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所有的仪表都同意
他死的那天是寒冷而又阴暗。
—— W．H．奥顿《悼念叶芝》
我将一遍又一遍牢记这一时间和地点：2010年3月8日凌晨4点39分（北京时间），诗人张枣在静穆的德国图宾根大学医院逝世，年仅47岁零3个月。
很快，消息开始了飞速的传递；3月9日下午我从北岛打来的电话中得知张枣去世的消息。这是一个忙乱的下午：我的电脑因突发故障而正在抢修；有关张枣逝世的电话铃声不停地响起；我的身子也在轻微地发抖，时断时歇，直到夜半。是的，我知道他及德国都已尽力了，整整三个月（从肺癌发病到身亡），时间在一秒一秒地经过，然后一切就结束了。
接下来，我想到了27年以来与他交往的许多往事，不太连贯，仅枝蔓横斜，繁杂而多头。他是那样爱生活，爱它的甜，爱它的性感；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比常人更敏感于死亡，在某个深夜，在重庆，在歌乐山，他曾轻拍着一株幼树的叶子，说：“看，这一刻已经死了，我再拍，已是另一个时间。”他说话、走路、书写都显得轻盈，即便他后来发胖后亦如此，“真是一个身轻如燕的人。……这表明尽管他有体重却仍然具有轻逸的秘密。”（卡尔维诺《论轻逸》）他从不谈论死之恐怖，只赋予死优雅的甜的装饰，这种我还在参悟的甜，是他一生的关键词。他也很寂寞，尤其在他生命最后的岁月里，他在北京或上海，干脆将其身体完全彻底地投入生活的甜里，那颓废之甜是烫的，美食也如花，他甚至对陈东东说今夜我们比赛不眠，我知道他深受失眠的折磨，因此长期靠夜半饮酒才能入眠。另外，他还对我说过，他很喜欢“盲流”一词，他说他最想去做一个盲流，此说特别令我震惊，因我内心从小就一直有一种盲流冲动，但这种“英雄相惜”的思想，即我内心也有的这个绝决的想法，却从未告诉过他。是的，那些曾经的风与疯与风，在重庆，也在他最后的北京得以完成。如今，一切都已过去；很快，图宾根明朗的森林将接纳他：
来吧，这是你的火，环舞着你的心身
你知道火并不炽热，亦没有苗焰，只是
一扇清朗的门，我知道化成一缕清烟的你
正怜悯着我，永在假的黎明无限沉沦
——张枣《与夜蛾谈牺牲》（1987.9.30—10.4）
请休憩吧，我永恒的友人；同时，也请携带上你那一生中最珍爱的汉字——甜（活与死之甜）——起飞吧，向东、向东、再向东，请你分分秒秒地向东呀！因为：
一个死者的文字
要在活人的肺腑间被润色。
——W.H.奥顿《悼念叶芝》
一、
在我动身去北碚西南农业大学教书前一周的一个阴雨天（1983年10月的一天），我专程到四川外语学院见我的朋友，也是我高中的同班同学，当时在川外日语系读研究生的武继平(他后来成了著名的日本文学专家、日本现代诗歌翻译家，现在日本，为中国文学教授)，他那时正在翻译我的《震颤》。他告诉我，黄瀛教授，他的导师，很赞赏我写的《震颤》，特别惊叹其中一句“明年冬夜用手枪杀死一只野兽”。我觉得很奇怪，一个80多岁高龄的老人为什么会喜欢这样的诗，这样的句子。“黄老师年轻时在日本用日语写诗曾轰动日本诗坛。他是日本大诗人白原北秋、草野心平、川端康成的朋友，他整个人就是日本文坛的一员。”听完武继平的介绍，我才豁然明白。仍然在武继平的介绍下，在这天中午我第一次见到了张枣，这位刚从长沙考来四川外语学院的英语系研究生。他从他零乱的枕边或“多年布衾冷似铁”（杜甫）的被窝里掏出几页诗稿念给我听，那是诗人们习惯性的见面礼，听着听着我心里吃了一惊：“这人怎么写得与我有些相象。”我现在已无法记得他当时对我念的是些什么诗了，好象是有关娟娟的一首诗，即献给他曾在长沙湖南师范大学读书时的女朋友的一首诗，里面提到一个奇异的意象——电线，使我震动。而他的稿纸有几页又找不到了（这种情况后来常有发生，因此才有了我四处为他找寻诗稿的传言），潦潦草草就结束了朗诵。我很矜持地赞扬了几句，但对于他和我的诗风接近这一点，我不太情愿立即承认，因为对于这个世界上居然有一个人写得同我一样好，而且此人就在眼前这一事实，我还完全无法接受并反应过来。他的出现，我感到太突然了，潜藏着某种说不清的神秘意味，后来他说这是神安排他来重庆与我接头，如没有这次接头和相遇，很可能我们俩人就不写诗了，因那时我们都已各自陷入某种写作的危机。
“得迅速离开。今后不见他就行了。”我的内心在紧急地催促。这次见面不到一小时，我就走了，后来他告诉我，他当时既觉遗憾又感奇怪，这人怎么一下就走了。他给我留下这样一个匆忙的最初印象：梦幻般漆黑的大眼睛闪烁着惊恐、警觉和极其投入的敏感，复杂的眼神流露难以形容的复杂(它包含的不只是惊恐、警觉和敏感，似乎还有一股掩映着的瞬间即逝的疯狂)；他那时才21岁，可我却在他眼神的周遭，略略感觉到几丝死亡之甜的暗影。他的嘴和下巴是典型的大诗人才具有的——自信、雄浑、有力、骄傲而优雅，微笑漾溢着性感。但当时他太年轻了，这一特点才初显端倪，他不能象日后（其实仅仅一年之后）那样自如地运用这一魅力。
