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猜我是谁？你猜。
一个汉子在十年后猛然打电话来，缠绵得像个娘子。十年前他消失于我视线时，豪爽如鲁达，话不投机半句多。然后他讲他的孩子六岁了。一切便豁然开朗：在尿布、奶粉搭建好人生轨道后，刚强的眼眶慢慢渗出绵羊的柔光。放上电话很久，我才知道他是个报信人，他在向孤魂野鬼报告阳世的消息。
如果当年事情顺利的话，我的孩子也应该有六岁了。我如今也坐在有DVD、有康佳彩电、有摩托车钥匙、有祖父遗像的房间内，翻看当地的报纸，打一个浑然不知的哈欠。我的内人大概坐在床边拿餐巾纸抹眼泪，嘴里不时咕哝出一句恶狠狠的话来：人家来例假了，你老娘也不肯洗衣服。我装作没听见，她又咕哝说没法过了，离婚。可是这样说有什么用呢，这些都在我掌握之中。就像一个人听久了要被谋杀的消息而永远健康一样，我自信着呢。我看着孩儿走过去，他一走过去，问题就解决了，内人连叹息都不会了。我想起来，在我小时候，母亲曾经离家出走过，当时父亲又要面子又急，是和母亲好的婶婶说，有你们这些孩儿在，她怎么舍得呢？果不其然，一刻钟不到，我母亲喊叫着杀回来。她喊：我还不是舍不得这些孩子，我还是舍不得你们这些孩子。
我距离婚姻最近的时候，是母亲把街边房子的三楼装修了。好像事情就这么定了，但是从现在望回去，这房子是装修给弟弟了。弟弟在这间已闻不到任何油漆味的房内，经历了两段婚姻，得一子一女。而我选择在一个下雨天，躲开我的奶奶离开县城。我的奶奶曾经搂着被窝走到我面前，斩钉截铁地说，你要是走，我就跟着你走。我说，我去打工你跟着干什么？我奶奶说：我不管。
那是个下雨天，好像一排排省略号斜到身上来了。每当此时，爷爷总会跑到阳台上，像母牛一般叫唤，我回头就看到他手里伸着一把雨伞。那黑雨伞他用了很多年，伞骨断了几根，我总是嫌丑，扎到雨里扬长而去。可他早死了，我孤伶伶地背着两条内裤去了火车站。一个人26岁了，父母想管管不太住，他们相信我只是出去看看，就像前一次一样。前一次我去了天津，吃了几顿城市里的饭，感受到沿水泥壁而下的寂寞，灰溜溜回来了。对于父母来说，拿破仑没被巴黎接纳是再幸福不过的事情。我走到车站，脚蹬着湿漉漉的袜子和皮鞋，感到自己离开的幸福，是一种可耻的幸福。
远山青黑，山脚下的铁轨空无一物，我以为列车不会停下，或者已经开走。
这是一种强迫症，在我提前到达车站时，总是先怀疑车子已经开走了，或者它傲慢地不肯停下。庞然大物扑哧扑哧开来时，我匆匆向前跑，等待某扇门开启。实际上它们全部开了，然后又全部关了，在这半分钟的时间里，我一个人隆重地蹿进列车。
我气喘吁吁，惊魂未定，靠在过道铁臂上，等待普通话像山花一样开放。未来的日子，我在城市的单位和家乡通电话时，还是感到一种羞愧，好像这是一个不好的隐私。我等待普通话像山花一样开放，等待它汇聚成河流，擦过我的肉身，将我包围，将我认证。它们慢慢起来后，我安稳了一些，忧伤地看着窗外被浇得垂头的油菜花，觉得自己好像永远回不来了。
我本来只在目的地郑州待三天的，待了半年。本来只待半年的，待了一年半。县城的公安局还在给我发工资，还在宽厚大量地张开大门，容许我回去。大约后来这温存的单位自己也觉得仁至义尽了，将我作自动离职处理了。局政治处的电话打过来时，我失落了一下午，好像从此卒子过河。一年半后，我失魂落魄地离开郑州，但不是回到县城。我带着和一个郑州姑娘未遂的爱情流窜到上海。
