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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向来萧瑟处——叶企孙

发布: 2010-9-17 09:20 | 作者: 岚枫




       
       清华的师生陆续南下,不久,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长沙组成了临时大学,他完成了留守任务,打算带着熊大缜离开天津,赶往长沙,然而,战火绵延,临时大学又从长沙搬走,前往昆明,于是,他决定搬到了昆明,组成了临时大学。
      
       他完成了留守任务,然而,熊大缜却突然告诉他:“我要走了,我要到冀中区去,帮助那里的人们武装抗日,那里需要科技人员。”
      
       消息太过突然,他极惊讶,问:“谁介绍你去?”
      
       熊大缜说:“一位姓黄的,事情紧急,我这几天就要动身。”
      
       他并不赞成他去,这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把战争想得太过天真,以为有一腔热血便可所向披靡,“但因事关抗日,吾无法极力阻止,也没有什么理由可以阻止他”,他自己也知,国难当头,他不能浇灭一个热血青年的报国热情。
      
       熊大缜离开的时候,他送到门口,“没有看到带路的人”,望着熊大缜离去的背影,他心里有了隐约的担忧,他在日记中写:“约有十余天,神思郁郁,心绪茫然,每日只能静坐室中,读些英文小说,自求镇定下来。”
      
       他一直不知道熊大缜在冀中区做什么,直到这一年的端午节,熊大缜回来看他,他才知道熊大缜去了吕正操麾下。
      
       吕正操原是张学良的旧部,后来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在冀中地区创建了第一块平原抗日根据地。当时的冀中军区极需武器弹药,特别是无线电收发设备,于是,熊大缜抵达冀中后,很快便被任命为了冀中军区供给部部长,并着手筹建技术研究社,进行烈性炸药和短波通讯工具的研发。
      
       他尽可能地帮熊大缜,他搜购一些制备雷管和炸药所需的军用物质,并先后介绍了汪德熙,阎裕昌,李广信等一批清华师生去冀中军区参加“技术研究社”。在他的帮助下,他们成功研制出了一种含TNT烈性炸药的地雷,在保定方顺桥附近将日军机车车头炸得粉碎。
      
       这种地雷在冀中平原得以广泛运用,在电影《地雷战》,《地道战》中都曾表现过它的威力,但它并非如电影所说的那样,是由农民土法研制,而是来自“技术研究社”的爱国知识分子,平原本是游击战最不利的地形,但冀中平原因为有着地雷,让日军闻风丧胆。熊大缜和他的同仁们创造“二战”史上的奇迹。
      
       但是,没有人再记得他们。
      
       1939年,国共关系恶化,熊大缜被怀疑是国民党特务,在未经核查的情况下,秘密逮捕,与熊大缜同时被捕的,还有来自清华,燕大等各大高校的180余名青年知识分子,这些人都被严刑逼供,有人四肢全断,惨不忍睹。
      
       他们被逮捕期间,弹药不能制造,导致冀中军区官兵在一个时期只能手拿着空枪,把秸秆塞在子弹袋里作战,这一秘密被敌人知晓后,引来了敌军疯狂进攻与扫荡,抗日根据地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
      
       那时,叶企孙已经离开天津抵达了昆明,并在西南联大开始了特种事业的研究生涯,他一听说这个消息,便立刻写信请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朱家烨设法营救,他还找了与中共亲近的陶孟和,请其设法向周恩来反映,到1940年1月,在各方面的压力下,这批爱国青年终于得到了释放。
      
       可是,他没有等到熊大缜的生还,熊大缜早在前一年的七月便被处死,这位他最亲密的学生死得极为凄惨,是被人用石块活活砸死的。
      
       他没有说什么,只是总会想起他来,1947年6?月23日,他在日记里写“今日是旧历端午节。每逢端午,吾想到大缜。九年前的端午,他从内地回到天津,那是一个surprise。谁知道以后的事多么可悲。近几天在读《白石道人歌曲》,看到他的‘五日凄凉心事’句,更增悲痛。”
      
