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前大难不死
2007减去6等于2001，31减去6等于25。25岁的时候，我在瑞昌市公安局做秘书，那个市很小，就是县改市改的。我每天都从明理巷上班的地方走回到桥头，每天的黄昏都很无奈。爷爷的遗像摆在家里，已没有笑容。奶奶的牙齿越来越硬，像是早知道有这一天，吃着蚕豆和桔子。而早年就开始劳累的父亲，回到家就要看看我带回来的《瑞昌报》或《九江日报》，看我写的破案通讯有没有上报纸。
报纸上写着：“电灯光耀警民情”、“摩托大盗的穷途末日”、“山庙老尼遭奇辱”。
看到一半的时候，母亲就逼着父子俩去洗澡。哪有不洗澡的道理呢？
那个时候心里暗暗有压力。就像现在受“三十而立”四字欺负一样，那个时候受“壮志不酬”四字耻笑。过年的时候，那些高中同学从外地回来，我很高兴地去找他们，又很落寞地回来。他们谈论的东西我已经不懂。他们谈论启东、上海、软件、微软。我呢，我看到电脑就自卑，就和一个硬不起来的男人看到女人一样。
我感觉自己一不会外语二不会电脑，能拿出来的是别人不要的大专文凭。还是警校的，估计工厂老板看到也吓死了。
我的哥哥那个时候从杭州蹿到上海了，他的事迹成为我向外讲述的一个神话。我说他开始出门的时候，找不到工作，几乎要讨饭了。我这么讲就是设置个悬念。
朋友问：现在他怎样呢？
我说：四千啊，一个月四千啊。
那个时候，通过姐姐介绍，我去相了个亲。我总觉得这里边没什么奇迹，但是那天我第一眼就看到那姑娘的乳沟了。白白的啊。我就迷糊了，我脑袋痛，心里痛，全身都痛。我看来是爱上她了。
而她成为女神也是因为她自深圳归来。我和她坐在人工湖此岸，看着带夜灯的火车从湖那边坝上驰过，倒影就在湖里。我看到的是湖，看到的是一条理想的红鲤鱼。我看到它声势浩大地来，看到地皮都在抖，但走的时候悄无声息。
我和那个因母亲得病而返回家乡的女孩嗟叹不已。我们就是那在西伯利亚做工的人，有天看到直升机来了，但是他妈的，它又粗暴地飞走了。
我作为写材料的，后来曾经去那个湖边上呆着，看我的同事去捞一个几小时前落水的孩子。我看到平时不怎么爽利的黄鸡婆这个时候浓眉紧锁，大声而徒劳地在水里招呼着。我感觉到一种庄严感。后来，正是黄鸡婆，这个养警犬曾经被警犬咬过的哥们，从水里蹿出来，喊，我找到了。
后来，我看到死狗样的小孩被捞上来。
后来，我看到所有围观的人都把视线移到路那边。在路的那边，有个人像是被飓风刮着的树，艰难地往这边跑着。等到他清晰地出现在我视线里时，我看到他形同一个醉汉。
那是死者的父亲。他给我留下了失去的悲痛画面。
回到家后，我想对父亲说些什么，终于是没开口，只是复述了自己的所见。
父亲说：今天和小X出去玩了吗？
小X和我的恋爱一直没有发生，我一直没逮到机会牵手。我后来就吸取这个教训，如果一个女人三天内你没牵上手，以后多半是牵不上了。我们就那样按照程序吃些瓜子，聊聊天，或者散散步。
貌似有戏，但其实是差个结束的判书。后来有个机会，她蹦迪去了，就结束了。有些事情就是那样，她蹦迪了，然后就结束了。
就像后来一样，我租来的房子太大了，就结束了。
日子昏庸而迟缓。我在政途上暂无前途，又没有别的出口。我和无聊的弟弟一起吟唱流传街头的顺口溜：瑞昌市不如瑞昌县，白天停水晚上停电，中间夹着个栏杆，走路不方便。
我们哈哈大笑。
哈哈哈大笑。
直到遥远的上海突然托运回来一台旧电脑，一切才被改变。这台家兄不要的电脑，被摆在窗帘后边，在这里，我的感觉就像处男绑架回一个女子，也不怕什么求欢的尴尬，就随便自己玩弄啦。我单手点键，手战战兢兢地扶着鼠标，然后看着它在屏幕上乱跑。
我以为电脑是好大的事情，其实就是打字那么简单。
这台电脑刺激了我们家三个男人的想像力和潜力。我的弟弟很快就成为游戏高手，我的父亲以高龄学会五笔字型，自己在网络上发购销信息，我就开始写些球评。
我感觉自己是个愤青，找到了一个宏大的出口。
故事就是这么简单。
等到我在传达室的老徐那里每个月能领到一千多的汇款单时，我感觉自己已经可以辞职了。但是我仍然不敢出门，我只敢辞职，不敢出门。
但在一个县城，你把公安局的身份和借调到组织部的光荣丢掉，是件很愚蠢的事情。