这个时候，豪爽如鲁达的汉子开始守在产房门口。他大概把烟头都搓在皮鞋下，搓成黑泥条，时光漫长，无法等待，他的脑袋要游弋到别的女人身上。直到婴儿没有预兆地一声高啼，他才晃着脑袋醒过来，他感觉血液像电流穿越胳臂，他仓促地分辨自己的角色。爸爸，爸爸。
那个时候我站在高架桥下，看着水滴，像是从浩淼的太空滴下来，滴落在我的脸庞。我在那里慢慢等着一个人下班，他下班了，我这些行李就可以搬进去了。夜晚我倦缩在他的床上，和他聊些家乡的事情。我说：哥呀，你也不结婚，妈妈惦记着呢，像我的同学孩子都好几岁了。我说的时候没什么感触，他也没什么反应。我的哥哥好像连恋爱都不会谈。他好像就是个保护伞，他比我大四岁，我永远可以比他晚四年结婚。
可是现在回头一看，哥哥已经结婚好些年了。他32岁初恋，33岁结婚，和很多IT界的民工一样。那个时候，关于忙碌的现代工种，流传着一个笑话，说是一个经理利用工作当中少有的空闲匆匆跑到秘书那里求婚，可是秘书说，打铃，我们不是已经订了终身吗？
或许我当时说得那么无意，却也像是个报信人，一下把那个大龄程序员报醒了。他会不会摸摸裤裆，说还是有这个东西的，该结婚了。我的嫂子是幼儿园老师，没有比这更匹配的婚姻了。我在上海只待了半年，将走时去话别，他说他在淮海路。我在那条熙熙攘攘的街道走了很久，找到一家婚纱店，他和幼儿园老师正在亲密地看着价目表。大约是我哥哥说贵点，嫂子说便宜点。一旁的服务员戴领结，随时堆着笑容，弯腰鞠躬。我又是带着一桩未遂的爱情跑去了广州。到这时，我心里还存在着欲念，要像于连一样操贵妇，操到了过年衣锦还乡。可是当那样的事情真正来临时，我发现它不是什么光荣与梦想。我又觉得人长漂亮点还是好。
我逐渐习惯在莫名其妙的地方找个出租屋安顿下来，像只寒鸦在冬天的城市疲乏地飞起来。我像贩子汉摇着拨浪鼓走在路上，数一家家的发廊和拉面店。有时候一个礼拜的快乐只是因为看到一个意外的招牌，我养成了诵读招牌的习惯。我读着它们的名字，有时候会读到歪宗米皮、可烤可辣这样的奇迹，就像第一次看到路边写着四个寂寥而深远的大字：风炮补胎。
我逐渐不愿去记得那个下雨天。
那天，县城新铺的水泥路宽阔如湖，湖面上堆着牛屎一般的泥团。我坐在卡奔卡奔的三轮摩托上，看着冲向雨丛的青烟，心里诡异。路边的人民厂快倒闭了，职工宿舍绿色的墙壁还展示着最后一批知青的光辉，他们走到县城菜市场买菜时，确实像契诃夫说的那样长了六指。三轮车疾转入农贸街后，一排排破损的卷帘门严严地关着，这里没有人家。一批从乡镇来的人进军县城时，在这里买了房子，我家的房子是农贸街7号，门也关着。大家都嫌弃这里，这里把大家的身份暴露了。它们理应留给下一茬乡镇个体户。我看着门上并没有个黑毛笔写的7，我只看到别人的衣架立在我家门前。我在这里没有吃上自来水，自来水公司决定歧视时，家家户户跑到门后去挖水井，然后我和弟弟每天用水泵摇水。我摇一下杠杆，水抽上来一点，从导水管流到缸里一点，每次大约一小捧。可是缸那么大。我说，轮到你了。弟弟说，你还没摇到三分之一，还没摇到那根线呢。多年以后我读到加缪的《西西弗斯神话》时，像被击中了。我和弟弟还曾去帮父亲熬糖，我们把糖汁一勺勺舀到缸里，又把缸里的一勺勺舀到锅里。好像在重复抄写单词，好像A-B-A，无穷匮也。
