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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微茫度余生——张充和与傅汉思

发布: 2010-9-17 09:31 | 作者: 岚枫



       记取武陵溪畔路,春风何限根芽,人间装点自由他,
       愿为波底蝶,随意到天涯。
       描就春痕无著处,最怜泡影身家。
       试将飞盖约残花,轻绡都是泪,和雾落平沙。
       ——张充和《桃花鱼》
      
       2004年,秋,北京。
      
       9月12日,这一天的中国现代文学馆,一场书画展正在热闹上演,前来的宾客很多,有一些还颇有声名,有著名的语言学家周有光,有作家王蒙,还有老舍的女儿舒乙和沈从文的儿子沈虎雏,他们都代表自己过世的父亲前来。
      
       展厅的入口处贴着一张黑白相片,那应是许多年前照的,相片上的少女还是三十年代的打扮,一袭旗袍,一头乌黑的发编成两条发辫垂直落在胸前,可是极美,少女闲坐在蒲草团上,微微侧头,笑容清淡似空谷兰花。
      
       秋阳的光影缓慢滑过相片,静静落在相片的主人身上,昔年的红颜少女如今已经满头银霜,可她的笑容没有变,她穿着精致的旗袍端然立在门口,一笑之间有着兰花一般的清淡宁和。她会叫人很轻易便忘了她的年纪,已经九十岁的她,笑起来却仍保留着上个世纪名门闺秀的蕴藉,比现在的年轻女孩子,她美太多。
      
       老人名叫张充和,是今天书画展的主人,她是著名汉学家傅汉思的妻子,是昆曲名家顾传玠,语言学家周有光,文学家沈从文的姨妹,出身名门的她,被称作“最后的闺秀”,可她的一生却绝不是靠男人来成就的,擅昆曲,能作诗,善书法,会丹青,“琴棋书画”皆精的她现任耶鲁大学艺术系的教授。
      
       她不会像藤萝一样依附于男子,包括她的亲人,毛笔一支,昆曲一折,她悠游于世,靠的从来都是自己。
      
       1914年,这一年的夏天格外漫长,闰五月二十日,上海法租界的一栋别墅里,传来婴儿响亮的啼哭。
      
       接生娘娘高兴地喊:“生了,生了,太太,生了。”
      
       她把孩子抱给精疲力尽的产妇看,那个叫陆英的女子努力睁开被汗水泡肿了的眼,吃力地问:“是儿子么?”
      
       接生娘娘道:“是位千金。”
      
       陆英的眼瞬间黯淡下去,她深深的失望,在这个孩子诞生之前,她已有了三个女儿,元和,允和,兆和,她谨切地盼着能为丈夫张冀牗生一个儿子,为合肥张家诞下传人。可惜,她的希望又一次落了空。
      
       父亲张冀牗也微微的失望,不过,他很快便想开了。在合肥那些世家子弟里,张冀牗是极开明的人,他深受新风潮的影响,对待女儿和儿子远没有时人那么泾渭分明。他为这刚出生的孩子起了个名字,叫充和。同她的三个姐姐一样,充和的名字里也有“两条腿”,张冀牗希望女儿们不要再困守在闺房里,都能走得更高更远。
      
       张冀牗给女儿们起名字,从来都不用“红,香,绿,玉”这类脂粉气的俗字,张家女儿的名字都明朗而生气盎然,不过那时候,他没想到,这个最小的女儿会走到地球另一边。
      
       出生八个月后,充和被过继给了叔祖母识修,她是李鸿章的四弟之女,当年,张家的祖爷,充和的曾祖父张树声因为协助李鸿章平叛太平天国而功勋显著,李鸿章不仅升迁了他的官职,让他一路官至江苏巡抚,安徽巡抚,两广总督和直隶总督,还做主把自己的亲侄女嫁给了张树声的二儿子张华珍。
      
       但,识修并不是有福的人,丈夫和孩子都悉数早亡,大悲大恸之后,她开始学佛,向佛祖寻求慰藉,《红楼梦》里的李纨至少还有儿子贾兰相伴,而她的余生,独守在青灯古佛前。
      
       充和的到来,像一道阳光照亮了叔祖母识修寂寞的晚年。在充和身上,识修投注了全部精力,她严格地为充和挑选老师,花重金请了考古学家朱谟钦当她的塾师,还另请了一位前清举人专教她诗词歌赋。
      