我很快就把我和张枣见面的情况告诉了彭逸林（诗人，时任重庆市钢铁学校语文教师），要他对这位年轻诗人给予注意。但我们三人一起第一次碰面(也是我和张枣第二次见面)一直推迟到第二年四月。在这期间我处理了一些纯粹个人琐事：调动（从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重庆分所调动至西南农业大学英语教研室）、适应、安顿以及无聊。
1984年3月我和张枣正式结下难忘的诗歌友谊……
那是一个寂寞而沉闷的初春下午，我突然写了一封信，向年轻的张枣发出了确切的召唤，很快收到了他的回信。他告诉我他一直在等待我的呼唤，终于我们相互听到了彼此迫切希望交换的声音。诗歌在30—40公里之遥(四川外语学院与西南师范大学相距30—40公里)传递着他即将展开的风暴，那风暴将重新形塑、创造、命名我们的生活——日新月异的诗篇——奇迹、美和冒险。我落寞失望的慢板逐渐加快，变为激烈的、令人产生解脱感的急板。
1984年3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六下午，彭逸林熟悉的声音从我家黑暗的走廊尽头传来，我立刻高声喊道：“张枣来了没有?”，“来了。”我听到了张枣那紧迫的声音。
从这天下午4点一直到第二日黎明，有关诗歌的话题在迫切宜人的春夜绵绵不绝。他不厌其烦地谈到一个女孩娟娟，谈到岳麓山、橘子州头、湖南师院，谈到童年可怕的抽搐、迷人的冲动，在这一切之中他谈到诗歌，谈到庞德和意象派、谈到弗洛伊德以及注定要死亡的爱情……一个痛惜时光寸寸流逝的诗人，一个孤独的年轻漫步者，他已来到重庆悠悠的山巅。
交谈在继续……诗篇与英雄皆如花，我们跃跃欲试，要来酝酿节气。
在半夜，我打开了窗户。校园沉寂的芬芳、昆虫的低语、深夜大自然停匀的呼吸，随着春天的风吹进了烟雾缭绕的斗室（那时，我们可是一对亲密幽暗而不知疲乏的吸烟者呢），发白的蓝花点窗帘被高高吹起，发出孤独而病态的响声，就象夜半人语。这时他在一张纸上写下“诗谶”二字，并在下面划出二道横线；接着他又写下“绝对之夜”和“死亡的原因”，并用框将其各自框住；而在纸页的上方又写来一个大字“悟”。我们的友谊(本该在半年前就开始的友谊)随着深入的春夜达到了一个不倦的新起点。说话和写诗将成为我们频繁交往的全部内容。他在一首《秋天的戏剧》中记录了我们交往的细节：
你又带来了什么消息，我和谐的伴侣
急躁的性格，象今天傍晚的西风
一路风尘仆仆，只为了一句忘却的话
贫困而又生动，是夜半星星的密谈者
是的，东西比我们更富于耐心
而我们比别人更富于果敢
在这个坚韧的世界上来来往往
你，连同你的书，都会磨成芬芳的尘埃
后来，他在德国为我的《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一书写下一篇序文《销魂》，在文中他叙说了我俩在一起写诗的日子是怎样地销魂夺魄：
在1983——1986年那段逝水韶光里，我们俩最心爱的话题就是谈论诗艺的机密。当时，他住重庆市郊北碚，我住市区里沙坪坝区歌乐山下的烈士墓（从前的渣滓洞），彼此相隔有三四十公里，山城交通极为不变，为见一次面路上得受尽折磨，……有时个把月才能见上一面，因而每次见面都弥足珍贵，好比过节。我们确实也称我们的见面为‘谈话节’。我相信我们每次都要说好几吨话，随风飘浮；我记得我们每次见面都不敢超过三天，否则会因交谈而休克、发疯或行凶。常常我们疲惫得坠入半昏迷状态，停留在路边的石头上或树边，眼睛无力地闭着，口里那台词语织布机仍奔腾不息。
我们就这样奔波于北碚和烈士墓之间，奔波于言词的欢乐之间。那时还没有具体事件，纸、写诗、交谈成为我们当时的全部内容。其情形，每当我忆起，就会立刻想到俄罗斯作家伊万.蒲宁 在《拉赫玛尼诺夫》一文中开篇几句：“我是在雅尔塔同他结识的，那天我们曾促膝长谈。像这样的长谈只有在赫尔岑和屠格涅夫青年时期的浪漫岁月里才会有。那时人们往往彻夜不眠地畅谈美、永恒和崇高的艺术。”
在四川外语学院，凌晨或夜半的星星照耀着一条伸向远方的枯瘦铁路，我们并肩走着，荡人的春气、森林或杜鹃正倾听我们的交谈，四年之后（1988年3月9日），他在德国特里尔大学（读博士学位），写下《早春二月》，回忆了这段生活：
太阳曾经照亮我；在重庆．一颗
露珠的心清早含着图像朵朵
我绕过一片又一片空气；铁道
让列车疼得逃光，留杜鹃轻歌。
我说，顶峰你好，还有梧桐松柏
无论上下，请让我幽会般爱着
……
他的声音总是那样柔和而缓慢，在给我的书信中，他说道：
东方诗人表达聪慧、明智、愉快的内心生活和体现我们对文字工作和精神境界的偏爱和禀赋，老子、陶渊明、毛泽东正是顺应了这种倾向的圣人。诗人的事业是从30岁才开始的(按：当时他写这些话给我时只有25岁)。诗的中心技巧是情景交融，我们在15岁初次听到这句训言，20岁开始触动，20—25岁因寻找伴侣而知合情，25—30岁因布置环境而懂得‘景’，幸运的人到了30岁才开始把两者结合。中国人由于性压抑，所有人只向往青春期的荣耀，而仅有几个人想到老年的，孔子、老子……因而成了例外。
