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爱情、生活、艺术或思想……所有概念都是假想敌。
据说写作必须冷静，必须克制——因为人并没有敌人。自己就是敌人。人可以自杀，但不能失败于自己。只要不失败于自己，就是战胜了所有敌人。有些人还可以杀死别人，但那并不是胜利。面对自己的孤独、膨胀或痛苦时，很难有人能自救。神也不和你在一起。没有一个朋友关心你。但是只要冷静、克制、找到恰当的方式就能够排解，消灭自己的反面，并让其变成一本书。因为“我”其实是不存在的。人只有本我（肉体）、真我（情感）与超我（精神）。其中之大我者为宽容，小我者为爱憎。大我包容小我。而小我即一切敌人的巢穴。写作如果有敌人，那敌人不过就是你的一部分，很小的一部分。在大我之中，敌人都能成为你的朋友，帮助你完成自己。
高僧、情种、少年、恶棍或他人……所有人物都是假想敌。
我说这些，是因为我想起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
我的第一篇小说写于1987年或1988年，名字叫《卫生》。那是一篇大约只有三千来字的短篇小说。但这篇小说的原稿已经散失。因为我不注意保存，它便消失在了历次搬家或清理中。小说写得不好，作者自己都不爱。但当时我并不这么认为。当时我16岁，不仅觉得写得还可以，而且还不厌其烦揣着它地到处给人看。我甚至拿着它去找了小说家梁晓声，请他帮我看。
这里不得不说一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我有过那么一阵横冲直撞的时期。我带着少年的锐气和手稿，毫无顾忌地去乱见过很多素不相识的人。如正在音乐学院代课的学者和翻译家张旭东、正在午睡的诗人雪迪、正在上班的编辑戴定南、或者正在捏泥巴的雕塑家隋建国……我完全意识不到，在他们眼里，我只是一个孩子。反正无论是谁，一见面我就要让他吃惊，这就是我当时的唯一想法。
1988年秋天，我从家人处偶然拿到了梁晓声的地址，在事前没有任何预约或通知，便去找他了。那年头也不兴这个。
在那之前，我完全没有看过梁先生的小说（至今也不看）。虽然那时梁已成名。我只是偶尔会听我母亲和原来《随笔》的主编杜渐坤常提到他的一些事迹，譬如说他是个很大气、耿直和性情的人。说他一站到阳台上，就总想跳下去。还说他在北影厂当编剧时，从不把什么明星放在眼里。有一次看电影，因著名演员刘XX强占他的座位，他当时就要打刘。还有一次，因另一个明星姚XX半夜在隔壁吵闹，他实在受不了了，就冲过去，当场给人家一耳光。一般都说，梁晓声是红卫兵和知青出身的作家，有着毛时代过来人的所有尖锐情绪和暴力倾向，以及对那个异端时代的怀旧本能。但在我的印象中，梁先生虽然被他们称为“官方作家”，但他并非是那么脸谱化的。生活中他是个严肃而朴实的人。通过我的直面接触，我还发现，这个“官方作家”其实有一颗非常地下的心。他非常反感官场、审查制度和浮躁心理，但无力反抗。这正如现在很多所谓地下作家，在心理上、思维方式和判断力上，尤其在面对利益时，其实很“官方”。
我记得那是秋日的一天头中午，我坐了很远的公共汽车，才到学院路。我走进梁先生在北影厂职工宿舍院子，敲响了他的门。
梁先生开门了。幸运的是，他正好独自一人在家。
他并没有因一个少年的唐突来访和打扰而惊讶，更没有推辞不见。相反，他听说我的来意后，很客气地请我进了屋。
当时他正在厨房做饭。他煮了一锅粥，炒了两盘素菜，还有馒头和豆腐乳等，邀我一起随便吃点。我记得在切菜时，他一边捂着右边的肝（或胃），一边和我说话。我问他是不是不太舒服，他说是老毛病了，并不影响我们谈话。
客厅里看不见书，只有饭桌、写字台和一张床，是一个很简单的屋子。我记得我当时留着长头发，抽着烟，并和一切自以为是的少年一样，开口就和他大谈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以及茨维塔耶娃等俄罗斯作家的诗与书。当然也谈到了中国古典文学和当代文学。而梁先生则带着沉默和倾听，静静地听着。有时，他会冷静地递给我一支烟。他自己也点燃一根，然后深深地吸着。梁抽烟很厉害，属于深吸入肺里的那种，而且吸的时候会瞪大眼睛。
