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任均，女，90岁。）
瑞萱姓黄，叫黄瑞萱，湖南湘潭人。从她1959年到我家做保姆开始，到1978年在我家做事期间发病去世，我们相交了20年。
1. 从楼道里带回来的肝炎保姆
瑞萱是偶然到了我们家的。1958年我们结束在国外的工作回到北京后，先在广安门那边儿找了一所房子。那是一个完整的一进院的四合院，院子中间有个圆的水池子，房子里铺着花地砖，还有现代卫生设备。但因为房子太大，也太贵，全院月房租得90多元，在那时是相当高的。所以，没多久，另一位同志一家也住了进来。我们住三面房子，60多元。他们住一面南房，20多元。我们的生活负担虽然小了一些，但还是觉得太贵。过了段时间，我们两家就一起搬到了永安路，住了楼上楼下，来往仍然很多。他们家女主人把她的表嫂从湖南湘潭农村老家找来，帮他们做家务。这个表嫂，就是黄瑞萱。
这样，我们就认识了黄瑞萱，在楼道里常遇见。黄瑞萱那时30来岁，她个子很矮，最高可能也就1.5米，不漂亮，一双黑色浓眉——并不适合她——给人印象很深。我们看得出来，这个农村女人，本分老实有礼貌，进进出出很勤快。每次见面，她都礼貌地称呼我“任同志”，很快我们跟她就相熟了。不料，时间不长，黄瑞萱一次在外面吃东西，传染上了肝炎。他们家很紧张，怕传染。他家的孩子，凡黄瑞萱碰过的东西，都不敢用手拿。
一天，我下班回家，碰见黄瑞萱坐在楼道里。我问她为什么不进屋却坐在这儿，她说他们家怕肝炎传染，让她离开他们家，回老家去。她没地方可去了。那时，我们回国工作后，家里还没请保姆。看着她无助伤心的样子，我想，这个人挺好的，很可靠。至于肝炎，小心预防传染，应该没什么问题。我就说“你到我们家来吧”，请她进了我家。后来我知道，她对此很是感激。因为那时她不想回老家去。湖南农村老家医疗条件差，带着病回去，她的病情只会加重，不会好转。再有，她嫁的人家，成分是地主，那时生活很苦不说，由于是专政对象，在村里特别受气，她很害怕回去。她正在走投无路之时，我接纳了她，所以她心存感激。一个农村女人，却有着牢固的“知恩图报”的传统意识。以后的20年里，她一直如此。
瑞萱来我家后，跟我们家里人分开吃饭，分开洗碗。我们在餐桌上吃饭时，她自己在厨房里，坐在案台前吃。这在当时是为了防肝炎传染。可是，这成了她的习惯。后来她病好了，我们让她跟我们一起吃，她也不上桌。直到二十年后，她一直是在厨房里，自己搬个椅凳，坐在案台前吃饭。
我们家当时的情况是一达在沈阳工作，我每天上班，大孩子走校住在家里，下面四个孩子都住校或住幼儿园。瑞萱到我家后，家务活儿并不多，每天要她午休，按时作息。再加上吃药治疗，慢慢她的肝炎控制住了，转为“携带者”。这么多年，我的孩子们都是她照顾带大的，没有谁被传染上肝炎。
1962年，她肚子里长了个瘤子，我把她送到协和医院，动了手术，住院两周。我去协和医院看她时，她睡着了。我就等她醒来，把带给她的吃的给她，她不停地说感谢。我对她说，过几天等她出院时，我雇个出租车去接她。结果，没等到我去接她，她就提前出院，自己坐公共汽车回家来了。她觉得不能老给我添麻烦，不能让我再为她花钱雇车。
瑞萱说一口改不了的湖南话。我的同事到我们家，她礼貌地打招呼，别人都听不懂。有的同事跟我开玩笑说：“你能不能让你们家阿姨说中国话？”每做完饭，她把菜端到桌上，喊孩子们来吃饭，不是喊“吃饭来”，而是喊“洽万气（吃饭去）”。孩子们常笑哈哈地学她。
2. 地主的儿媳妇帮我勤俭持家
瑞萱在老家是地主家的媳妇，虽然不当家作主，但是很会做菜。每次我们在家里请客，我只要给她几块钱、十几块钱，我就不用管了。到时候，除了没有鸭子之外，鸡、鱼、肉做的菜，她能摆一桌。她是湖南人，在我们家这么多年，仍然不习惯吃面食，只吃米饭。但是，她在我们家学会了做面食，除了擀面条以外，什么面食都会做。
