。玉琦把弟弟玉宝也接了过去，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后来不知为什么，玉宝一个人又回到河南老家，从此就留在乡下务农了。
崔嫂当然是文盲，来到我舅舅家后，舅妈就亲自教崔嫂识字。虽然崔嫂学了就忘，但毕竟记住了几个，从此学会了看报纸。她下午常常捧着报纸，专看下面电影、戏曲预告那半页，眯着眼睛，用食指一行一行地指着，嘴里念念有词，碰上她感兴趣的戏曲，就找我表妹核对，让表妹念给她听。据我小表妹说其实这些字只要一换地方她就不认识，但放在戏曲预告栏，崔嫂半认半猜能够八九不离十。其实这是学习文字的普遍现象，我们对字的理解是由一个图像为基础，按某一个下意识设定的范围来理解的。只不过认识的字多了，这个预设的范围就大了，还可以按上下文来理解，速度就快很多，误识率就下降了。文革时不少孩子可以把毛主席语录背得滚瓜烂熟，可从中单抽出几个字，比如“领导”或“核心”就不认识。因为，当时的学生并不是按字义来识别，只是一种机械的联想，就是死记硬背，和文盲相差无几。
我舅舅当时住在大舅妈家，位于天津法国租界克雷孟梭广场北侧中段，这是王筱汀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修建的。现在的门牌为承德道三十号。是四平东道小学，和原建筑相比已有很大改变。王氏大院原有两幢楼房和两处平房。楼房为中西合璧风格，二层砖木结构，多坡瓦顶，坡式台阶，外檐和山头均有精美雕饰。五十年代中国的房地产税很重，每三个月缴纳一次。彼时王家已无力承担了，就在一九五六年出售，搬到天津最著名的耀华中学对面，叫黄家花园的地方。
那里有一条河，叫樯子河，他们住在沿河的上海道，是一栋英式三层的洋楼，比原来小了很多，只有一个很小的院子和比较大的地下室。我舅舅一家和舅妈的娘家几个兄弟姐妹都住在楼里。那时崔嫂的儿子已经去了包头，她和其他各家的保姆就住在地下室。这是几个四十岁以上，到五十来岁的单身妇女，不是是寡居就是单身，都是裹过脚的。我记得一个叫王嫂，一个叫张干。王嫂、张干也不识字，她们三个人聚在一起，崔嫂指着报纸念上几条，她俩各自发表意见。俨然是保姆学习班。她们看报唯一的目的是在选择要去看的戏曲。那时的报纸很有趣，在演出时间、地点、剧目名称等的后面，还常常写着“可以带小孩”，这意味着小孩入场不收费。逢到这种机会，她们就可能带我表妹一起去。
她们一旦决定了某天看戏，崔嫂就会提前跟我舅妈打招呼。到了那天，崔嫂会早早做晚饭，饭后换上干净、烫熨平整的衣服，牵着我小表妹的手，和王嫂、张干喜笑颜开地出门。她们通常选择南市附近的小戏院，每张票三、四毛钱。夏天，买好票后还在水果摊上吃两块西瓜，小块的西瓜三分钱，大块的五分钱。
据我小表妹回忆，她跟着崔嫂看过“白蛇传”、“蝴蝶杯”、“陈三两爬堂”等，有评剧、河南豫剧，也有河北梆子。三位“老太太”不但看戏时聚精会神，而且出了剧院以后还一路讨论剧情，不时用大襟上别着的手绢擦眼睛。这是她们最重要的精神生活。
崔嫂常年住在我舅舅家，其作用不仅仅是保姆，主要是管家。家里吃饭，买菜，过年如何安排，就是她说了算。舅舅和舅妈对崔嫂持家是绝对信任，崔嫂也真把这个家当成她自己的家。在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年代，粮食非常紧张，很多人家为了吃饭夫妇反目；父母兄弟为了多吃一口而打架，互相欺骗。但舅舅家的粮票，粮食仍由崔嫂掌握，每个人吃多少由她来分配。我们小孩子只有听她安排的，不可能和她争论，也不敢争。大人绝不会允许我们到厨房指手画脚。
那几年早上每个人只能吃一小块发糕，但崔嫂舍不得吃，留给我表哥和表妹吃。她再饿也不告诉别人，直到因为饥饿浮肿。我小表哥回忆，有一次崔嫂饿得几乎起不来床。偷偷叫他用崔嫂自己存的两元钱，在黑市买了一颗大白菜，清水熬汤喝，挺了过去。
