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平生行已在怀，犹应可寻，
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叶企孙
1995年，清华，第三教学楼。
清华的学生一般称这栋楼为“三教”，这一年的四月，三教楼内多了一尊铜像，为了修筑这尊铜像，海内外有一百二十七位知名学者联名上书，其中的一些，已经白发苍苍的老人。
这一年，距离铜像主人的去世已经整整十八年了，人们说得出李政道，钱学森，华罗庚的名字，却没有人再记得他是谁。可其实，他比他们更值得被人铭记，因为，没有他，就没有他们的今天。
他叫叶企孙。
他出生于1898年，上海人，13岁那年，他考入清华学堂，成为其第一批学生。同那个年代的大多数清华学生一样，他的家庭是典型的书香门第，他的曾祖父精修理学，编纂过《同治上海县志》，他的祖父官至五品，是国子监薄街，他的父亲是晚清末年的举人，担任过敬业学堂校长，清华学堂国文教员、上海教育会会长等职，分纂了当时的上海县志。
他原名鸿眷，自幼父亲便对他教养严格，他读了相当多的古书，《诗经》《礼记》《左传》……，这些他都读过，他“敏于行，讷于言”的性格应是经史子集的潜移默化。他的父亲亦不是那种固步自封的旧式文人，十分推崇西方科学，“既重格致，又重修身，以为必以西方科学来谋求利国利民，才能治国平天下”，在父亲的影响下，他便在1911年报考了原为游美学务处的清华学堂，成为了清华的第一批学生。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华学堂停课，他转读于江南制造局兵工中学，1913年夏，清华学堂在上海恢复招生，他改名为叶企孙报考，被再次录取。
叶企孙入学后不久，就在日记中写道：“惜光阴，习勤劳”，他以此鞭策自己。在清华，他是极勤奋的学生，博览群书，天文，地理，算术，文学……，一一涉猎，并写下详细笔记。那段时间，他深入研读了许多中国古籍，吟诗作赋时常常妙语天成，他路过南唐名胜滁州时，曾即兴赋诗一首：“车出绕滁州，云阴特地愁。传闻今年熟，家家酿美酒，”颇有晚唐五言绝句的风致。
不过，他更感兴趣的是自然科学，从那时起便开始写了学术论文，《考证商功》，《革卦解》，《天学述略》，《中国算术史略》，后三篇都发表在当时的《清华周刊》上，他还与国内外不少出版机构建立了经常性的学术联系，比如商务印刷馆，比如美国的《科学》杂志。在学术一途，年少的他就以有了不凡天赋。
1915年，他与同学一起创立科学会，这是清华校史上第一个学生团体，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科学社团。他为科学会拟定了详尽的章程，宗旨和工作计划，他亲手拟订会员守则是：（一）不谈宗教，（二）不谈政治，（三）宗旨忌远，（四）议论忌高，（五）切实求学，（六）切实做事。
他似乎是一个天生的无神论者，他反感宗教，在参加清华外籍教师的葬礼时，牧师借机大传教义，他表现出厌烦的情绪。
他也不喜欢政治，整个清华求学期间，他最有兴趣研究的是培根的科学方法和赫胥黎的进化论，他笃信自由之精神，觉得应当事物应遵照其自然规律发展，不应被政治与人的私欲所左右。
他引导着科学会务实的前进，他规定，科学会每两周便举行一次科学报告会，由会员轮流作报告，报告选题极广，如天演演说，苹果选种，煤，无线电报设备，测绘法，等等，都有涉及，报告的学术价值不亚于今天任何一所大学的科学讲座。
那一年，他十七岁，少年的眼中，充满蓬勃生气。
1918年，他从清华毕业，留学美国，先入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后来，又去了哈佛大学读博士，他的导师是获得过诺贝尔物理奖的布里奇曼。