我原谅了贪财的三轮车师傅，我没有要他应该找的一块钱。他们要是女的，搞不好就要被无良青年猥亵呢。我走进一条蒿草包围的泥路，跳过水洼，看到一个低矮的预制板门顶上写着三个绛红的字：瑞昌站。
我进去坐在蓝色塑料椅上，盘算着要是遇见熟人我该说些什么。你到哪里去？呵，我出去见外边同学，同学的爹死了。但是没有熟人，只有硕大的挂钟，白生生地走着。它走一圈又一圈，我坐着纹丝不动。可是这个人从此就要离开了，这个人一肚子的风暴、忐忑。有时候窗外传来摩托车声，他怕是弟弟找来了。看了几眼也不是。他拿起票走出来，找到一片推倒的砖墙，从那里走到站台了。
这些画面我讲了好多次，每次都掺杂着多余的自怜，而自恋又昭然若揭。今天是上班上到早晨了，死活睡不着，跑到这里像跑火车一样，把它们重新跑一遍了。今天要多讲的只是一种调料。它出现在那个下雨天之前的某一天。那天风和日丽，县城人的脸上有了喜色。我在早晨迷迷糊糊醒来，被接近于是未婚妻的女人支使起来，说是说好了去她姥姥家。
这个女人是我最后一个还为之写日记的人。在早先的某一天第一眼看上她时，我就喜欢上了她，阳具进入时几乎热泪盈眶，竟念世间有如愿以偿兹事。我和她穿过了城中心的红绿灯，走过新铺的水泥路，走到有很多树草的地方，走过护城河，汗，辣辣地从脖颈处冒出来。
我觉得这样的一次探访是也可也不可的事情，我走路也是也走也不走，好像漂浮在空气中，像发呆的天使。沿着明黄的土路飘了很久，她忽然问，带这么多东西不够吧。我摸摸口袋，还有几十块，说：不用回头了，前头找个小卖部吧。
找到小卖部时，路已经走到无可挽回的地步。而且小卖部也不开门，我找路人问，路人嘿嘿笑着小跑而去，不一会儿店主跑回来，掏钥匙开了门。我看到里边有个薄板木架，四格就放了几袋洗衣粉，几包劣质烟，一台黑白电视机歪躺在孩儿的摇窠里。我说：有什么糕点没有？
没有。店主歉疚地说。
那有什么酥糖没有？
没有。店主歉疚地说。
那有什么糖没有？
糖化了，只怕你不买。
那你有什么？
你自己看吧。店主拿出一个纸箱子，里边有盐、化掉的糖，还有十几袋王守义十三香。我找了个塑料袋，把十三香全部装进去了。女人大概也没什么可说的，跟着我走了。后来我们走到一个村庄，远远的来了两个老人，见到我像见到儿子，又像见到汉奸，又亲热又有距离，礼貌而矜持。
我说，姥姥，姥爷，这是孝敬您们的。
他们看了眼，一边伸手接，一边说讲这些礼，讲这些礼。
这本是件破事，但是我的妈妈后来每次都要讲。这件事在她那里，可笑程度大约和我小时拉屎在裤裆有得一比吧。她还没有对邻居开讲，自己就已经笑个不停。你说，你说……你说他买什么了。我说有什么可笑的，妈妈便正色道，送礼送十三香，真服了你想。
我现在已经不记得王守义十三香的仔细了，大概是黄色的塑料袋里包了很多粉末，袋口上有个圈圈，圈圈里有个老人的照片，戴着白色帽子，这大概就是王守义，就是回民吧。
现在人家的孩子也有六岁吧。
2008.8.20一口气写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