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在台湾居住二十三年（1967~1990）他由香港「回国」时已七十四岁，住在台北外双溪东吴大学后面一块小土泼上，他居住的小楼名为「素书楼」，纪念家乡与母亲。他以为从此可以安居终老，在房子四周种花植树。沿着进门的二十多级石阶，种了两排槭树。
我第一次俯身去捡拾阶旁红叶，是去素书楼拜望他的第十四个秋天了。以前怎么没有注意到那么「正统」的红叶呢？最初几年，也许树还太小，落不出那么熟透、美丽的叶子。实际上，我每次去都匆匆冲上石阶，多数的时候手里提著书或礼物，身心都在紧张状态，想着进了门要说些什么。鞠躬走出纱门，总是暮色已深。
最紧张的登阶记忆是1972年深秋，当时我刚到国立编译馆工作三个月，原以为是个纯文化的工作，所遇到的却几乎全是政治问题，报纸的报导、社论和专栏最热门的题目是骂部编本的教科书。1969年老蒋总统下了一道手谕，将国民义务教育延长为九年，初级中学改称「国民中学」，急就章的教科书称为「暂定本」，三年满了，要编印出正式的「部定本」。全台三十多万国中生，还有老师、家长和社会都等着看国立编译馆能编出什么样既政治正确又活泼有启发性的、符合全民需要的新教科书来，尤其是国文、历史和数学三科，学术界更虎视眈眈地等着。进而对高中国文、中国文化史、大学用书更似全民进入监视期。有人对高中国文选材不满意，甚至说主编者思想有问题…… (
突然间，又爆发了「岳飞跋扈说事件」。先是由台大历史系林瑞翰教授著作《中国通史》引起，有人指控书中写道，岳飞十二道金牌召回朝时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是跋扈。如此对武圣不敬的言论，亦出现在林教授另一本着作《宋史》中，将由国立编译馆收入「大学丛书」出版。此事立刻成为热门新闻，每日都有讨伐之声，其中最激烈的有专栏名家誓还（吴延环先生，立法委员）和自称是岳飞同乡的李安先生，一再撰文威胁说，对武圣不敬是动摇国本，危害国家意识，居心叵测。还有一文说：「据云主其事者，是一女流之辈。」那时的馆长王天民先生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曾在中兴大学教授中国历史二十年。除了在报上说明，此为前任留下旧稿，现在并无出版计划，并派我前往恳请已来台湾定居的史学大师钱穆先生审查该稿，再做决定（当时台湾各校历史系前辈均已被敦聘为历史教科书委员会委员）。钱先生在电话上说，他已七十七岁，来台安居，已不再作审查工作。但如此「大」案，我们实已无人可求。馆长派我带《宋史》原稿到素书楼，务请钱先生过目。我去外双溪的路上实在不知是何场面，深悔误入宦途。车到外双溪，沿东吴大学山径到山坡尽处，按了门铃，心情忐忑地走上石阶。钱先生出见时，尚未坐下便说，「我已在电话中说不能审查。」我困窘至极，嗫嚅而言：「我刚由学校来国立编译馆三个月，这份书稿是前任所留，如今舆论责难不止，请您看看，我们当如何解此僵局？」大约全出于同情心吧，钱先生接过书稿，放在几上，我道谢后仓皇辞出，几乎是奔下石阶，心想大约再也不用来了。
谁知三天后意外接到钱先生电话，说请林瑞翰教授去谈一谈。再过数日，林教授亲自到馆里，他毛笔工整细密的手写稿二十二页，综合加添了钱先生面谈时给他的六种新资料，补充他书中岳飞部分。数据非常充实稳妥，提供了多面的论述。但是仍救不了我们，教育部来了一道公函，转来立法院的质询提案，「国立编译馆拟靠钱穆先生的声望，将诋毁武圣岳飞的作品，作大学用书出版，动摇国本……」命令馆长随教育部长罗云平去立法院说明。我坐在备询官员最后的一排硬椅子上，心中充满愤慨和悔憾，想我「三更灯火五更鸡」苦读、进修，好不容易取得部定正教授资格，在大学教文学课程，到这里来看着我的老师王馆长被这些人指手顿足地以政治意识形态指责，如此伤尊严，多么不值得！回到馆里，我即写辞呈，馆长问我，「你觉得在这种局势下辞职是保持尊严吗？你此时离开能说明什么立场呢？」他从桌上拿给我一封刚收到的挂号信，是钱先生寄来的，退还我随书稿送上的审查费两千四百元，一纸便笺上写：「无端卷入贵馆书稿舆论漩涡，甚感烦恼。兹退回审查费，今后请勿再牵涉本人意见……」馆长说，这本书我们短期内不能出版，但是你必须去对钱先生致歉，这才是负责任的态度。