我就那样耗着。
后来，我写了简历去南昌的《信息日报》，那边有位亲爱的大姐打电话给我，说招聘定于啥时啥时举行。我就去了。我找那座大厦就找了很久，我被它的雄伟吓坏了。然后又被和我一起应聘的人吓坏了，他们都戴眼镜，有才的很。
我忘记我进去没有。好像是没进去就灰溜溜回家了。回家的路上，破旧的中巴车发出年老的声音，大城市就这样被甩在背后，我悲凉透了。倒是我的父亲，在我回家后，看出端详，认为南昌那边不要我是对的。
后来，我又被天津的《滨海时报》给骗了一把。那家报纸看到我的简历后，打电话给我，速来。我记得自己问过，我去很要命的啊，要花我一个月的工资。他们说，没问题，报销。我就这样取出剩下的一千大洋，瞒过父母，流窜到天津。在那里我陷入到大城市的包夹之中，不停地流鼻血。那是个靠海的地方，我第一次听到海的叫声，很是豪迈。但是一到报社，我就感觉自己被耍了。那里人头簇拥，到处是才子。
而且我找不到那个给我打电话的人了。
我硬生生地领了表去面试，一推开面试的门，就看到坐着十几号社会成熟人士。我软了，说话罗里啰唆。后来有一位看到我实在尴尬，就问了最后一句：
如果我们的报道和市里的文件有冲突，你如何处理。
我以为机会来了，什么是理想，这就是理想啊。我声音宏亮地回答：一切按照事实来。
然后我感觉自己还行，路上本来想去《球报》毛遂自荐，想想进了这家就可以了，不贪了。但是后来那家报社一直没给我电话，就是报销路费也该给个电话啊，他们不给。我自己打电话去问，他们竟然都已经上班到位了。
没我的份。
我后来想，我在警局、政府上班那么久，怎么就不知道，一切按照文件来呢。
什么叫事实？
后来又试图去《体育周报》，因为一个叫王二龙的好哥们。但是我后来估计自己是卡在文凭这儿了。没去成。倒是多年后在《新京报》，碰到老胡胡德中，突然跟我说，你当年写的评论就是我编的。我不信，他说出那篇评论的名字，还真是。
那个时候我还给《华夏时报》的李俊写，那是第一个给我开专栏的人。现在，这位老兄已经是我在北京难得的好朋友了。
那个时候我还网恋，后来，小人得志的我就逐渐背叛了。
最终的机缘出现在一个叫记者的家的站点，郑州晚报体育部发贴要招个体育编辑。我就把多余的简历发过去了。次日，我接到电话，命令我赶紧去上班。
天下没有那么好的事情。
《九江日报》当时还在说：小心招聘广告上的骗局。
而且那是还流传河南骗子多。
我去还是不去。
我心不肯死，就去了。我去了，就看到郑州晚报的大厦像巨人一样站在我面前，我在楼下等体育部的人等了几个小时。那几个小时我就是只暴露到太阳下的老鼠，谁吓一声我都得走。我感觉自己融不进这里，这里太高了。这里连太阳的升起和落下都可以遮蔽。
那些上班的人都看着我。
我想有个人来认领我。
后来，体育部的人来了。领导叫陈东。这个人和我一样大。他翘着腿跟我说，就这么定了。这个人多好啊，就这么定了。然后我就开始在这里像火箭一样，三两下蹿到上海、广州、北京。
我蹿到现在，竟然认为自己是个与生俱来的贵族。
但是当时在郑州第一个见到我的实习生郑江波跟我说，那个时候是他负责去信箱看招聘的投贴。他看了几天，就看到我这么一份。
你不来，谁来？
现在，陈东托我办点事情，我老是记得，临了就忘记了。至今未办。
上次碰到郑江波的室友孙旭阳，他跟我说，我当年不是说过“孤舟不问大海”吗？
我当然记得自己说过啊。这句牛逼的话，就是我当年跟他炫耀的。
现在，我总是感觉有一个自己，还在家乡做着孤独的警察，看到孤独的孩子，和孤独的父亲。而张扬跋扈的这个写日记的我，不过是个幻梦。
那本是不可能之事。
它的成其可能，全在于有一台电脑出了点问题，被从上海运回家了；一个姑娘我在三天之内没有拉住手；一个报社的招聘广告只找到了一个投简历的人。
一切就真么幸运，在2001之后的2002年，我来到郑州，对着这里深呼一口气。
我的朋友阿拉丁，以前是做诊所医生的。他在快30时出门。还有一个码头白领，也磨蹭到重庆青年报去了。
关于远城的故事，总是这样。
无数个死者，一两个逃出来的人。
2007.7.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