他谈得最多的是诗歌中的场景(情景交融)，戏剧化(故事化)，语言的锤炼，一首诗微妙的底蕴以及一首诗普遍的真理性，后来他将此发展为他的“元诗”理论。他那时正热爱庞德的意象派和中国古典诗词(这刺激了我并使我急匆匆地将“历史”和“李白”写入诗中)，他温柔的青春正沉缅于温柔的诗篇，他的青春也焕发了我某些熟睡的经验。我的感受一直多于他的技巧，我曾在另一个春日的下午，在歌乐山一个风景如画的明朗斜坡，对他谈到秋天是怎样在1965年，从一间教室、从一件暗绿色的灯芯绒开始的：
这是1965年初秋的一天，一夜淅沥的秋雨褪去了夏日的炎热，在淡蓝的天空下，在湿润的微风中，我身边的一位女同学已告别了夏日的衣裙，换上了秋装——一件暗绿的灯芯绒外套。由于她刚穿上，我自然而然地就闻到了一种陈旧的去秋的味道（需知这件衣服在衣箱里已沉埋了整整一个春夏秋冬），这味道在今天清晨突然集中散发出来，便被我终生牢记了，那可是最精确的初秋的味道呀（充满人间稚气的温暖）！时光在经历了“盛大的夏日”（里尔克）后，正在渐凉地到来并悄悄地又阴凉地流逝。接着又是秋游，她仍旧穿着那件灯芯绒……“在初秋的日子里，/有一段短暂而奇效的时光——”（丘特切夫《在初秋的日子里》）而每当我想起那位遥远的灯芯绒少女时，我都会必然地想起蒲宁那篇既给人温暖又令人心疼的小说《轻盈的气息》……它已成为我少年时代关于什么是美的开篇。
张枣倾听着我的感受，同时不久也创造出完全属于他自己的“灯芯绒幸福的舞蹈”。（见后）我们彼此就这样幸福地学习着，我甚至还想用狄兰托马斯、西尔维亚普拉斯和法国早期象征派诗人的风格改变他雍容甜美的节奏，但那只能是我徒劳而美丽的幻想了。
急进而快乐的4月，欧阳江河来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做“离经叛道”的现代诗讲演(这种类型的讲演在稍后的1985—1986年曾风糜全国，“非非”领袖周伦佑也曾在“非非”创始的前夜来过此地进行演讲)，我们三人相聚，形成我当时最核心的诗歌圈子。张枣就在这时读到了让他吃惊的《悬棺》（欧阳江河早期名作），同时在周忠陵（见后）处油印了他的第一本个人诗集《四月诗选》，这是他献给当时正风云际会的诗坛的第一份见面礼。
二、
写作已箭一般射出，成熟在刹那之间。这一年深秋的一个黄昏，张枣拿着两首刚写出的诗歌《镜中》、《何人斯》紧张而明亮地来到我家，当时他对《镜中》把握不定，但对《何人斯》却很自信，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两首诗是他早期诗歌的力作并将奠定他作为一名大诗人的声誉。他的诗风在此定型、线路已经确立并出现了一个新鲜的面貌；这两首诗预示了一种在传统中创造新诗学的努力，这努力代表了一代更年轻的知识分子诗人的中国品质或我后来所说的汉风品质。《何人斯》是对诗经《何人斯》创造性(甚至革命性)的重新改写，并溶入个人的当代生活与知识经验，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种对现代汉诗的古典意义上的现代性追求。他诗中特有的“人称变换技巧”的运用，已从这两首诗开始，成为他写作的胎记与指纹，之后，他对这一技巧将运用得更加娴熟。他擅长的“你”、“我”、“他”在其诗中交替转换、推波逐澜，形成一个多向度的完整布局。
毫无疑问，张枣一定是被诗经《何人斯》这三个字闪电般击中，因而忽获得某种神秘的现代启示。另外，此诗开篇四行对张枣的触动尤其重要，且引来如下：
彼何人斯？其心孔艰；胡逝我梁，不入我门？
这劈头一问，那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呀？也正是张枣每时每刻都在揪心叩问并思考的问题，他的诗可说是处处都有这样的问题意识，即他终其一生都在问：我是哪一个？张枣的这首《何人斯》也是从当前一问：“究竟是什么人？”一路追踪下去，直到结尾“我就会告诉你，你是哪一个”。如此追问，可想而知，他为何特别着迷于诗歌中各个人称在故事铺开、发展后的彼此关系与讲究；而《何人斯》中，你和我紧紧纠缠的关系及故事，正是诗歌在元诗意义上的关系与故事。这又可从张枣写于1990年的一首诗《断章》最后三行得到明证：
是呀，宝贝，诗歌并非——
来自哪个幽闭，而是
诞生于某种关系中