就这样，我开始了登上素书楼石阶十八年的缘分。轰轰烈烈的岳飞事件之后，是国民中学国文教科书部编本，再接着是高中中国文化史的新编，每件事都是新闻的焦点。其实，舆论界也不是一面倒，民间希望学术中立的革新理想者人数并不少，那时仍健在的陶百川、黄季陆、陈立夫、王世杰等长辈，也赞成国中与高中的国文教科书，以文学情操教育为主，少宣扬政治理念。至少，那时的教育部长罗云平在实际上是支持的。在陈述我编书理想时，我终于有勇气面对钱先生这个人，而不是他「国学大师」的盛名。他面容温和，倾听人说话的时候，常常有一种沉思的宁静，也是一种鼓励。
在那一段时期，我身兼人文社会组和教科书组主任的双重责任，随时有去住保安大饭店（警备总部）的可能，幸好生长在我那样的家庭，经历过许多大风大浪，父兄常常幽默地说，你当了这么芝麻大的官，却惹上了天天上报的麻烦，必须记住蒋总统文告里指示的，应当时时「庄敬自强」，「处变不惊」。（爸爸以前曾说，「我这个女儿胆子小，经常『处变大惊』。」）1970年代的国立编译馆竟是我的「壮胆研究所」。为了工作的需要，我在馆长指示下，奔走于学者、专家之门，请他们听我陈述编书的理想。在立法院质询之前数日，我带了许多数据去立法院图书馆谒见吴延环委员，详细说明《宋史》一稿原是前任留下，至今无人肯审，更不会近期出版。质询日，王馆长高高胖胖，厚墩墩地坐在官员席，他有多年教学经验，对答时如在课堂，不慌不忙，质询者虽然来势汹汹，但亦不知应控以何罪，一本未出版的学术著作如何「动摇国本」？我自大学时期在学潮中开始，直到今日台湾的选举文宣，看尽了政治意识控制学术思想之狰狞面貌。
从这一年起，我原是为公事去爬素书楼的石阶，送稿，送书，请教，去得很勤。后来钱先生知道我是朱光潜老师的学生，谈到他三十年前去四川乐山为武大讲学之事。我告诉他，我听学长们谈到，清晨持火把去礼堂上他的课的情景。因此，有时钱先生也留我坐谈当年事。没有公事时，逢年过节和他寿诞前我仍去看他，直到他被迫离开素书楼。十八年间我在那石阶上下近百次，阶旁两排槭树长得很高了。1985年我车祸住院时，钱师母去看我，说老师很惦念。一年后我再去看他，慢慢爬上石阶时，才看到路旁小沟里积满了台湾少见的红叶。
那些年钱先生的眼睛已渐渐不能看书了。和钱先生真正谈得上话以后，虽然时时感到他自然具有的尊严，也感到一种宽容和温熙，也许我没有历史学问的背景，也就不知道什么是不能越过的界限。当他问我坊间有什么新书时，我有时会以我外文系的知识，冒冒失失、糊里胡涂地不仅带给他馆里出的书，也买些坊间话题论著，如柏杨的书，送给他……我回台大之后，也常与他谈到我用作教材的一些书，譬如最早先用《美丽新世界》、《一九八四》和《黑暗之心》英文本时学生的反应，谈得最多的是《寂寞的追寻》（The Pursuit of Loneliness, Philip Slate, 1970，中译者陈大安，台北黎明公司出版，1979年）。对于追寻寂寞这种文化现象，钱先生感到相当有趣（他「有趣」的无锡发音至今难忘）。其实，在1983年他亲自赠我的《八十忆双亲与师友杂忆》书中，钱先生回忆他一生重要著作多在园林独处的寂寞中构思完成，尤其详述任教于抗战初迁昆明之西南联大时，在云南宜良北山岩泉下寺中，独居小楼一年，「寂寞不耐亦得耐」，完成《国史大纲》，七十年来此书仍是许多人必读之书。只是他那种中式文人之寂寞和西方社会意义的孤独，情境大不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