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现代白话诗歌的人，都会读过卞之琳的这一名篇。从某一种意义上说，卞之琳（1910-2000）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中的巨大声名，是直接和这一个〈断章〉名句联系在一起的，正如〈再别康桥〉的「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之于徐志摩一样。
一直听闻，卞之琳这一名篇，就是为张充和写的。诗中的那个「你」，就是卞之琳苦恋了几十年的，昆明、重庆时代着名的「张家四姊妹」中的四小姐——张充和。所谓「卞－张罗曼史」（「什么罗曼史哟，一点儿也没发生『罗曼』。」张先生在审阅此稿时笑叹），虽然不若现代文坛掌故里那几段着名的罗曼史那么有名──比如，徐志摩与林徽因、陆小曼之恋，郁达夫与王映霞之恋，张爱玲与胡兰成之恋，徐悲鸿与蒋碧微之恋……等等；但是，在文学圈子和广大读者中，「卞－张之恋」，也早已蜚声遐迩，传扬久远了。
可是，与张充和老人有过这么多的来往、交谈，我一直小心回避着谈论卞之琳，甚至是有意无意地想延后进入这个话题（因为一定是会遭遇到的）。我担心触碰到老人家的一段伤感往事。然而，我随后就发现，这种小心和担心，完全是多余的。
无中生有的爱情故事？
那天去看望张先生，看见茶几上散放着一本《卞之琳纪念集》，好像是亲友刚刚寄赠的，我便藉着这个话题，略带迟疑地开了口：「张先生，能给我谈谈卞之琳吗？我知道卞之琳这段苦恋的故事很有名，可是一直不好意思问你……」
没想到，张充和朗声笑道：「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这可以说是一个——『无中生有的爱情故事』，说『苦恋』都有点勉强。我完全没有跟他恋过，所以也谈不上苦和不苦。」
这个答案有点出我意料。本来，我等着要听一齣凄美悱恻的「罗曼哀史」呢。
「你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认识就很早了。卞之琳出北大的时候，我进的北大。可我还没进北大的时候，在北大校园就见过他。后来又在沈从文的家里碰见过。我记日期总是很差，可是从那时候开始，他就一直给我写信。」
从资料上看，卞之琳是1929年进的北大英文系。张充和是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在此以前，曾在北大旁听课程。
「这么说来，卞之琳对你是一见锺情了？」
张充和笑笑：「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见锺情，至少是有点一厢情愿吧。那时候，在沈从文家进出的有很多朋友，章靳以和巴金那时正在编《文学季刊》，我们一堆年轻人玩在一起。他并不跟大家一起玩的，人很不开朗，甚至是很孤僻的。可是，就是拚命给我写信，写了很多信。」
「那，你给他回过信吗？」
「没有。那些信，我看过就丢了。」
「他给你写过多少信？」
「至少有过百封信吧。我从来没有答应过他，更没惹过他。」这个「惹」字，我注意到她随后用了好几次，「他是另一种人，很收敛，又很敏感，不能惹，一惹就认真得不得了，我们从来没有单独出去过，连看戏都没有一起看过。」
（「我年轻的时候爱玩，」张先生一边审看此稿，一边补充着，「我其实是常常和别的人单独出去玩的。唯独就是不能跟卞之琳单独出去，我不敢惹他。」张充和呵呵笑着。）
「噢？那，他是典型的单恋了？」我确实大感意外，我所熟悉的「五四青年」那一代人的恋爱故事，若不是「狂飙突起」，也至少不乏「花前月下」的。
「完全是单恋。」张充和的回答很直接，「不过感情很强烈。前后持续的时间大概有十年。我不理他，他就拚命写诗，写了很多无题诗。」
我打开案几上的《卞之琳纪念文集》，翻到里面的黑白图片，问：「那时候的卞之琳，是不是这个样子？」图片中，是一位五官平实、戴着圆框眼镜、神情木讷耿严的年轻人。
「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老人默默点头，「他人很好，但就是性格很不爽快，不开放，跟我完全不相像，也不相合。我永远搞不清楚他，我每一次见他都不耐烦，觉得他囉哩囉嗦的。」
我问：「你不爱他，怎么不跟他说清楚呢？」
张充和笑道：「呵呵，从来大家都这么说，你为什么不跟他说清楚呢？我说：他没有说『请客』，我怎么能说『不来』？他从来没有认真跟我表白过，写信说的也只是日常普通的事，只是写得有点囉嗦。别人不了解，以为是我惹了他又不理他，他自己也老对别人说，我对他有意思──其实完全没有，说良心话，一点意思都没有，从来没有惹过他。」
「是不是你的什么善意的表示，给他带来误解了呢？」
「他后来出的书，《十年诗草》、《装饰集》什么的，让我给题写书名，我是给他写了；他自己的诗，让我给他抄写，我也写了。可是我也给所有人写呀！我和他之间，实在没有过一点儿浪漫。他诗里面的那些浪漫爱情，完全是诗人自己的想像，所以我说，是无中生有的爱情。」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我笑着说：「张先生，那我当面想求证一下，都说卞之琳那首最有名的诗：『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那里面的那个『你』，就是你张充和──张家四小姐，对吗？」