《镜中》的故事亦是如此，它在两个人物（我和她）中展开，并最终指向一个戏剧性的遗憾场面。“皇帝”突然现身，张枣对此稍有迟疑，我建议他就一锤子砸下去，就让这一个猛词突兀出来。勿需去想此词的深意，若还有深意的话，也是他者的阐释，而写者不必去关心。我接着还告诉他，拉金（Philip Larkin）说过：为了震吓这个世界，诗人有时会故意用FUCK这类词，来刺激读者，使之如临冷水浇背。同理，为了故意制造某种震惊性场景，并以此来与该诗悔意缠绵之境形成张力，“皇帝”出现得非常及时。而其中那“一株松木梯子”最为可爱且有意思。此意象，我以为是全诗的细节亮点，即富现代感性，又平添了几许奇异的古典性色泽。那平常之物——松木梯子——似中了魔法，经过诗人的点金术之后，变形为奇幻的意象。此意象最能证明纳博科夫所说，伟大的作家都是魔法师。
如今我们当然懂得，不必赋予这首小诗过度的意义，《镜中》只是一首很单纯的诗，它只是一声感喟，喃喃地，很轻，像张枣一样轻。但这轻是一种卡尔维诺说的包含着深思熟虑的轻。这轻又仍如卡尔维诺所说：“一种倾向致力于把语言变为一种像云朵一样，或者说得更好一点，像纤细的尘埃一样，或者说得再好一点，磁场中磁力线一样盘旋于物外的某种毫无重量的因素。……对我来说，轻微感是精确的，确定的，不是模糊的、偶然性的。保尔瓦莱里（Paul valery）说：‘应该像一只鸟儿那样轻，而不是像一根羽毛。’”（卡尔维诺《论轻逸》）说来又是奇异：湖南人自近代以来就以强悍闻名，而张枣平时最爱说一句口头禅：“我是湖南人。”那意思我明白，即指他本人是非常坚强的。有关“坚强”一词，他曾无数次在给我的来信中反复强调，不必一一寻来，这里仅抄录他1991年3月25日致我的信中一小段：
不过，我们应该坚强，世界上再没有比坚强这个品质更可贵的东西了！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庞德（Ezra Pound）的纪念片（电影），他说：“我发誓，一辈子也不写一句感伤的诗！”我听了热泪盈眶。
但这内心强悍的湖南人总是轻盈的。奇妙的张力——轻盈与强悍——他天生自带，《镜中》最能反映他身上这一对强力：至柔与至刚，即诗中后悔的轻叹与皇帝威严的重量。另外，《镜中》还应该被理解为是《何人斯》之前一首轻逸隽永的插曲。它在一夜之间广为传唱的命运近似于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或戴望舒的《雨巷》。这婉妙的言词组成的原子（按：“正因为我们明确知道事物的沉重，所以关于世界由毫无重量的原子构成这一观念才出人意表。”卡尔维诺《论轻逸》），这首眷恋萦回的俳句式小诗，在经历了多少空虚和往事的邂逅，终于来到感性的一刹那，落梅的一刹那，来到一个陈旧的词语——“镜中”。我还记得我当时严肃的表情，我郑重告诉他：“这是一首会轰动的诗……”他却犹虑着，睁大双眼，半信半疑。
他在后来写的《秋天的戏剧》中，以上所说那种细巧精密的“人称变换技巧”达到了另一个丰富的程度。全诗共8节，除前三节和最后一节是写“我”与诗中其他人物的关系与故事外，中间四节分写了四个人（两男两女），这四个人恰似演员的表演，在“我”的带领下在一个舞台上演“秋天的戏剧”。紧接着《灯芯绒幸福的舞蹈》将其诗艺更推向一个高峰，人称的变之游戏——这一游戏卞之琳生前玩得烂熟——在此诗中呈现得更为天然，更为出神入化，简直就成了张枣的拿手好戏。该诗从她到他，作者思路很清晰，需知，一舞者必伴一欣赏者或参与者。前一部分的“我”，是以男性为主导讲述的故事；后一部分的“我”，则是以女性为主导讲述的故事。此诗正是这两层眼界，第一部分是以男性为中心，张枣以男主角的口吻说话；第二部分则以女性为中心，张枣又以女主角的口吻说话。如此书写阴与阳,真是既讲究也平衡。用现在一句时髦的话说，就是运用互为主体性来进行书写。当然这种写法也表现出张枣雌雄同体的后现代写作风格，即他不是单面人，而是具有双向度或多向度的人。张枣的戏剧化手法，即人称在诗中不停地转化，像极了卞之琳，同时也是向戴着各种面具歌唱的叶芝(W.B. Yeats)学习的结果。张枣对艾略特（T.S.Eliot）的“非个人化理论”及叶芝的诗相当熟悉，尤其是叶芝，他从中学到了很多，譬如叶芝的《在学童中间》，他就对其结构及诗性的演绎技术进行过反复细腻的精研。在此又顺告读者，张枣用字比我更加精致，此点颇像卞之琳；而在用字的唯美上，我则始终认为他是自现代汉诗诞生以来的绝对第一人。
我们顺便再来看他另一首小憩时写的《深秋的故事》，它是张枣1984年或85年写于重庆的一首小诗，此诗是作者在重庆对江南，尤其是对南京及其周遭江南小镇的想象，由于诗中有一个我们能感触到的人物——她（在诗中写人或各种人物的出场表演，是他一贯最拿手的技艺）的穿梭，江南古典的风景也就重新活过来了。读者特别要注意，张枣几乎所有的诗都有一个对象（这个对象常是他者但有时也是自己，譬如《那使人忧伤的是什么》、《早春二月》，便是作者在描画或探究自己的篇章），即一个具体的倾听者，他常常会以他的幻美之笔，将这个或那个他生活中的人物写入他安排妥贴的诗歌场景中，这正是他念兹在兹的“情景交融”——我们先人最严守的古典诗律。从此出发，我们可在他笔下的人物中随处流连那令人心惊的美容之魔法，这又应了纳博科夫在《优秀读者与优秀作家》中一段话：“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待一个作家（按：当然也以此来看待一个诗人）：他是讲故事的人，教育家和魔法师。一个大作家集三者于一身，但魔法师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他之所以成为大作家，得力于此。”