崔嫂女儿有六个女儿和一个儿子，生活非常贫困，只有她女婿老郭一个人有份固定的司机的工作，全家挤在一间小房子里。平时崔嫂的女儿就在家织渔网挣钱维持生计，总也不够吃。老郭每次来看他丈母娘，就被我舅舅留下吃饭，为此崔嫂总是阻止，崔嫂会说：“我们还不够吃呢。”她是真把我舅舅家当成自己的家，这在当年很多老家来的保姆都是这样的。
我和小表哥经常想自己鼓捣些吃的，就经常被崔嫂骂。她的嗓门特别大，一喊就令我们心惊胆战，生怕把舅舅舅妈惊动了再多挨场骂。到了夏天，我小表哥不知从哪里学到可以自己做酸梅汤。就偷偷花了一毛钱买来酸梅。 但崔嫂就是不许做。我们没办法只好等到午睡时间，崔嫂回她房间休息了，两个人再悄悄从床上爬起来，用煮牛奶的钢精锅来煮。钢精锅就是铝锅，很怕酸，煮了几次酸梅就被煮漏了 ，自然没少挨崔嫂的训。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过中国年。为了筹备这个年，头一两个月，崔嫂就开始格外限制每个人粮食的定量，好省出来过节。从三十晚上一直到初五，崔嫂要求我们随意吃，这些天不许讲不够吃，不许问还可不可以吃。而我们为了逗她，故意问她：“我还可以吃吗？”这惹得崔嫂大叫：“到了荒年了？谁不让你吃个够！”不幸的是，那时真是毛泽东制造的荒年。
过年是按照河南的风俗，过年由初一到初五是不做饭的，所以要在小年，即腊月二十三就开始蒸馒头和枣糕。所谓枣糕其实是制成花样的发面饼，在面粉盘成的花间插入许多干枣。也还有制成蛇形盘成的馒头和用剪子剪出一个个小尖的刺猬。这些动物的眼睛是用花椒籽做的，嘴上则用剪细的枣肉装饰。最大的枣糕有四五层，每层之间都压了一圈干枣，逐渐收小，成为个塔形。做好的食品首先是为年三十晚上祭祖上供用。在蒸笼上，崔嫂要放一小条红布，蒸好的面食放入大缸里，缸上面的盖子是苇子编的，也有一个小红布条。而这个活动的主持人崔嫂也要在她盤倃的头上插一朵鲜红的绒花。都是为了日子火红，讨个吉利。
最难过的那一年，大概是一九六一年，出乎大家意外的是崔嫂竟然拿出几斤富强粉来包饺子。我外祖母和舅妈都非常奇怪，不知这是哪里来的。崔嫂才得意地说，是她多年来积攒下来的。富强粉是制造面粉时多出了麸子，面不仅有筋道而且比较白，是当年的上乘粮食。偶尔政府给每户配给一两斤，谁也没想到崔嫂有心留出一点点，积少成多，竟然有了几斤。这点面除了包饺子，还檊成薄片，包在上供用的食品上，好像也是富强粉做的，为的是好看。
河南人以面食为主，就根本不准备米饭了。除了蒸的，还要包饺子，也是在崔嫂的指挥下全家动员。对我们男孩子，通常崔嫂是不肖使用的，总嫌我们碍事。不过切白菜，剁白菜馅的事要分配给我们，由她监督使用。
过年上供要有鸡鸭鱼肉。在今天这些都不算什么，可我们的童年，筹措这些食品是很不简单的。崔嫂先要到处打听，获得市场哪天卖年货的情报。那时舅舅家在的天津黄家花园有一个比较大的菜市场，当然是国营的。 崔嫂会知道冬笋，冻鸡，活鲤鱼在哪天拿出来卖。根据这个情报，崔嫂就安排我们在头天晚上十点左右到菜市场门前排队。由于卖菜，鸡和鱼是不同的摊位，要排不同的队， 崔嫂就和王嫂等人来回穿插，保证我们一个人至少同时排两个队以便买到更多种类的食品。临近年关天气最冷，平时缺少食物，肚子总处在饥饿状态，我们也才十四五岁，这一夜是很难熬的。但在崔嫂的带动下，义无反顾，直到早晨开门，把温室的青菜和冬笋买到手，把冻鸡抢到手，还要有一条活鲤鱼。那时物质极端缺乏，政府为了充门面，一个春节就拿出很少一点应节食品出售，开张不到一个小时就卖光了。但报纸上会有很多过年的报道和描述，好像就是太平盛世，想到这辛苦的一夜排队，使我第一次感受到官话不足当真。
回家之后要把棉花团蘸酒精后塞到活鲤鱼嘴里，这样鲤鱼就被酒精麻醉了，不会乱动，成为祭祖的牺牲。其他祭祖的菜包括一只整个的鸡，大约是红烧的，一个肘子，也是红烧的，其他几样已经记不住了是什么了。总之要有五样，乘在五个大碗里，尖尖地冒出来。崔嫂把烫过的鲜菠菜放在上面，绿油油的，就显得很好看了。平时舍不得用的餐具也找了出来，在二楼的中间房间摆好供桌，放好供品。这需要很大的工作量，全靠崔嫂里外忙到。对她来说也是一年最愉快的时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