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月二日晚，家中来客，一起包饺子过年。电话铃响， 是《香港文学》主编陶然，他说：“蔡老今天凌晨去世了。”我顿时呆住，妻子询问，复述时不禁泪如泉涌。又接到蔡三强的电话，说起他父亲一向打鼾，半夜鼾声一停人就走了。他还说找到很多照片，与《今天》及“星星画展”有关。不想扫客人的兴，我步入院中。女儿随即送来大衣，关切地盯着我，我摆摆手让她进屋，兀自坐在暗中。
去年七月，在香港与陶然等人相聚，席间说起蔡老的传记《少女万岁》。我要来电话号码，当晚打过去。蔡老听到是我，甚喜，得知我仍不能回国，破口大骂。我约他到香港相见，他长叹道：“恐怕不行了，我88岁，老喽。”东拉西扯，从朋友到海洋。谁成想，那竟是我们最后一次通话。
满天星斗连成一片，璀璨迷离。看来总得有最后一次，否则人生更轻更贱。我们都走在这路上，谁都没有免于死亡的特权。也许重要的是，你与谁相识相伴相行，与谁分享生命苦乐，与谁共有某些重要的时刻，包括最后一次。
一
1975年冬，我在艾青家认识蔡其矫，那年我26岁，他57岁，正好是我现在的年龄。艾青到北京治眼疾，住白塔寺附近的王府仓4号，一家四口挤在一间小屋。家中陈设 简陋，一目了然。由于地面不平，每次开饭，艾青都要亲自过问折叠桌是否放稳——颠沛流离，吃顿踏实饭至关重要。家徒四壁，但有满满一箱子齐白石的画，那是艾青刚进城当中央美院军代表时买下来的。
那时候说串门名副其实：走动之间，把国事家事天下事都给“串”到一起了。没电话，除非事先约好，只能撞大运——应声而至，沏茶倒水备酒留饭，取决于友情深浅。
那天上午，有人敲门后高声通报：“艾青同志在家吗？我是蔡其矫。”只见他一头卷发，满面春风；说话底气足，南腔北调。一见面，他就夸我诗写得好，让我口讷而窃喜，手足无措。
第二天蔡其矫就来我家串门。唯一的皮沙发像烂桔子般陷落，只好把客人请上床。我们背靠墙并肩而坐，腿翘到床沿外。他引导话题，从诗到政治到性。他单刀直入，问我是否有过性经验，弄得我大红脸。接着他坦言对 爱情及性的看法，我只好跟进，讲述了失败的爱情故事。他告诉我，他译过惠特曼的《伐木者，醒来》和聂鲁达《马楚·比楚高峰》，答应下次带给我。
我和蔡其矫成了忘年之交。相比之下，和艾青认识要早些，但关系很淡。他有点儿公子落难的意味，自视高，身份感强，让人敬而远之。这恐怕是他翻身当家做主人后我们决裂的原因之一。蔡其矫命途多舛，却毫不世故，喜笑怒骂，如赤子般坦荡。
凭借华侨的特殊渠道，他搞到不少港台版文学书籍，再 加上他手抄功夫了得，密密麻麻，如纳鞋底一般。说来也巧，自1964年因所谓“破坏军婚”罪锒铛入狱，直到1978年底他的三首诗发表在《今天》创刊号 上，其间15年，蔡其矫跟我们一样处于地下，摸黑走路，靠手抄本借光。如今说到地下文学，看来界定要宽泛得多，且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1962年他写下 的《波浪》一诗。
在阳光普照的大墙后，有一窄门通向北京离经叛道的地 下世界，那儿有各式各样的沙龙，热闹得很。创作是私下的事，大家凑到一起则变着法儿玩——聚会郊游酗酒吟唱谈情说爱。我把蔡其矫领了进去，这地下世界，连带出没其中的漂亮女孩儿，让他激动不已。他的老式莱卡相机，镜头跟主人的眼睛一起永远忠实于她们。大家当面恭敬，一口一个“蔡老”，背后叫他“蔡求蜜”。
单位与老家在福建，夫人住北京，随文革风暴远去，行动自由的限制少了，他来北京的机会多了，后来每年像候鸟，春去秋来。而那窄门后面的北京，让他时不时改变行程。
我们常去的地方有圆明园、香山、樱桃沟、沟崖、八大处、十三陵水库、丁家滩和云水洞。便携录音机的出现把郊游推向高潮——野外舞会应运而生。最早上市的板儿砖式录音机细如蚊声，动辄卷带，但丝毫不影响众人兴致。音乐响起，只见蔡其矫独领风骚，他腰板笔直，昂首含颌，带着女孩儿旋转。霎时间，节奏骤变，从舞曲转成摇滚乐，慌乱中他踩不上点儿，于是激流勇退， 继续搞好摄影师的本职工作。这一切都写进他诗中，诸如《雨后樱桃沟》、《湖上黄昏》、《十渡》和《女中音歌手》，后者副标题还特地注明“为今天玩伴而作”。
久别重逢，我提起当年那些女孩儿，他全都忘光了，令我惊讶。其实他记住的名字是青春，总有青春的代表进入他的生活。
他与舒婷1975年结识。《橡树》这首诗就是他转抄给艾青，艾青大为赞赏，又推荐给我。在蔡其矫引荐下，我和舒婷自1977年8月开始通信，她的《这也是一切》随意抄在信中，是对我的《一切》的答和。
1976年是中国当代史的转折点。四五事件发生时蔡其矫在福建泉州，9月18日回到北京，马上去天安门广场凭吊，写下长诗《丙辰清明》：“啊，祖国！/我忧心如焚/到处在寻找你的踪影：/那些鸽子哪儿去了？”