       那时候,他并不曾想到,有一天他会因为熊大缜,遭受同样的厄运。
      
       西南联大时期,他担任过一段时期的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但最终又辞去职务,回到了清华,他替梅贻琦代理过一段时期的清华校长,抗战胜利后,在复校后的清华,他的威信仅次于梅贻琦。
      
       1949年,梅贻琦离开大陆的时候,曾劝说他一起走,在南边重建清华大学,那时,他还得到了美国一个基金会的资助,可以去哈佛或者麻省理工做研究,可是,他都放弃了,没有出国,也没有随梅贻琦南飞,他留了下来。
      
       建国后,他还担任过一段时间的清华主任委员,代理校长事务,一直到1951年。
      
       1952年,随着高校院系调整,清华的文学院,法学院,理学院并入北大,他也被调入北大物理系,他不再掌有校务委员会的实权,成为一名普通教授。
      
       已经没有人再记得他是谁,他登台讲授课程的时候,年轻的学子们在台下仰脸看他,没有人知道这白发苍苍的老人便是当年一手缔造了清华理学院,培育了无数英才的人。
      
       但他并不在意,他对权力并无兴趣,与他共事过许多年的同事评价他:“性温口讷,“似不能言者”,且有牢固的自由、独立思想,原不适于寄身“仕”位。”他虽长期担任清华理学院的院长,也曾几次代理校务,但也只是时势使然,长期搞行政工作,其实不是他的愿望。
      
       他安静地教书育人,直到文革。
      
       1968年,作为张学良的副官,吕正操被逮捕,由此,熊大缜一案又被故事重提,他被牵连,被“吕正操专案组”作为国民党C.C.特务逮捕。
      
       在狱中,他经受无止休的审讯,他写了八次“笔供”,交代与熊大缜的关系,交代自己从事的“特务活动”。可其实,他一直是个无党派人士,当年在重庆担任中研院总干事的时候,身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的朱家骅不止一次拉他入国民党,他都拒绝了,他一生都不问政治,又怎会是什么特务。
      
       他所有的“交待”,其实只有一句“我是科学家,我是老实的,我不说假话”。
      
       幼年时,他跟随他的父亲读书学文,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不折不弯,坚忍刚直,他的性情温润如玉,却始终保持着君子正直的品行。
      
       他的交待中,始终没有牵扯过任何人。
      
       他在狱中呆了整整一年半,出狱后,他仍被红卫兵组织隔离审查,那时,他已是七十岁的老人。
      
       他的精神出现了问题,他有了严重的幻听,总觉得电台在监听他,他对侄子说,“他一举一动都有反映,他喝一口茶,电台就说他喝茶不对;他走出门,电台就叫他马上回去”,他还说,电台一定有一套类似雷达的侦察系统,可以看见他的一切行动。
      
       他的侄子悲哀地看着他,说:“你是学物理的,你知道电波透不过墙,根本就没有这种事,是幻觉。”
      
       他说:“有,是你耳朵聋,听不见。”
      
       说完他还笑了,他已经忘却了年轻时代曾有过的辉煌,像个孩子一样笑起来,他为自己的耳朵灵敏度高而骄傲。
      
       而他的侄子,缓缓流下了泪水。
      
       之后他又一次入狱。出来时,已身患重病,小便失禁,双腿肿胀得难以站立,整个身子弓成了九十度。
      
       他的罪名并没有解除,1975年,他被解除“隔离”,但仍然“只能老老实实,不能乱说乱动。”
      
       他的学生冒险去看他,他住在一间低矮破陋的宿舍里,小小的单人床上堆满书籍,“先生坐在一张旧藤椅上,双脚浮肿,不得不搁在凳子上,我问他晚上怎么睡,他说就这么躺在藤椅上。”
      
       有人在中关村一带看到他,他精神已经完全失常了,经过店铺小摊,他伸手向摊主索要两个虫咬过的小苹果,边走边嚼。
      
       如果遇到学生模样或教授打扮的人,他伸手道:“你有钱给我几个。”
      