而他于1986年11月13日写于德国的《刺客之歌》，演员被最大限度减少到二人，不象《秋天的戏剧》人物众多，出场入场、缤纷壮丽。在此，他把自己的形象出神入化地平均分配给了刺客和太子。两副面孔——两种语气——两个相同的命运（指共同复仇的命运及任务）——太子与刺客，在一片素白的河岸为我们上演了“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惊心场面，一首小诗被委以重任并胜任了极端的时间。故事就这样开始了：那刺客仿佛染上了乡思的烦躁，坚决要去赴那一片血光，舟楫在叮咛、酒与剑已必备、英俊的太子向我们走来、热酒正在饮下……那刺客速疾如梦，那太子幽缈沉郁；寂寞在烧痛，死亡在渴盼……语调就是态度、就是信仰、就是决心。幻觉中，张枣似乎挺身而出，代替了故事里的主角——刺客，其实他也就只手翻新了历史中的一个画面，如今，他的影子驻立在画面中，以“另一张脸在下面走动”（《刺客之歌》），任“历史的墙上挂着矛和盾”（同上）。我第一次(接着是好多次)读到这首诗时，诗中的每一个言词似乎都在脱颖而出，它们本身在说话、在呼吸、在走动，在命令我的眼睛必遵循这诗的律令、运筹和布局，多么不可思议的诗意啊，无限的心理的曲折、诡谲、简洁、练达，突然贯穿了、释然了，一年又一年，一地又一地，诗人的形象终于在某一刻进入了另一个古老烈士形象的血肉之躯。此诗当然亦可从另一番深意出发予以阐释，张枣正以此诗“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场景来自喻他在德国的境况：“为铭记一地就得抹杀另一地/他周身的鼓乐廓然壮息”（同上）。与此同时，他也以诗中“刺客”的命运及任务来暗示或象征他自己诗歌写作的凶险命运及任务：“那凶器藏到了地图的末端/我遽将热酒一口饮尽”（同上）。以上所引这些《刺客之歌》的诗句不禁让我想到他曾对我说过的不止一次的话：“我知道我将负有一个神秘的使命。”（此句出自张枣1988年7月27日给我的来信）那将是怎样一种惊心动魄的使命呀！诗人的决心下得既艰难又绝决，为此，眼前只能是矛和盾。
1984年秋，是张枣最光华夺目的时间，从《镜中》开始，他优雅轻盈的舞姿（也可说一种高贵的雌雄同体的气息）如后主（李煜）那华丽洋气的“一江春水”姿意舒卷，并一直持续到1986年初夏。而这时他又写出了多少让我们流连的诗篇，仅举一首《灯芯绒幸福的舞蹈》就足以令他的同行们胆寒。还不用说他后来所写的更为繁复典丽之诗，单从他重庆时期所写下的诗篇，敏感的诗人同行就应一眼见出他那二处与众不同的亮点：一是太善于用字，作者似乎仅仅单靠字与字的配合（那配合可有着万般让人防不胜防的魔法呢）就能写来一首鹤立鸡群的诗作，为此，我称作者为炼字大师，绝不为过；二是作者有一种独具的呼吸吐纳的法度，这法度既规矩又自由，与文字一道形成共振并催生出婉转别致的气韵，这气韵腾挪、变幻，起伏扬抑着层层流泻的音乐，这音乐高古洋气、永无雷同，我不禁要惊呼他是诗歌中的音乐大师。
在此，我要快递出一个结论：张枣这些诗最能对上T.S.Eliot的胃口，即他的名文（如今早已成了天下文人的“老三篇”）《传统与个人才能》的味口。我的意思是说：张枣的诗既是传统的，又是具有个人才能的，它完全符合T.S.Eliot那条检验好诗的唯一标准：“这个作品看起来好象符合（按：指符合传统），但它或许却是独创的，或它看起来似乎是独创的，但却可能是符合的（按：指符合传统）。我们极不可能发现它是一种情况，而不是另一种情况。”的确，一件所谓的新作品如仅仅是符合传统，“那就意味着新作品并不真正符合；新作品就算不上新，也就不成其为艺术品了。”（T.S.Eliot）因此，好作品的标准必是既传统的又独创的，二者须臾不离，难分难舍。那么，我们又如何去践行这一标准呢，这便直接去到卞之琳那句老话吧：“化欧化古”。而张枣正是“化欧化古”的个中圣手，其手腕恐怕只有小说中的张爱玲或可略略上场来比比。
《镜中》、《何人斯》等诗也迎合了他不久（1986年）写出的一个诗观，这诗观又与T.S.Eliot的“传统与个人才能”完全匹配，即：“必须强调的是诗人应该加强或努力获得一种对过去的意识，而且应该在他的整个创作生涯中继续加强这种意识。”（T.S.Eliot）张枣这个诗观正是对此“过去意识”，即传统精神的孜孜呼应；同时，在他的艺术实践中，他也完全遵循这一“意识”：