那年夏天，我妹妹在湖北游泳救人时死去，我痛不欲生。十月上旬，蔡其矫约我去香山散心。霜染红叶，如大地的血迹。我们沿后山小路攀登，在茶室小憩，凭栏望去，无限江山无限愁。
骑车回家的路上，街有异动——中国人的嗅觉比狗还 灵。拐进某大院（据他回忆是海军大院），得到的消息难以置信。我们张着大嘴在夜色中前进，经王府井，终于得到证实。街上有人在吆喝：“卖螃蟹喽，三公一 母！”他甩出一张“大团结”，不等找钱，拎起螃蟹飞身上车说：“到我家喝酒吃螃蟹去。”
那夜，我们喝黄酒吃螃蟹论天下事。我只记得他满脸通红，眼神有点儿疯狂，恐怕也折射了我的疯狂。对，我们就是荒原狼，在长夜将尽时朝天噑叫。
我自选了二十多首诗，抄在十六开蓝色笔记本上，赠给蔡其矫。在扉页我写下题诗：“在长风不安的歌声中，/请免去这最后的祝福。/白色的道路上，/只有翅膀和天空。”
二
蔡其矫在中国当代文人中绝对是个异数。
1918年 12月12日生于福建晋江园坂村。6岁读私塾，8岁随家人侨居印尼泗水。1929年回国，在泉州教会学校初中毕业，在上海读高中参加抗日爱国运动。 1938年早春，他离开印尼辗转抵延安，先进鲁艺学习，后到晋察冀边区，在华北联大任教。1941年他开始发表诗作。1945年当随军记者。自1948年 起从事情报研究工作。五十年代初他放弃仕途，调到中央文学研究所……
我常在琢磨个人与时代的关系。一个华侨富商之子投身 革命，往往是想通过救亡，通过对社会不公正的集体反抗以实现个人理想——个人与革命之间不免有互相需求与误解的成分。应该看到，在中国现代化转型的苦难历程中，这场基本上是农民造反运动的革命，有着必然的合理性的同时，也伴随着与生俱来的悲剧性。它混合着各种动机诉求与欲望，如同没有河床的洪流，冲决一切羁绊的同时带有自毁倾向。
与参加革命的农民不同，蔡其矫渴望的是某种精神回报，在这一点上，至少在革命胜利以前，他如愿以偿。他在2000年口述时如是说：“延安在1938年到1942年之间，是非常自由的……那时，上课是自由的，唱歌是自由的，贴墙报是自由的，搞创作也是自由的……”
夺取政权后，革命转而成为自身的敌人。和大多数文人 一样，蔡其矫经历的痛苦可想而知。他也曾试图随大流跟形势——歌功颂德，写检查，与各种反党集团及思潮划清界限。但最终发现，革命与他所向往的个人自由早已分道扬镳。当人们彻底放弃自我时，他做了反向的选择，毅然决然站起来歌唱：“我英勇的、自由的心啊/谁敢在你上面建立他的统治?……/波浪啊！对水藻是细语，/对巨风是抗争，/生活正应像你这样充满音响，/波浪啊！”这就是他写于1962年的《波浪》。
那是精神脊梁骨被打断的一代。即使有少数挑战者，也往往受限于二元对立的格局，成为统治者的镜像——正反不同，可长得一模一样。由于被镜子夺去了灵魂，即使幸存下来，往往变得枯燥而无趣。
从年初起，我在美国印地安那州一个叫南弯（South Bend）的小镇教书。这里大雪茫茫，铲雪车到处奔忙，在路面刮出刺耳的声音。蔡其矫仿佛和我肩并肩，在雪中趔趄而行。他离开这世界一个多月了。这是个洁净的日子，充满明亮忧伤的日子，纪念逝者的日子。
王柄根《少女万岁》一书中的某些章节让我哑然失笑。 文革期间，蔡其矫不仅不认罪，还公然贴大字报和造反派辩论。比如，说他是黄色诗人，他就举出唐宋诗词中的例子反驳。退一步，在某种意义上他也接受，因为他皮肤是黄色的。但接着他又说，皮肤并不能决定诗人的品质，比如，普希金的祖父是黑人，不能说他是黑色诗人……嘿，他还挺矫情。
与此相应的是宁折不弯的刚烈。在一次批斗会上，福建作协别的头头都被迫跪下，只有蔡其矫，怎么推搡他硬是不跪。造反派小头目一扳子砸过来，闪过去，又是一扳子，头破血流，他连血也不擦。最后造反派害怕了，把他送进医院。
也许最让人叹服的还是他惊世骇俗的爱情观：“为了一次快乐的亲吻，/不惜粉碎我自己。”纵然一生风流，蔡其矫有自己的原则。他在笔记本上写道：“爱情的存在不是为了使我们幸福，而是为了向我们表明在忍受上 我们能有多么坚强。世界上没有比无言的爱更高贵、更令人幸福的了。以无欲念的爱克服愁苦，也许这是迷途的爱、沉睡的爱。肉体有限度的满足，是人的最低权利。爱情是人类精神的一种最深沉的冲动……”
依我看，在一个“阶级仇民族恨”的时代，正是爱与艺术让他超越了反抗的局限。也只有爱与艺术，才会破解权力的因果链条，挣脱官方话语的无形桎梏；才会让人心变得柔软，复原万物的质感，使灵魂自由青春永驻。
1964年4月13日，他因破坏军婚罪被开除党籍，锒铛入狱，关了近两年。多年后，蔡其矫和艾青在天安门广场散步。艾青问，你为女人坐过牢，后不后悔？蔡其矫说，无悔，这里有代价，但也得教益。这个教益就是当面对一个爱你的女人时，你要勇敢。艾青说，蔡其矫，你是真正的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