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读到王小妮的诗是《我感到了阳光》。那时我在中大读书，我们中文系的《红豆》文学社与其他大学的文学社保持着刊物的交流，我最熟悉的是武汉大学的 《珞珈山》、北京大学的《未名湖》、南京大学的《耕耘》、华东师大的《百草园》、复旦大学的《大学生》、吉林大学的《赤子心》。而每期《赤子心》封面，巴 掌大小洁白的纸上，几笔轻描淡写的手绘线条，极简主义风格，直到后来我才从徐敬亚口中得知，作者就是王小妮。她的那首《我感到了阳光》，最初就发表在《赤 子心》上。
1985年春天，我再也无法忍受我大学毕业后所分配到的省电台的体制环境，这虽然是一个文化单位，但那种压抑和阴暗，比任何单位都要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一心只想逃离。我想到北京去，调到夫君身边。然而我们的努力不成功，结果反而是朱子庆调来了广州。这时听诗友说，吉林的徐敬亚和王小妮来到了深圳，而深圳当时正是一片改革开放的热土，这使得我和子庆很想认识他们。那个年代诗人的境遇比现在好多了。那时候社会崇尚诗歌，尊敬诗人，诗人相互之间也形同同志，彼此特别认同和牵记；一位诗人来到某座城市，大家会奔走相告，相见仿佛成了某种仪式。这一年初冬，准确说是11月6日，我和同事小魏出差去深圳，行前问钱超英 要到了徐敬亚电话，和徐敬亚取得了联系。当天下午走出火车站，按徐敬亚指点的路线，我们刚穿过深南大道的马路，就听见身后有人喊：“马莉——！”我觉得奇怪，我在深圳没一个熟人，怎么会有人从背后认出我呢？回头一看，见身后跟来两部单车，其中一驾后座上坐着一位长者。前面单车上跳下的男士对我说：“我在后 面远远就看见一个穿蓝毛衣、黑裙子的女孩，走路一蹦一跳的，直觉告诉我，肯定就是马莉！果然！”说着哈哈大笑，他说：“我是徐敬亚！”我们兴高采烈地握 手。徐敬亚介绍刚才坐在单车后座的长者说：“这是吴强，知道吧？他是小说《红日》的作者。”然后一指另位骑单车者：“这是曹长青！”他对曹说：“我先带马莉去我家见一下小妮，等贵品到了，再一起到你家，咱们包饺子！”曹长青说：“贵品已经到我家了，你们快些过来吧！”老徐说：“你别告诉贵品马莉来了，一会见了面让他猜！”又问我：“你没见过吕贵品吧？”我说没见过。他说一会就见到了。我心想，王小妮守着这样一个充满游戏精神的孩子气的老公，怕成天乐不可支 吧？我还进一步猜想，王小妮怕也是这样疯癫气质的吧？
但真不是。到了三楼，进到徐家，看见王小妮穿着宽大的白布裙子，把皮肤映衬得像黑色的金属，她正和另一个女子聊天，大概是某杂志来约稿的女编辑。一个小男孩在客厅中间和一只大纸皮箱子玩着，爬进去又爬出来、爬出来又爬进去，很认真地重复着这个动作。女编辑问王小妮什么时候到的深圳，小妮说：“是徐敬亚先来，他一月来的……我没来多久，才半年多，我是4月份和儿子一起来的。”她声音不高，表情平静。我们彼此没有招呼，也没有自我介绍。老徐一进家门就直奔厨房，这时放好东西出来说：“我们这里大概只有两个人还互不认识，一个是小妮，一个是马莉……”这样，我和王小妮握手，相视而笑。然后，一起去曹长青家。那晚，我们边包饺子边聊着诗歌界的情况，我才知道由于“三个崛起”遭批判，小妮同样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们迁居深圳也有这个原因。曹长青家的客厅不大，窗户上淡黄色的大窗帘不断地被风高高掀起，我一抬头就能看见窗外拔地而起的一座座高楼大厦，而空气中充满着我们年轻诗人愤世嫉俗的饶舌和笑声。小妮埋头包饺子，很少插话，只偶尔批评一下老徐饺子馅包多了，说搁水里煮很容易破的——她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日常。在那里我见到了诗人吕贵品。