       他伸出的手枯干如槁木,所求不过三五元。
      
       看到他的人说,那一年,北京的冬天格外寒冷,他穿着一双豁口的破棉鞋,在街头慢慢地走,没有人知道他要去哪里。
      
       可有时候,他却很清醒,有一次钱三强在中关村的马路上偶遇到他,“一看到老师呢,就马上跑上去跟先生打招呼,表示关怀,先生一看到他来了,马上就说,你赶快离开我,赶快躲开,以后你见到我,再也不要理我了,躲我远远的。”
      
       那时,钱三强当时是二级部的副部长,是负责原子弹工程的,他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最忌讳同那些政治上有问题的人来往的,他生怕钱三强被他牵连。
      
       就算在神志不清的时候,他也下意识保护着他的学生。
      
       曾经,他的处境还很好的时候,三年困难时期,担任政协委员的他有权到内部商店买东西,“学生们都没有东西吃,他就把能买的配额都买了苹果,放在家里,来的学生就一人送四个,送完了,自己再去买。”
      
       当时,国家为了照顾著名学者,还给他们“特供”一些牛奶,但是,当他看到自己的学生
      
       有人患浮肿时,就把自己的牛奶给了学生,他说:“ 我没有什么可以帮助你们的,这点牛奶你们一定要喝下去。
      
       他终身未娶,年轻的时候,他专注于清华物理系的建设,抗战时期,清华南迁,更是无暇顾及,等到清华复员,颠沛流离的生活终于结束,那时,他已年近五十,有人给他介绍对象,他因为年纪,回绝了对方。
      
       这一生,他没有自己的子女,只有学生。
      
       两年后,在北大做教师的张之翔骑着自行车,在校外的一所公寓中找到了他。
      
       张之翔回忆说:“他已经不认识我了,我说我是张之翔阿,他说哦哦,坐坐。他坐在藤椅上,就给我看,这个腿,两个腿肿得很厉害,走不了路。他也没有牢骚,很平静的。可是人已经不像个人形了。我也没有多少好说的,我说先生多多保重,我就,我就…” 
      
       说到这,也已是白发老人的张之翔,泪流满面。 “…我就离开了,以后再也没有看到他”。
      
       张之翔是最后一个见到他的学生,她的侄子说,他从没对任何人讲过自己的悲惨,“他的看法好像是世界上和历史上冤枉的事情很多,没有必要感叹自己的人生。”
      
       在他去世前的那段时间,他的精神分裂似乎有了一些好转,他坐在旧藤椅上,静静读些古诗词和历史。
      
       1977年1月13日,他去世。钱临照去看他,他取出《宋书》来,翻到范晔写的《狱中与甥侄书》中的一段:“吾狂衅覆灭,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然平生行已在怀,犹应可寻,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很悲凉的一段话,这大约是他唯一一次向人陈说他的苦痛,但,他仍然没有抱怨,只是渴望,渴望着有人“悉知”他不是罪人。
      
       他一直都很平静。
      
       很多年前,他没有随梅贻琦登上蒋介石的飞机,留在了清华,陈毅先生来看他,他们在清华园里合影,陈毅在照片背面签下自己的名字,送给了他。
      
       那天下午,他接过照片,也是这般平静的坐在书房里,没有欣喜若狂,没有受宠若惊,秋阳静好,轻轻落在他的肩。
      
       他并不觉得权贵赠照值得夸耀,就像他亦不觉得苦难与冤屈需要一再怨恨,他的一生,始终保持着君子之风。
      
       二十年后,他在窗边读《宋书》,阳光一如二十年前,轻轻落满他一身,他还是那样平静,仿佛一切都不曾发生。
      
       参考——
   《中研院那些人和事》 岳南
   《中国科技的基石》
   《叶启孙,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奠基人》 人物杂志
   柴静《我到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
   李政道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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