       从六岁到十六岁,充和每天都在书房呆足八个钟点,从上午八点到下午五点,只有一个钟头的午餐时间,每隔十天,她才有半天休息。她的课本有《汉书》《史记》《左传》,四书五经,唐诗宋词,跟着博学的先生,她熟读了中国的经典。
      
       识修祖母一心一意想把她培养成名门淑女,而天资聪颖的她也没有让祖母失望,三岁诵诗,六岁能背整篇的《千字文》和《三字经》,未及十岁,便已会联诗对句。
      
       在合肥张家的深宅大院里,充和静静地长大,没有同龄的兄弟姐妹可以一起玩耍,没有母亲的娇宠疼爱,她跟着庄严肃穆的祖母,养成了清冷的性情。她成长的十年间,一战,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整个中国都在急剧地变化,而她的世界却始终如一,一册古书,一支毛笔,遗世而独立。
      
       下了课,她总喜欢呆在藏书楼里,那儿很静,有数以千计的书卷,有一些因为久无人翻阅而布满尘埃,纸张变得又脆又黄,手一碰就会开裂。她在那些故纸堆里翻到过《桃花扇》,《紫钗记》,还有《牡丹亭》.
      
       她很爱读这些作品,尤其是《牡丹亭》,十三岁的她独自坐在藏书楼里,孤零零读着“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似这般都付于断壁残垣”,窗外高高的院墙上有一道深黑的裂缝,她觉得“我仿佛有许多不能告诉人的悲哀藏在那缝里面。”她全然懂得杜丽娘深闺的寂寥。
      
       她十六的那年,祖母过世了,父亲将她接了回来。那时,张家已从上海搬迁到了苏州九如巷,她的母亲早在七年前就过世了,在她身后,多了五个弟弟。
      
       她进入父亲创办的乐益女中念书,乐益女中由张冀牗独资创办,张闻天,柳亚子和叶圣陶都任教于此,张冀牗也成为了当时知名的教育家,张家姐妹悉数就读于此。
      
       重回家人身边后,充和很快便发现了,她远没有三个姐姐“摩登”,她不懂“科学”与“民主”,加入不了她们高谈阔论的圈,姐弟几个一起踢球的时候,她不懂规则,只能做守门员,她的姐姐们都是西式教育下的民国小姐,而她却像晚清的闺秀,不喜嬉闹,不愿出头,静默地读书,习字,写文。
      
       父亲是个昆曲迷,常请曲家来家中教女儿们拍曲,她才头一次晓得,原来她读过的那些戏文是可以唱的,在父亲的影响下,四姐妹成立了幔亭曲社,她与长姊元和同演一出《惊梦》,她饰杜丽娘,而长姊是柳梦梅。当杜丽娘在台上徐徐甩开一抹水袖,柳梦梅一个折身一个回眸,悠悠唱开“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合肥藏书楼里的《牡丹亭》仿佛活转过来,在她面前徐徐展开一个绮丽的世界。
      
       她幼年时对昆曲萌生的一点兴趣,至此蓬勃生发,“我总是能在很长的戏里一下就认出我读过的一幕,或在一个唱段里认出我熟悉的词句,这种熟悉的,似曾相识的感觉引我入了昆曲的门,”从此,昆曲雅正的“水磨腔”悠悠伴随了她一生。
      
       十九岁那年,她去北平参加三姐兆和的婚礼。兆和嫁的男子名叫沈从文,之前,他来苏州拜访过张家,姐弟们都围在炭火炉边听他讲故事,这来自湘西大山里的小说家有着一肚子故事,越说越兴奋,忘了时辰,张家姐弟们都困极了,却不得不出于礼貌硬撑着,充和在迷迷糊糊中听到沈从文叫“四妹,四妹”,睁开眼时,极为不高兴,心想“你胆敢叫我四妹!还早呢!”
      