王小妮的诗大家有目共睹，我不多说。我只说我读到她的第一首诗《我感到了阳光》的感觉，这首诗我至今喜欢，它有着像空气一样清新的正直，透出诚实的善意之光：
我从长长的走廊
走下去……
——啊，迎面是刺眼的窗子
两边是反光的墙壁
阳光，我
我和阳光站在一起？
——啊，阳光原是这样强烈
暖得人凝住了脚步，
亮得人憋住了呼吸。
全宇宙的阳光都在这里集聚。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存在
只有我，靠着阳光
站了十秒钟
十秒，有时会长于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
终于，我冲下楼梯，推开门，
奔走在春天的阳光里……
我记得曾推荐给朱子庆读，他赞美说：“与以往写阳光的诗完全不同，它没有丝毫的政治隐喻，道出了阳光照在身体发肤上的真实而日常的感受。不再是凌空虚蹈的象征诗了，把阳光还原为阳光，把事物还给事物本身，甚至和朦胧诗都判然有别，这种‘去媚’在当时意识形态余波荡漾的八十年代，应该说非常难得。”
这些年来，在一些诗歌场合与王小妮接触，感觉她是一个认真细致的人，有圣徒情怀，讲究原则。去年在广州的一次诗会上我们又见面了，我告诉她我读到了她的一 篇“上课记”《鼓掌》，她的反映是沉重的，对中国教育制度的不满和忧思全写在她的脸上。我们边走边谈着孩子的教育问题。她说：鼓掌这个集体动作，虽然是孩子们表达赞同或者自我振奋的一种方式，但是在相当多的时候，它不过是机械的、无意识的拍打，一种随声的附和，一种仅仅是对周围气氛的呼应，而不是大脑的理性思考。她一再对我说：“我们总应该做点什么，不能任随现状！” “这些都要写下来，非写不可，不能这样下去！”这话令我十分感动，我当即约她给我的版面写稿，她说“上课记”写得很慢，不好写，但她答应了我。直到一年后，我才收到她传来的新“上课记”：《点名与作弊》，仍然谈的是孩子的教育问题。我给小妮回信时告诉她，我的儿子考上了美国的大学，她的回信俨然义正词严：“儿子事大，自由、平等、公正的未来事大！我们这代见不到，下一代也该见到！”我乐了，但不满足于她这“宏大叙事”，希望听到更温情的祝福，就把喜讯又重复了一次，她在信末写下的祝福是：“祝春天好，祝儿子们好！”儿子们?我更乐了。这里面有了一点游戏的因素。
三月下旬去北京组稿的途中，我反复思索王小妮的气质，在回来的当天晚上动笔画她，我总是想起读她第一首诗时的感觉，仿佛不是她的脸上而是我的脸上浸染着丰富深遂的阳光。徐敬亚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小妮：“一个不会下任何棋打任何牌的女人，一个拒绝唱卡拉OK的女人，一个没有饰物没有化妆品的女人，一个连自行车也不会骑的女人，一个一生中从未去过理发店的女人……”这又印证了我多年前读到的小妮的一首诗《重新做一个诗人》：“关紧四壁／世界在两小片玻璃之间自 燃。／我预知四周最微小的风吹草动／不用眼睛。／不用手。不用耳朵。／每天只写几个字／像刀／划开橘子细密喷涌的汁水。／让一层层蓝光／进入从未描述的世 界。／／没人看见我／一缕缕细密如丝的光。／我在这城里／无声地做着一个诗人。”
在今天“眼球经济”的时代，文人骚客大多热衷于去作秀，还有谁愿意“无声地做着一个诗人”呢？
2010-4-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