张充和微笑着：「大家都这么说，他这首诗是写给我的，我当时就有点知道……」
「那大概是哪一年，在什么地方写的？」
「具体时间我不太记得了——大概是在昆明那一段吧？我们在一块儿的时间并不长的。我们在北京认识了以后他就开始给我写信，可是随后我进北大，他却离开了北大。后来抗战开始，我在成都时，他在川大教书，川大以后他就去了延安，去了延安信就很少了；他好像从延安又到了昆明联大，我们又在昆明遇上了。可我后来就到了重庆。抗战胜利后回到苏州，他专门来看过我，但是我们还是没有单独出去过，要出去玩，都是一堆人在一起。」
我记得在哪个资料上读过，卞之琳晚年整理他的文集，还把他与张充和在虎丘的一张合照放了进去。我猜想，想必就是那次苏州造访，「一堆」结伴出游的年轻朋友们，当时起鬨让他们合照的。
「……随后我就跟汉思结了婚。我到美国后，卞之琳还来过信。我听说他直到四十五岁才结婚。文革结束后我到北京，他专门要请我的客，我还到他家见到他的夫人。呵呵，那就是一种老朋友的感觉了。」她顿了顿，摇摇头，又轻轻笑了起来。
我拿起桌上的《卞之琳纪念文集》，随意翻着，笑道：「看来，这段单恋和苦恋，没有就出伟大的爱情故事，却成就出了一个伟大的爱情诗人。我相信《十年诗草》里面许多有名的爱情诗，都是为你而写的。我还记得有一首叫〈鱼化石〉，写得很美，但表述得很含蓄。」
「也许吧。」张充和眼瞳里似含着一丝苦笑，「我写旧诗，他却不写旧诗。我不太看得懂他们写的新诗，包括卞之琳埋头写的那些新诗。」
我顺口提起了民国时代那几段有名的罗曼史——徐志摩与林徽因、陆小曼，郁达夫与王映霞什么的，都曾经轰动一时，便问：「都知道你们『张家四小姐』，在昆明、重庆时代很有名，你又是四位小姐当中唯一单身的，那时候，一定会有很多追求者吧？」
「我从来没有过那种轰轰烈烈的感情，」张充和的回答很平静，「确实有另外一些不相干的一起玩的人，追求过我，但都不如卞之琳这一段来得认真，持续的时间长。他的好意我是心领了，但这种事情不能勉强，我自始至终对他都没有兴趣，就看见他在那里埋头作诗，你说我能怎么办？」说着老人就转移了话题，「陆小曼我倒是见过的，那是战后在上海，不知和谁一起见的她，不过那时，她已经很见衰老了……」
这个话题自此就打住了，老人似乎再无意细述下去。那天是雪霁初晴的天色，老人心情很好，谈兴一直很高，随后谈到与胡适之、张大千、章靳以等年长辈老友交往的故事，老人似乎比谈论这段「卞－张罗曼史」有着更高的兴致。我确实也注意到，在很多人那里——除了卞之琳本人，也包括沈从文，更不必说坊间的流传——曾经重笔渲染过的这段「卞－张之恋」，在张充和以往的口述实录里（比如《合肥四姊妹》），反而一直是分量很轻，一笔带过的。「剃头担子一边热」，这，大概正真实反映了这一段着名的民国罗曼史之一的失衡与失重吧。
末了，我想请出两位「当事人」的文字，为读者存真，也为本文作结——
卞之琳在他的〈《雕虫纪历》自序〉中，对此「单恋」，其实有所述及：
在一般的儿女交往中有一个异乎寻常的初次结识，显然彼此有相通的「一点」。由于我的矜持，由于对方的洒脱，看来一纵即逝的这一点，我以为值得珍惜而只能任其消失的一颗朝露罢了。不料事隔三年多，我们彼此有缘重逢，就发现这竟是彼此无心或有意共同栽培的一粒种子，突然萌发，甚至含苞了。我开始作起了好梦，开始私下深切感受这方面的悲欢。隐隐中我又在希望中预感到无望，预感到这还是不会开花结果。彷彿作为雪泥鸿爪，留个纪念，就写了〈无题〉等这种诗。（引自百度网「卞之琳」条项）
沈从文在他记述昆明生活的〈二黑〉一文中，曾用华丽详实的笔墨，如此隐曲地评点这一段「卞－张罗曼史」：
……然而这个大院中，却又迁来一个寄居者，一个从爱情得失中产生灵感的诗人，住在那个善于唱歌吹笛的聪敏女孩子原来所住的小房中，想从窗口间一霎微光，或者书本中一点偶然留下的花朵微香，以及一个消失在时间后业已多日的微笑影子，返回过去，稳定目前，创造未来。或在绝对孤寂中，用少量精美的文字，来排比个人梦的形式与联想的微妙发展。每到小溪边散步时，必携同朋友五岁大的孩子，用箬叶摺成小船，装载上一朵野花，一个泛白的螺蚌，一点美丽的希望，并加上出于那个小孩子口中的痴而诘的祝福，让小船顺流而去。虽眼看去不多远，就会被一个树枝绊着，为急流冲翻，或在水流转折所激起的漩涡中消失，诗人却必然眼睛湿蒙蒙的，心中以为这个三寸长的小船，终会有一天流到两千里外那个女孩子身边。而且那些憔悴的花朵，那点诚实的希望，以及出自孩子口中的天真祝福，会为那个女孩子含笑接受……诗人所住的小房间，既是那个善于吹笛唱歌女孩子住过的，到一切象征意味的爱情依然填不满生命的空虚，也耗不尽受抑制的充沛热情时，因之抱一宏愿，将用个三十万言小说，来表现自己。两年来，这个作品居然完成了大部分。有人问及作品如何发表时，诗人便带着不自然的微笑，十分郑重地说：「这不忙发表，需要她先看过，许可发表时再想办法。」绝不想到这个作品的发表与否，对于那个女孩子是不能成为如何重要问题的……（引自沈从文〈二黑〉，见《生之纪录──沈从文随笔》，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