历来就没有不属于某种传统的人，没有传统的人是不可思议的，他至少会因寂寞和百无聊赖而死去。的确，我们也见过没有传统的人，比如那些极端个人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不过他们最多只是热闹了一阵子，到后来却什么都没干。
而传统从来就不尽然是那些家喻户晓的东西，一个民族所遗忘了的，或者那些它至今为之缄默的，很可能是构成一个传统的最优秀的成份。不过，要知道，传统上经常会有一些“文化强人”，他们把本来好端端的传统领入歧途。比如密尔顿，就耽误了英语诗歌二百多年。
传统从来就不会流传到某人手中。如何进入传统，是对每个人的考验。总之，任何方式的进入和接近传统，都会使我们变得成熟，正派和大度。只有这样，我们的语言才能代表周围每个人的环境、纠葛、表情和饮食起居。
如是，他着迷于他那已经开始的现代汉诗的新传统试验，着迷于成为一个古老的馨香时代在当下活的体现者。他不止一次告诉我，“中国文人有一个大缺点，就是爱把写作与个人幸福连在一起，因此要么就去投机取巧，要么就碰得头破血流，这是十分原始的心理，谁相信人间有什么幸福可言，谁就是原始人。痛苦和不幸是我们的常调，幸福才是十分偶然的事情，什么时候把痛苦当成家常便饭，当成睡眠、起居一类东西，那么一个人就算有福了。”在此，他间接批评了中国文学中有些文人，由于功利目的太强，从而导致其作品的现实感过于贴近当下的俗事了。他在我的印象中基本没有任何世俗生活的痛苦，即便有，他也会立刻转换为一种张枣式的高远飘逸的诗性。他的痛苦的形上学：仅仅是因为传统风物不停地消失，使之难以挽留；因为“少年心事当拿云”（李贺《致酒行》）的古典青春将不再回来，又使之难以招魂。他的这种纯粹天生诗意的感发对于我当时的心情（指我当时与之相比，却显得实了，远不如他纯粹）是一个很大的安慰。
三、
来自烈士墓的风尽是春风，他在这春风中成了60年代出生的人的楷模(至少在当时，在重庆)，那时，四川外语学院和西南师范大学有两个忘记了外部世界、交往十分密切的诗歌圈子，前者以张枣为首(其中包括付维、杨伟、李伟、文林、付显舟)，后者以我为首(包括郑单衣、王凡、刘大成、王洪志、陈康平)。他在这两个圈子里欢快地游弋，最富青春活力，享受着被公认的天之娇子的身份，而且南来北往的诗人也开始云集在他的周遭。在当时的四川诗歌界，尤其是在各高校的文艺青年心中，张枣有着几乎绝对明星的地位。他非常英俊，1983年的英文研究生，22岁不到就写出了《镜中》、《何人斯》，而且谈吐似燕语呢喃，有一种令人啧啧称羡的吸引力，他那时不仅是众多女性的偶像，也让每一个接触了他的男生疯狂。他在重庆度过了他人生中最耀目的三年（1983——1986），那三年至今让我想来都心跳加快，真是色飞骨惊的岁月呀。这岁月可用王维一首《少年行》来总括：
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
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
谈话节般虚幻的快乐。光阴——聚首——抒情——憧憬。我们那时唯一拥有的就是时间。时间真是多得用不完，而且似乎越用越多，越用越慢。这正是适合于我们的诗歌时间，“时间是节奏的源泉。每一首诗都是重构的时间。”（Joseph Brodsky）的确，诗人的一生只能是沉醉于时间的一生。但很快，新的节奏插了进来。1984年秋冬之间，疯狂的公司或协会扫除了一切“虚度光阴的聚会”。就在这一年冬天，吴世平成立了一个协会——重庆青年文学艺术家协会。至今我还记得我和张枣去参加过的唯一一次会议的情景，那热气腾腾的场面好像又让我重新回到了1981年广州青年文学协会成立时的同一场面。大家似乎都急于做事，做什么事？“苏维埃刚刚成立，很忙……”我轻声对旁边的张枣开了一句玩笑。而张枣却被吴世平说话的声音所吸引。他在审美。
我对这个协会相当陌生，直到1985年3月初，才首次感到它的作用（其实是吴世平一个人的作用），北岛一行（包括马高明和彭燕郊）应吴世平的邀请来重庆，其目的是为了与重庆出版社商谈出版《国际诗坛》杂志一事。
一个春寒料峭的雨夜，彭逸林与付维陪同北岛和马高明来到四川外语学院张枣昏暗零乱的宿舍。北岛的外貌在寒冷的天气和微弱的灯光下显出一种高贵的气度和隽永的冥想。这形象让张枣感到了紧张，他说话一反常态，双手在空中夸张地比划着，突然发出一阵古怪的笑声并词不达意地赞美起了北岛的一首诗（北岛随身带来的近作中的一首），应该是《在黎明的铜镜中》，看来张枣还是具有迅捷的眼力，这的确是北岛当时那批近作中一首最富奇境的优雅之诗。可在那匆忙的第一次见面中，这首诗其实是最不好谈论的，它需要在一个只属于这首诗的特别气氛中才能慢慢细致地谈起。接下来，张枣也开始行一个诗人通常的见面礼，拿出《镜中》给北岛看。“这诗写得不错。”北岛当即赞扬了这首诗。张枣受到了鼓励，逐渐恢复了平静。如下叙述省去，有兴趣的读者可直接读我《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的相关部分。
