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厂长上任记》作为小说，自然是一种虚构。任何虚构都有背景，即当时的生活环境和虚构者的心理态势。当时我刚“落实政策”不久，在重型机械行业一个大厂里任锻压车间主任。
当时给我“落实政策”分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重新担任工厂的中层干部，另一方面还要在我身上落实“文学政策”。在“文革”中我之所以被打成牛鬼蛇神，是因为给厂里“一号走资派”写过报告和总结材料，被称为“修正主义黑笔杆子”，以前在文学期刊上曾发表过小说，凡“文革”前的小说当时大都被认为是“毒草”。而且就在“文革”最激烈的时候我还炮制了“全国知名”并“毒害过全国”的大毒草。那就是1976年初在复刊的《人民文学》第1期上发表的短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这篇小说很快“在全国批倒批臭”，被定性为“四上桃峰”、“宣扬唯生产力论”、“为右倾翻案风制造舆论”等等，外地的造反派打上市革命委员会的大门，“强烈要求”把我揪走。市里告诉他们我在工厂、而且当时我就住在工厂的“牛棚”里，造反派们却始终没有到工厂揪我。我猜他们不是不想，是不敢。
1979年初春，《人民文学》杂志社派人来给我落实“文学政策”，向我讲述了怎样将《机电局长的一天》打成毒草的过程，当时编辑部的人谁不承认它是大毒草，谁就不能参加毛主席追悼会，将被打入另册。由于想让我作检查遭拒，编辑部不得不派一位副主编执笔，替我写出检查的草稿，先拿给市委领导过目，领导认可后再压我在上面签字……如果我能原谅编辑部就再给他们写篇小说。若不写这篇小说，就意味着我还不能原谅编辑部。“文革”又不是《人民文学》编辑部发动的，我从来都没怪罪过他们，这篇小说自然是非写不可了，我用三天时间完成了《乔厂长上任记》，写得酣畅淋漓，自己的苦恼和理想一泻而出……
不是要将自己的虚构强加给现实，是现实像鞭子一样在抽打着我的想像力。所以我总觉得“乔厂长”是不请自来，是他自己找上了我的门。当时我完全没有接触过现代管理学，也不懂何谓管理，只有一点基层工作的体会，便根据这点体会设计了“乔厂长的管理模式”，想不到竟引起社会上的兴趣，许多人根据自己的体会理解乔厂长，并参与创造和完善这个人物。首先参与进来的是企业界，兰州一大型石化公司内部管理相当混乱，其中一个原因是上级主管部门一位主要领导的亲戚，在公司里横行霸道，群众意见很大。某一天清晨，公司经理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发现面前摊着当年第7期《人民文学》，已经给他翻到了《乔厂长上任记》开篇的那一页，上面压着纸条提醒他读一读此文。他读后召开全公司大会，在会上宣布了整顿公司的决定，包括开除那位顶头上司的亲戚，并举着1979年第7期《人民文学》说：“我这样做是有根据的，这本杂志是中央办的。上面的文章应该也代表中央精神！”我看到这些报道时几乎被吓出一身冷汗，以后这篇小说果然给我惹了大麻烦，挨批不止。连甚为高雅的《读书》杂志也发表鲁和光先生的文章，文中有这样的话，他接触过许多工厂的厂长都知道乔光朴，有些厂长甚至当企业管理的教科书在研究，但管理效果并不理想，最后简直无法工作下去，有的甚至被撤职。我真觉得对不起人家，以虚构误导现实，罪莫大焉。
天津一位老作家，对《乔厂长上任记》深恶痛绝，到淮南一家大煤矿采风，负责接待的人领他去招待所安排食宿，看介绍信知道他是天津来的，便向他打听我的情况以及“乔厂长”这篇小说。不想这触怒了老作家，立即展开对《乔厂长上任记》的批判，等到他批痛快了却发觉旁边没人管他了……有个服务员过来告诉他，我们这里不欢迎反对乔厂长的人，你还是另找别的地方去采风吧。这位老同志回来后可不依不饶了，又是写文章，又是告御状，说我利用乔厂长搞派性，慢待老同志……我所在城市里的一家大报，对《乔厂长上任记》连续发表了十四版的批判文章。当时的市委文教书记在第一工人文化宫动员计划生育和植树造林时，竟因批判这篇小说忘了谈正事，以至于到最后没有时间布置植树和计划生育的事。因此厂工会主席回厂传达的时候说：我们厂的蒋子龙不光自己炮制毒草，还干扰和破坏全市的植树造林和计划生育……
市委领导如此大张旗鼓地介入对这篇小说的围剿，自然会形成一个事件，一直到许多年以后作家协会换届，市委领导在作动员报告时还要反复强调“不能以乔厂长划线……”。萨特说小说是镜子，当时的读者通过《乔厂长上任记》这面“镜子”，到底看到了什么，值得如此大动肝火？后来我看到一份《文化简报》，上面摘录了一段胡耀邦对这篇小说的评价，我想这可能是那场风波表面上平息下去的原因。
有这么多处于不同阶层的人结成联盟，反对或喜欢一篇小说，“乔厂长”果然成个人物了。那么，当时的现实到底是欢迎他呢？还是讨厌，甚或惧怕这个家伙？但所有这一切，都是对这个人物的再创造。因此“乔厂长”应该说是集体创作的，是当时的社会现实成全他应运而生。我不过是扮演了产婆或助产士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