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人辛放主编的《文化与生活》最新一期登了高尔泰先生的一篇回忆〈谁令骑马客京华〉，多处言及齐一先生。齐先生在高先生1978年借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美学研究室时，任该室主任，齐先生的女儿后与高先生结婚。
齐一先生和我父母是旧交。听家母讲，齐先生的父亲是做过张大帅或少帅卫队长的东北军将领。由于齐一并非先生本名，所以他父亲究竟是哪一位尚待考。无论如 何，齐先生是一位将门公子，自幼文武兼修，身形伟岸，性格爽朗，兼具大家子弟的狂气和山大王后代的豪气。九一八事变后，先生流亡到北京，后就学于东北大 学。抗日战争爆发后，一贯思想左倾的齐先生据说是变卖家产，携带大量金条投奔了八路。
不难想象，齐先生这样的受过大学教育的爱国公子哥在党内绝对属于非主流，须谨慎谦虚如履薄冰才有可能顺风顺水。然而从〈谁令骑马客京华〉文中所叙齐先生在 1978年就以红卫兵参拜香蕉来挤兑瞻仰遗容一事看，可以想见他属于一辈子都管不好自己嘴的那种人。事实上，我小时候曾听过齐先生笑谈自己到解放区后时不 时要“冒泡”的往事，只是年代久远记不清细节了。“冒泡”的结果，自然是仕途的坎坷。如高文所言，齐先生属于“老干部”，而于文革前落脚“学部”（中国科 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简称，社科院前身）的老干部大多不是受过处理打入冷宫，就是不受重用置诸闲散的人。齐先生大约是后者。他其实并非一个酷爱思考的文 人，思想也并非太出格；只是性格作风自由化，属于醇酒风流的人物而已。在今天他大概会被认为活得潇洒，在当年则不能见容于大多数人。不过，文革前也还倒不 了大霉。闲着也是闲着，他转而研究鲁迅和文艺美学，既不曾写很多文章，但也没有以文字整别人。社科院有一批从老干部转型的学人，如今著名者有顾凖和李慎之 二位先生。
然而文革中齐先生是相当惨，等到七十年代初他的处境有所缓和回到北京时，已是妻离女散。我就是在那时初见他，此前风闻他的消息，心想以其遭际，可能又是一 位形容枯槁神情沉痛的叔叔。在我的童年，见过多少成年人劫后重逢时的失声痛哭啊！此刻想起来都还觉得受刺激。齐先生却是一个例外，神清气爽，面无菜色，谈 笑风生，好象什么都不曾发生。有一段时间，由于房子问题，他似乎居无定所，行踪飘忽。突然某日，齐先生来到家中，兴致勃勃又有点神秘地对母亲郑重而 言：“XX同志，我有件事情要和你商量。”
那时北京买肉需肉票，每一家每月限两斤。齐先生来就是要用我家一个月的肉票，他统共找了三家朋友，连他自己那份就可以一次买上八斤瘦猪肉了。原来他不仅擅 长骑马打猎，喜欢游泳登山，还精于烹调，尤其是西餐。这次收集肉票，就是要亲自下厨邀请朋友去他的寓所吃西餐。之所以有这么好兴致，好象是因为他终于不知 从哪儿借到了一套两居室的楼房，在那时算是极好的运气。他的提议，得到热烈的响应，为匮乏沉闷的生活带来一道涟漪。几家的女主人，少时都家境比较优裕，虽 然过了二十多年革命时代的紧日子仍然喜好美食。比如母亲就极爱西餐，虽家中无钱也极偶尔会管不得那许多带儿子们去位于崇文门的新侨西餐厅，但她自己吃得非 常少。我从十岁左右就间或在早晨被派去在东单和崇文门之间旧称“23号法式面包房”的点心店买新烤的面包，在那里曾和不少一望而知非普罗大众或胡同串子的 前朝遗老，梨园名宿照过面。
出生在饥馑年代，从小奇馋的我，觉得等待的日子显得如此漫长。漫长的准备工作，以及其间为了准备而变得稠密的悄悄往来，使得这次晚餐不知不觉间有了一层隐 密的色彩。其实，我现在也并不确知它是否真正发生在冬天，但我记忆里的感觉是一个冬天的晚上。天色已全黑，每个人都穿着臃肿深色的棉猴一类的外套。每家人 的到达之间，都特意留下一些间隔以免太引人注目；每个人都踏着轻轻的脚步，走了好几层黝黑的楼道。即使进到房间里，也没有人高声喧哗，而是握手与问候。高 压年代的聚会，多少竟有些地下工作的味道。
房间里温暖明亮，因为人多简直有点热。我至今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齐先生怎样能拼出一张长条餐桌和找来那么多刀叉杯盘。白餐桌布该是用的床单吧？那是一次很正 式的私人晚宴，每人座前都端放着餐具杯盘。红光满面的齐先生为大家盛上奶油口蘑汤，土豆沙拉和裹着面包渣的炸猪排，大人们好象还喝了通化葡萄酒，盃盏交 错，互表祝福。那是一次大人的晚宴，并没有多少孩子参加，他们的下一代大都插队去了。晚宴进行得并不喧闹，但是快乐和轻松，没有倾诉也没有神色诡密，严肃 紧张的关于时局的议论。他们是彼此认识二十多年并且在前几年里不曾互相背叛咬来咬去的朋友，他们很久很久没有这样开心地在一起了。而我一生里第一次吃西餐 吃得那么多那么尽兴那么撑，在长辈们一片“小饭桶”的评价声中昏昏欲睡。
齐先生的住处，应是在白家庄一带离现在的国贸不远。那时是一条窄窄的林荫道，路灯是暗暗的昏白色。我们归途乘9路公共汽车，在冬夜里哐噹哐噹地缓缓行驶。我对母亲说，齐一叔叔的炸猪排比新侨的还好吃呢！母亲笑笑，看着车窗外什么都没有说。
一些年以后，齐先生在香山旁边买了几间民房，过起隐居生活。八十年代中期，我有一次回国探亲时曾去看望，身体健康，很闲适的样子。听说他弃市里楼房去郊区 的时候，周围人都觉得他有病，好在早有不少人不把他当做常人，他也就有了相对大的个人空间。以今人目光看来，他简直是引领潮流的时代先驱。
而我离北京，离我的少年时代越来越远。岁月的流逝就象那个夜晚被慢慢留在9路车背后的空气。
（2006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