时间在1985年的孟春，的确加快了它的步伐。在西南农业大学校园后面一个具有乡村风味的山坡上有一座孤零的农舍，二楼已作为周忠陵的打印室，周是一个特别的人，样子长得不像中国人而像东欧人，他从小患过小儿麻痹症，造成左腿残废，走路有点瘸，他当时是一个自学青年，私下拜青年美学家苏丁之父为师，一边靠打字为生，一边学习美学。此外，他狂热地喜欢诗歌，他从认识我之后，接交的朋友几乎全是诗人，如李亚伟，廖亦武等，多得无以计数。一天，我和张枣、周忠陵在这里闲谈、谈着谈着我们决定创办一份诗刊。说做就做，我拟出一个诗歌目录，张枣很快译出荣格的《论诗人》，欧阳江河寄来文章，周忠陵亲自打字。《日日新》度过了一个个美的疲劳，达到一本书的境界。在“编者的话”中我写下这份杂志命名的经过：
一九三四年，艾兹拉、庞德把孔子的箴言“日日新”三个字印在领巾上，佩带胸前，以提高自己的诗艺。而且庞德在他的《诗章》中国断章部分还引用了中国古代这段史实：
Chen Prayed on the mountain and
Wrote NAKE IT NEW
Day by day make it new
——canto LIII
汤在位二十四年，是时大旱，祷于桑林，以六事自责，天亦触动，随即雨作。继而作诸器用之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以为警戒。
一九八五年孟春的一个下午，我们偶然谈及此事，蓦然感到，人类几千年来对文化孜孜不倦的求索精神，顿时肃然起敬。“日日新”三个字简洁明了地表达了我们对新诗的共同看法。我们也正是奉行着这样一种认真、坚韧、求新进取的精神，一丝不苟地要求自己。
我们牢记一句话：“技巧是对一个真诚的考验”!
我们牢记三个字：“日日新”!
这种以技巧的态度来对待诗歌的创新精神是我们当时对诗歌的一致意见。第一期(也是最后的一期)我们有意采取了一个较为保守的面貌，以《镜中》开头，确立一个抒情诗的主调。为此，张枣在《维昂纳尔：追忆似水年华》一诗中，将其中的“你”全部改写为“汝”，至今看来，这个字有一点拗口，而当时我却赞成这个“汝”字。
同年10月30日，在张枣提议下，庞德诞辰100周年纪念会在重庆图书馆二楼举行，张枣专门译出了庞德的《诗章》一些片断。
事件频出的1985年随着庞德纪念会的结束而画上了一个句号。新的阳光照耀，我和张枣怀着某种神清气爽将进入下一个（1986年）自由的孟春，诗歌之鸟跃跃欲试，拍动双翅，准备重试歌喉，好运气也赶来凑一个热闹。
一天上午，我在黄彦的宿舍随意翻阅一本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是否确是此书？现在已记不得了），其中一段谈论中国古代东汉时期有一些道士被称之为望气的人，其实是指望云的人，他们通过登山望云可以预卜凶吉，厉害的算卜者可以望到几百公里外将要发生什么事变。云层在望气的人的眼里变幻莫测，一会儿呈现兽形云块，一会儿成为皇宫云块……根据不同的云块图案，望气者可测出不同人物、事件的命运及结局。这些闪烁其辞的历史花样，加上这关键的出人意料的四个字“望气的人”使我早已守候的心砰然猛跳，当天，在这个春雨刚过、风和日丽的正午时分，我一口气写成《望气的人》，接着又写出《李后主》。
不爱说话的黄彦对这两首诗大为激动，不停地猛抽他心爱的黄平香烟。当我们正余兴未尽地谈论此诗时，张枣突然从川外来到我家，他来通知我他将与一位美丽而典雅的德国姑娘达玛结婚（达玛当时是四川外语学院德语系教师，张枣与其相识非常偶然，是因为杨黎的引见，其中故事在此就不多说了），而“望气的人”一下把他原来的思路打断了。他以少有的惊奇反复打量我突然的“发明”，简直不知这首诗是怎样写出来的。我告诉了他这首诗来自陈东东的秘密触动并提醒他注意上海诗人王寅、陆忆敏、陈东东。
并非完全独自研习诗艺，我们也常常陶醉于彼此改诗的快乐之中，改诗也在我当时诗歌核心圈子形成风气。张枣争改我的诗，我也争改他的诗，既完善对方又炫耀自己，真是过眼云烟的快乐呀！而我是赞成改诗的，我也十分乐意别人改我的诗。张枣就彻底改动过我《名字》一诗的最后一节，尤其结尾二行，就直接是他的手笔。他还为我一首非常神秘的诗取了一个相当精确完美的名字《白头巾》，他一下就抓住了此诗恐怖的气氛与主旨。时至今日，我仍旧认为诗人之间相互空谈技术，还不如直接动手改正一首诗中存在的问题。最好的修改是在他者（即对方）的诗歌系统——这里指每个诗人都有一套自己的声音节奏及用词习惯，而修改别人的诗首先就必须进入别人的习惯——中进行的（这是最有益的技巧锻炼，同时也学到了别人的诗艺），而不是把自己的系统强加于别人的系统；最好的修改不是偷梁换柱的修改，是实事求是的修改，是协助对方忠实于对方，使其书写更为精确。这也是诗人间最完美的对话，关于此点，张枣在其写于1987年《虹》中的解说，尤其能体现他那种对他者的同情之理解：