       但她后来却成了张家姐弟中与沈从文关系最好的人,她很钦佩这个只有小学文凭却能写一笔好文章的姐夫,亲切地叫他“沈二哥”,沈从文访美的时候,她用西洋式的礼节吻他的头,沈从文去世的时候,她写的悼词,“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她隽永的书法与这段话相得益彰,被公认为对沈从文一生最好的概括。
      
       从少女时代起,她便在情感上显出清洁的理性,她不喜一个人时,她是冷漠的,而她喜欢一个人时,便极为温和亲善,她的喜与不喜,泾渭分明。
      
       兆和与沈从文成婚后,居住在了西城达子营,那是一座北平最典型的四合院,站在院中仰头,可看到头顶四角的天,在多雨的江南,她从未见过这么澄澈高远的天, 她决意留下来,报考北京大学。
      
       当时,北大的入学考试需要考四科,国文,历史,数学,英文。她没有学过数学,学英文也刚刚两年,沈从文和张兆和都劝她补习一年再考,可她淡淡一笑,不改初衷。
      
       她不想沾在北大任教的姐夫的光,用了“张旋”的化名报考,弟弟的朋友,一位在宁夏的中学校长,为“张旋”开了一张高中文凭。
      
       那年的作文题目是《我的中学生活》,她写得文采斐然,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胡适,看到她的作文,便说:“这学生我要了!”,她的国文毫无争议的得了满分,虽然她的数学只得了零分,北大也规定,“任何一科是零分,都不能录取”,可她因为国文成绩优异,最终被破格录取。  
      
       这件事在北大轰动一时,还上了报纸,但她只呆了三年便患病休学,朋友们都很惋惜,胡适还专门找到她,劝她不要放弃。
      
       可她自己似乎不在乎,考入北大时,她也只说是“糊里糊涂便进了”,出了北大,她也不觉得多遗憾。尽管当时有胡适和钱穆教思想史,冯友兰教哲学,闻一多教古代文学,刘文典教六朝和唐宋诗,可她却觉得北大的气氛并不适合她,不是一个能叫人静下心来读书的地方。
      
       她对激烈的政治活动不感兴趣,“有好多我不了解的活动,像政治集会,共产党读书会等”,更乐意将时间花在她喜欢的昆曲上,当时清华有位专业昆曲老师每周一次开讲座,她期期不落。
      
       有时候,她也和在清华读书的弟弟宗和一起,参加一些曲友间的小型演出,纯属自娱自乐,“我喜欢昆曲音乐,喜欢和志同道合的曲友同乐”,但她不喜欢登台演出,“在这方面,我和我的姊姊们不一样,他们喜欢登台演出,面对观众,而我却习惯不受人打扰,做自己的事。”
      
       在苏州养了一段时间的病,之后,她去了南京《中央日报》,担任副刊《贡献》的编辑,发表了一些小说,散文和诗歌, 1937年,抗战爆发,她随三姐兆和一家流寓西南,当时沈从文入联大教书,帮她在教育部属下的教科书委员会谋得了一份选编散曲的工作。
      
       战乱中条件艰难,充和寄居在姐姐家中,房间极小,她用木板架在四个煤油桶上充当书桌,一应的吃穿用度和她在合肥和苏州不能比,不能再当大小姐了,她并不挑剔物质的匮乏,唯一挑剔的是笔墨纸砚,“我不爱金银珠宝,但纸和笔都要最好的。”
      
       她的小屋很快成了音乐爱好者的聚居处,她自己能吹笛,有人会弹琵琶或古筝,便与她应和,人们都喜欢她屋中和谐的气氛,小屋里也时常飘出欢悦笑声。
      
       流亡生活并没有湮没她的艺术光华,她的昆曲唱得愈发好了,当时在西南联大念书的汪曾琪听过她的演唱,“她能戏很多,唱得非常讲究,运字行腔,精微细致,真是“水磨腔”。我们唱的“思凡”、“学堂”、“瑶台”,都是用的她的唱法(她灌过几张唱片)。她唱的“受吐”,娇慵醉媚,若不胜情,难可比拟“,后来她到重庆,任职于国立礼乐馆,梁实秋赞她:“国立礼乐馆的张充和女士多才多艺,由 我出面邀请,会同编译馆的姜作栋先生,合演一出《刺虎》,唱做之佳,至今令人不能忘。”在重庆,她主演的一曲《游园惊梦》轰动了整个文化界,她应邀去张大千家聚会,一曲《思凡》让张大千大加赞赏,画了两幅小品为赠。 一为仕女持扇立芭蕉下背影,暗寓她演戏时之神态。一为水仙花,象征她演《思凡》时之身段。均题上款曰“充和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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