他的第一个研究课题，是用X射线短波极限法精确测定基本作用量子h值，不到一年，他便成功得到了实验成果，并在美国《科学院院报》和《光学学会学报上》发表，很快被国际科学界公认为当时最精确的h值。
这一数值被国际物理学界沿用了16年。
那一年，他二十三岁，开始在学术界展露头角。
两年后，他毕业，他的博士毕业论文是液体静压力对典型的铁磁性金属铁、钴、镍磁导率的影响，他在这个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成就，在当时的欧美学界引起了轰动。
他学成归国，受聘于东南大学的物理系，又过了两年，在他二十七的那一年，他回到了母校清华，成为了清华大学物理系的系主任。
那时，清华物理系刚刚创建，只有他一名教授，并两名助教，学生的人数少得可怜，第一届学物理的有四个人，第二届只有两个人，第三届只有一个，作为首任系主任，他面临着“一穷二白”的艰难局面。
但他并没有知难而退，没有教授，他亲自主讲，他的学生回忆：“从一年级到二年级，到三年级，都是他一个人教的，所有的课都是他一个人开。”
他是个非常严格的老师，在西南联大时候，李政道是他的学生，期末考试的时候，尽管李政道的卷面分只扣了两分，可是他只给了李政道83分，因为他的课程考试分数由两部分组成，理论考试满分60分，实验考试满分40分，他扣了李政道的实验分，理由是“你的实验做得不认真。”他承认李政道的天赋，特许李政道不来听他讲授的理论课，“因为你看的书比我的更高明，”可是，他必须让这个年轻的孩子知道，理论的基础是实验基础，在物理这门学科上，再聪明的人，亦需沉下心来，脚踏实地。
许多年后，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李政道回国，在他的亲属那里看到了当年的试卷，“李政道：58+25=83”，他批得一丝不苟，泛黄的昆明土纸上，仿佛还留着当年西南联大的气息。
可是，他的严苛只在于学术，对学生，他爱护有加。
李政道是他一手选送去美国的，那一年，李政道才刚刚十九岁，在清华物理系念大二，离毕业还有两年，并没有资格去留学，可他破格选派了李政道。11年后，这个穿着短裤去办护照的少年成为了中国首位诺贝尔奖得主，他说：“叶老师决定了我的命运。”
他有一位学生叫王淦昌，暑期的时候，王淦昌没有钱回家，他知道了，找到王淦昌说：“我给你钱，回家去吧。”他还说：“以后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来找我。”这句话他几乎对每一位学生都说过，后来，“找叶先生去”成为了学生们遇到困难时的口头禅。后来，得他关照过的王淦昌成为了中国的“两弹一星元勋”，被誉为“中国核武器之父”，“中国原子弹之父”，王淦昌一生都铭记着他。
他还有一位学生，入学考试的时候，文史哲都极是优秀，数理化却考得很差，可他偏偏不愿读国文系或历史系，反而执意读物理，物理系的教授不愿意接收他，他找到了叶企孙，叶企孙破格录取了他。这位学生就是钱伟长，他后来成为了著名的物理学家，奠定了中国近代力学的基础。
他亦是非常称职的系主任，他的学生回忆，物理系建系之初，殊无名气，“不是他想一个人单枪匹马．是他想请人家来，人家不来，也请不到”，然而，在1926年到1937年，他先后聘来了熊庆来、吴有训、萨本栋、张子高、黄子卿、周培源、赵忠尧、任之恭等一批学者，清华物理系在他的执掌中渐成气候。
他聘任了吴有训，给吴有训定工资的时候，他把这个刚入校的普通教师定得比自己还高，后来，他引荐吴有训接替自己的物理系主任一职。四年后，他又力主吴有训接替自己的理学院院长一职，那时，他还正当盛年。
他聘任了周培源，周培源刚到物理系的时候，只有9名学生选听他的课，一个学期下来，只剩下了一名学生，这门课不得不停开。他宽容了周培源，没有解聘，没有见责，他的尊重一如既往。后来，周培源成了公认的名师。