一个表达别人
只为表达自己的人，是病人；
一个表达别人
就像在表达自己的人，是诗人；
……
按中国的说法：“10岁的神童、20岁的才子、30岁的凡人、40岁的老不死。”当时的张枣只有24岁，正值才子年龄，锐气和理想都趋于颠峰，还未进入平凡、现实的30岁，潦倒暮气的40岁更是遥遥无期。但他对自己的形象却有相当提前的把握了。他很清楚地知道他是作为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出现的，这种形象的两个重点他都有：一是高级专业知识配备、二是轻松自如的爱情游戏。尤其是第二个重点，使他的日常行为表现得极为果断成熟，对于像我这样50年代出生的人来说，他甚至应该是超级的早熟，他的青春正适得其所，而不像我那代人的青春期被一再推迟。这里，我将以极简的语言讲一个有关张枣的真实故事：一天深夜，当我在他太脏的斗室谈起一个我的女教师朋友时，他突然很肯定地说：“你信不信，我会让她几分钟内迷上我。”我当时听了，颇不以为然，赌气似的，就让他去一试身手，其结果果真令我震撼，他就这样轻盈地送上了对我的承诺。但另一点他又与我一样，而不同于其他一些年轻诗人，他一开始就喜欢今天派的作品，尤其是北岛和舒婷，即便他并不像他们那样写(这或许来源于他那“传统”的诗观吧)。他的气质从某种角度说又是旧的，甚至是保守的，但这是他的赏心乐事，也是他自认为先锋的乐事；他有时比我还要旧，后来，我见过他的一些访谈文章，他仍沉浸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浪漫理想中，是一个天生的80年代的怀旧者。对于眼前的新世纪，他有一种恍若隔世的陌生感，深陷于内心并不示人的孤寂中。这种因知音稀缺而产生的孤寂感，早在1988年1月18日，他就在一首诗《云天》里，悲欣交集地抒发过：
我想我的好运气
终有一天会来临
我将被我终生想象着的
廖若星辰的
那么几个佼佼者
阅读，并且喜爱。
我常常想，如果可能的话，他甚至还愿意成为辜鸿铭这样的人——一个不合时宜的反对派，或李渔式的享乐主义者，带着他的家庭戏班子在明媚的江南、在清朝穿梭梦游。 不是吗？如我开头所说，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已一头扎进生活之甜里，在美酒与美食中流连忘返。即便如此，我依然坚信，他最后的身体力行，仍昭示着另一个真理：
在苦难的欢腾中
歌唱着人的不成功；
从心灵的一片沙漠
让治疗的泉水噴射，
在他的岁月的监狱里
教给自由人如何赞誉。
——W.H.奥顿《悼念叶芝》
诗歌之鸟已经出发，带着它自己的声音。张枣的声音那时已通过重庆的上空传出去了，成都是他诗歌的第二片短暂的晴空，接着这只鸟儿飞向北京、飞向马克思的故乡德国。啊，一只鸟儿，孤独而温柔，拍动它彩色的翅翼投入广大的人间，那幸福是多么偶然……天空是多么偶然……
今天，当我们再一次面对当年这位不足22岁(当时离他生日还差三个月)就写出《镜中》、《何人斯》、《苹果树林》、《早晨的风暴》、《十月之水》，以及稍后，即24岁时，又写出《灯芯绒幸福的舞蹈》、《楚王梦雨》的诗人来说，张枣所显出的诗歌天赋的确是过于罕见了，他“化欧化古”、精美绝伦，简直堪称卞之琳再世，但在颓废唯美及古典汉语的“锐感”（锐感一说借自叶嘉莹论宋词诗人吴文英的一个观点）向现代敏感性的转换上又完全超过了卞先生，而且，需知，他当时才仅仅22—24岁呀，以如此年轻的形象，就置身在了超一流诗歌专家的行列（尤指现代汉诗范围内），又简直可说是闻所未闻（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直到今天，我仍难以相信并想象他已离我而去的事实。我依然对他满怀信念，耳畔老响起他早年的声音：
但是道路不会消逝，消逝的
是东西；但东西不会消逝
消逝的是我们；但我们不会
消逝，正如尘埃不会消逝
——张枣《一首雪的挽歌》（1988.11.21-22，德国特里尔）
他或许已完成了他在人间的诗歌任务，因此，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干脆以一种浪费的姿态争分夺秒地打发着他那似乎无穷的光景。新时代已来临，新诗人在涌出，他在寂寞中侧身退下，笑着、饮着，直到最后终于睡去……但极有可能的是，由于他的早逝，由于这位杰出的诗歌专家的离场，我们对于现代汉诗的探索和评判会暂时因为少了他，而陷入某种困难或迷惑，张枣带给我们的损失，至少目前还无法评估。
2010年3月10日——3月21日于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