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桷镇对我们是一个谜，祖母说黄桷镇住满了红衣女鬼的那天起，我们心里便不安起来。喝了米酒，坐在月光下的竹席上，恍惚之中我真的看见了红衣女鬼在苦楝树上飞来飞去，她们的尖叫声像某种黄鹂，笑得时候血就从空中飘下来，梅花跌落一样。祖父拍了一下我的屁股说：“睡觉连口水都流出来了，还不回里屋去睡觉。”我知道那是一个梦，但是为什么我的步子蹒跚不稳，为什么我像沉迷深陷一样静默着不说话？
二零零四年，当一个叫张含韵的歌手唱响了川北的大街小巷，你们竖着耳朵躲在树荫下倾听的时候，我来到烨河，驾一只渔船上顺流直下。
白天，我在船舷上看书，睡觉，躺下来看一多多的云和经过天空的各种动物，听河水在船底那种细细的喘息；晚上，我把渔船拴在河边的桉树上，在村庄的边缘游荡，穿过果园和菜地，引得群犬狂吠。
我不知道过了几天，总之我被一只水鸟站在我的脸上啄醒的，它的爪子刺得我生疼。渔船搁浅在一座桥下，我用水洗了脸就无聊地走在岸上。我知道这就是黄桷镇，因为我看见黄桷树长满了街道，一种浓郁潮湿的气息在空气中闪烁冷光。街巷幽深曲折，青苔是它们的皮肤，屋子方方正正，青瓦盖顶，门前挂了干枯的茱萸。
并没有见到鬼，但是街上来去的都是女人，都穿着红色的衣服，偶尔有戴着帽子的，也是红色。在一条街的末尾，我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确切地说我看见了一个像我姑姑的女人，虽然我的姑姑从来不穿红色的衣服。她坐在树下的一张藤椅上，右手抚摸着一只蹲在她怀里的白猫。我不敢说话，可是我的喉咙还是不由自主地闷响了一声。她抬起头来，用左手拢了拢鬓发，盯着我看了一阵，目光清澈得很。
很少有外乡人来到这里的，她说着浅浅一笑，拉着我的衣袖说，我带你去看一样东西。我被她带到她的屋子里去了，屋子很黑，就着淡薄的天光我还是一次次碰到屋里的农具。我被她带到一面镜子面前，我笑了，因为我看见了镜子花脸的自己。她走到厨房舀水，我听到铁瓢和石水缸碰击的脆响。过来洗一把脸，她叫我。我照办了，她拉着我的衣袖说，你还没有吃饭吧。我疲惫地点了点头，黑暗中，我看不清楚她的脸。
稀饭和咸菜被她端出来了。她坐在另一张凳子上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样子，她问，你多少岁了。我埋头说，十四岁了。她“哦”了一声，好久才说，其实我也有一个孩子，去年就出去打工了，和你年龄差不多。我抬头正好看见她背后墙上一个大大的相框，是他丈夫和儿子的照片，照片已经发黄，儿子立在丈夫的膝盖前，一脸傻笑。
她说，碗还是晚上再洗吧，还要去打米。她把一蛇皮口袋的谷子从门后拖出来，我帮她放上鸡公车。她说，这样轻松一些，背上不受力。她在后面推，我在前面栓一条绳子帮她拉。鸡公车在路上欢快地走，黄桷树和行人都默默地往后退。磨坊在烨河边上，师傅们打米的时候，我就和她坐在河边，被风吹掉的黄桷树叶落在我的后脖子里，凉森森的。你觉得你应该怎么称呼我，她问。我说，你很像我的一个姑姑，我觉得应该叫你姑姑。她拾起脚边的一颗鹅卵石，随手扔到河水里，说，是吗？
往回走的时候，我要求我来推鸡公车。我说,我在家里也推过的。她答应了，这一次我推得慢一些，她跟在我的身边。红衣女人三三五五在街上走着，有的在谈庄稼，有的谈家中琐事，有的谈千里之外的丈夫和儿子。她们的目光偏向我们，我一瞟，目光又悄悄地落在鸡公车上。终于一个红衣女人开口了，她朝女人说：是你的孩子呀？你的儿子真孝顺。女人朝她笑了笑，没有说话，我们一直往前走。走到没人的巷子里，我问她：你的儿子什么时候出去的？一直没有回来过吗？她的声音在喉咙里响了一下，说：十二岁，小学毕业，一直没有。我们不再说话了，我们只听得到各自的脚步声，在街上一波一波的，有好看的小鸟在街上觅食，我们走拢去，竟也不怕，从容地跳开。我看见我们的影子打在地上，是那么淡，我就莫名地伤感起来。
把鸡公车停在院坝里。我想，我是要回去了，对于时间的迷茫使我心生恐惧，我不知道性格火爆的母亲是不是忘却了我们之间的战争带着村人到山坡、田野和学校去寻找我了，或许我的名字像通缉犯一样被一次次播放在广播上，企图得到我的回应。
女人送我到桥上，她从衣兜里牵出一根线，线的末尾勾着一块鸡血石。她伸手把那东西挂在我的脖子上，石头浸得我胸口很舒服。我跳上渔船，躺在船舷上，夕阳照在身上暖暖的，好像春天到来。我把渔船划了几丈远，回头望着女人，女人终于说，你觉得你该叫怎么称呼我?这个问题她已经问过一次，就像老师两次问学生痛一个问题一样，标准答案自然不是先前所答。可是我还是顺口叫了：姑姑。这一次声音很大，我能保证她一定听见了，因为我看见她的身子抖索了一下，然后惨然一笑。暮霭一下就淹没了她。
二零零八年，我坐火车离开家乡去南方看父亲，途径广西的一个小站，上来一个健谈的男人。但他在不绝的言语中忽然说，我来自黄桷镇。我胸口的鸡血石神奇地跳了一下。已经有四年了，我还是记得那个像姑姑的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