这也和当时粮食定量有关系。当时计划经济，计划到每个人的口粮。粮食定量的多少，与每个人的年龄、性别、工作性质等有关。瑞萱60年代初到我家时，正是大跃进后的困难时期。我们给她办上了北京的户口，这样她就也有一份粮食定量，算是“家庭妇女”，是城市户口中定量最低的那种。那时，什么都要票，粮票、布票、肉票、油票……没有票就意味着没吃没穿。粮票中还分出米票和面票，分别用来买米和面。称作“粮票”的，专门用来买粗粮，也就是玉米面，当时叫棒子面。此外，每家还有粮本，逢年过节给每户供应一、二斤富强粉，或几斤好米。平时买的米，多是三季稻的，那时叫机米。供应好米好面时，就要粮票、米票、面票，再加上粮本一起用。每人每月有半斤油票，好像还有半斤肉票。原来说“春雨贵如油”，现在的孩子很难理解了，可那时，炒菜油真是金贵。此外，每家还有一个副食本，一个月供应一两芝麻酱、二两木耳、二两黄花菜、一小包花椒、一小包大料。白糖、红糖也都要凭本购买，定量根据一户有几口人来决定。买过的，售货员在那副食本的供应栏目里划上记载，就能防止重复购买了。
所有这些，都由瑞萱来买，来计划使用。每顿饭每个孩子吃多少，都是她给分配。蒸米饭，都是一小碗一小碗的。哪个孩子吃哪碗，她都是直接放到孩子们面前，用这样的办法保证每个孩子的定量。有一次她丢了五斤粮票,简直急疯了，到处找，甚至跑到楼下垃圾堆里去翻。她怕因为自己的过失，把孩子们饿着了。每到寒暑假孩子们都在家时，她就把给我的吃的另外放，告诉孩子们说，这是妈妈的；妈妈要上班，很辛苦。孩子们都听她的，谁也不去动。
平时，我把一个月的全家生活费交给她，她就计划着花，天天记帐，每一分钱的花销都记得清清楚楚。她有文化，会写信。我和一达在东北工作那几年，北京的家就交给了她，孩子们都是她照管。我们之间通过写信联系。孩子们的情况，都是她写信告诉我们。她努力学会做面食，比如包饺子、烙饼、蒸包子、蒸窝窝头等等，调剂好全家的伙食。可是，她到最后也不吃饺子。每次给家里包完饺子后，她往往就热一下前顿剩下的米饭和菜。我们怎么让她吃饺子她也不吃，说吃不惯。她操持家务，打扫卫生，买菜做饭，送孩子上学，就像一个家长一样地辛劳。她把家收拾得永远干干净净。夏天，她一天要擦好几遍地。我说这么干净干嘛还擦？她说多擦地凉快。
瑞萱在我们家多年，没享过什么福。困难时期，限量供应，一个人排队能买到的东西太少，假期里她就组织我的两个女儿乔乔和津津去排队，这样能多买到一些菜。她是南方人，但她学着给孩子们做棉衣棉裤，尽力用自己的劳动帮我省钱。她还给我做丝棉裤，薄厚都有，说厚的留着我年纪大了再穿。
乔乔有一段时间是走读上学，住在家里。其他孩子那时还都住校，所以乔乔跟瑞萱处得特别亲。乔乔的同学老来我家玩儿，也都跟瑞萱很熟。我的孩子们都管瑞萱叫“阿姨”，乔乔的同学也都这样叫。一次，乔乔的脚被砸了一下，挺严重，瑞萱带她上医院做了手术。乔乔带着伤再去上学，中午就不能回家来吃饭了。瑞萱就每天中午坐公共汽车把饭给她送到学校。每天放学后，乔乔的同学送她回家，交给瑞萱阿姨。
瑞萱的工资，开始是18元，加到20元，后来又到23元。文化革命前，她除了时不时给她丈夫寄回家一些钱外，还攒下了七、八百元钱。一次她跟我一起上街，走到前门大街的一个旧货店里，看到一件特别好的皮大衣，轻而保暖，100多元，我觉得价格太贵。瑞萱说特别值，说“任同志你买吧”。我也非常想买，但是身上没带那么多钱，她说她带着，就把她身上装着的钱都借给我了。
瑞萱懂规矩，有礼貌。那么多年，她都叫我“任同志”。每到逢年过节，早晨起来，她都来到我房间里高声问候：“任同志过年好！”她的礼貌，对我的孩子们都有好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