他还聘任过一个人，这个人只是个初中生，还是个残疾人，是他力排众议，聘任这人做了算术科的教员。他还把这人送去了英国剑桥大学深造，还安排了周培源一路护送，照顾这人的腿疾。这个人就是华罗庚，后来成为了享誉中外的数学家，他说：“我一生得叶老师爱护无尽。”
在他执掌物理系的那些年，清华物理系蒸蒸日上，渐成气候，他的学生人才辈出，钱学森，钱三强，王淦昌……这些后来声名赫赫的人物，都是他的弟子，国家的“两弹一星”元勋中有9位是他的学生，2位是他学生的学生，还有两位的事业也与他有着密切的关系。
做系主任，对他而言，其实是一种牺牲，以他的才华，若是沿着学术的道路走下去，不会逊色于他的学生，但他还是放弃了，若是没有他，中国的近代科技终将是另外的样子。
在清华的时候，他还做了两件事，一件是1929年亲手组建了清华理学院，其中包括算学、物理、化学、生物、心理、地学6系，工程学系也附属其中。
他说，举凡出人才的地方，必是科学文化最盛行、科学土壤最肥沃、科学气氛最浓厚之地。比如欧洲的哥廷根、慕尼黑和美国的芝加哥。
他立志将他执掌的学院耕耘成中国科技的沃土，"除造就科学致用人才外，尚谋树立一研究科学之中心，以求中国之学术独立。"
他确实做到了，无数种子由此萌芽，终成大树。
还有一件事，是他在清华推行教授治校。彼时的清华，隶属北洋政府，实行的校长专权，“校长多为官员政客，既无多少学问，更不懂管理，且校长更替十分频繁，严重影响了教育教学工作的正常进行。”
1927年，清华成立了教授会和评议会，他在次年被选为评议员。那一年，他刚刚二十九岁。回清华已有两年，他决意要改革清华的官僚体制，在他的领导下，由年轻归国教授组成的清华“少壮派”开始崛起，他们成功驱逐了不合人心的官派校长，废除了保守僵化的董事会，在他的推动下，教授会和评议会成为了清华的最高权力机关，后来，南京政府也不得不放弃官派校长，北伐胜利后，还专程派人请他去商讨清华校长的人选事宜。
从此，清华不再受制于官僚，校长也不再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各科系都推选教授进入评议会担任评议员，凡学校章程、条令审核、学科废立、课程设置、教师审聘、预算决算等重大事项，必须经过评议会的讨论，决定后方可执行。
从1929年至1931年的两年间，清华没有官方委任的校长，纯粹由教授会代表全体教授治校，当时教授会的宣言是：“清华并非行政机关，学校完全可以超出政潮，独立进行。”
许多年后，清华校史的研究者给了“教授治校”极高的评价——
“教授治校，说白了就是拒绝外行人进入学校管理层，把不懂科学、不闻学术、不谙教育的人扫地出门，它防止了旧制度下官僚体系对大学教育的侵蚀和破坏，同时把学校的行政权作分散化处理，形成相互制衡的机制，在保障高等院校的民主办学、民主管理，保证学校的独立、学者和学生的思想自由，以及激发创造力方面，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平津沦陷后，清华，北大，南开等著名高校纷纷南迁，这一年的八月，他随清华师生秘密赶赴天津，准备转道南下。
在等船的间隙，他感染了伤寒，不得不住院治疗，病中，时任清华校长的梅贻琦发来电报，让他留守天津，组织人员接待从天津转道南方的清华师生。他留了下来，出院后驻进了天津“清华同学会”，一面疗养，一面主持接待事宜。
他的助手名叫熊大缜，食宿接待，买船票，送站等繁琐事务都由熊大缜负责。熊大缜是他的学生，是1931年考入清华的。出身书香门第的熊大缜极为聪敏，又与他是上海同乡，很快，便赢得了他的欣赏，他们的师生关系极为融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