他问到我写作的倾向，我家人的情况和正在读的书，却偶尔还会歉疚地说一句：“你说的这些书，我都不太熟”。
但是他也会主动发问，譬如他突然说：“你觉得，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哪一个女性算是爱情的象征”？
而我对此类问题，只能胡诌出林黛玉、陈芸或者潘金莲之类。
梁则说：“我觉得都不算。我认为除了白蛇，白娘子，谁也不能代表中国女性的爱情。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只有白蛇敢于反抗。爱情就是反抗”。
这话我当时并不太明白，现在想起来，梁的话真是深水微澜。
我拿出了我的小说请他看。他说：“好，你先放在这里，一周后再来，我们再谈一谈”。
临走时，梁先生还送了一本他的《一个红卫兵的自白》给我。这是我读过的他的唯一的一本书。若从大历史和对毛时代的解构来看，此书远没写透，但也记录了不少梁那一代人在少年时代最激烈的东西：即类似一种极权环境下的、盲目的“崇拜发生学”，以及青春的单纯。
一周之后，我又去见梁。这次遇到他夫人也在。我便没好意思呆太久，但还是仔细聆听了他对我小说的意见。
我隐约记得，我的第一篇小说《卫生》，是写了一个少年，因患有神经质和恐惧症，便不得不随时随地到处谴责这世界不干净。这个少年整天戴着口罩，就像霍桑笔下那位永远不摘下面纱的神父。少年把太阳也看做是行人吐的痰，把大街上的下水道口看做是发炎的耳孔。最后，在一次荒谬而梦魇般的考场上，少年因受不了监考官的监视，忽然从座位上跃起身来，用钢笔戳瞎了监考官的眼睛，并发出一阵可怕的狂笑……
情节大概是如此，细节我就全都忘了。
梁的意见其实我还记得一些，但印象更深的是他的态度：即希望我一定要多写。他罗列了不少小说中的句子，可见他是细读过的。谈了大约一个小时后，我就匆匆起身告辞了。因为当时梁正好也要去单位办事，他说可以送我一程。
北京初冬，落叶纷飞，梁和我一起走出他的家。他一手扶着我的肩膀，将我送到了附近的车站。我清楚地记得，在蓟门饭店和北土城拐弯的地方，梁忽然变得像一个熟悉的长者，伸出手在风中帮我戴好围巾，并拉紧了我大衣上的扣子，嘱咐我有空再来。说：你读了那么多书，现在像你这样痴迷于读书的孩子是越来越少了。然后，他就走了。这是我和他的第二面，也算是最后一面。因为那之后，我除了陪我母亲还去看望过他一次（因听说他生病了），就再也没有单独去探访过他了。
只有九十年代初，在广场，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春季书市上，我很偶然地看到过他正在签名售书。那堆在他身边如山的新书，正是第N次再版的《一个红卫兵的自白》。我远远看见了他，他似乎头发白了。我并没有再去打招呼。
接着，一晃眼，整整二十余年过去了。
其实我完全不了解梁先生的生活、人格和过去。我说的这些仅仅基于非常有限的一两次见面和久远的追忆。
说到《卫生》，这篇行文幼稚，故事失败，且明显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影响的小说，却是我在少年时代的典型情绪。它的整个存在是一次实验和败笔，因此丢了也不可惜。但它的核心灵感——即反对虚伪和理性，却是成立的。它甚至可以成为后来瘟疫时期中国人情绪和脸的一则寓言。小说里面那个行为乖张、激烈而偏执的少年，正是另一个我，恶的自我。这也是我在写一种本文一开始就提及的“假想敌”。写作必需有假想敌，哪怕那个假想敌就是写作者自己。而梁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他只觉得我是在写“考试”，并认为我似乎是在阐述一个少年的考试恐惧症。这当然是一次没有意义（或特殊）的误读。但是他的善意批评也点醒了我少年的狂野。我至今依然很感谢梁先生的耐心阅读，以及作为长者对一般冒昧前来求教的陌生人的友爱。正是他的存在和交流，让我在那么早，就学会了反观自己的写作，并能客观或敢于否定自己的一切文字。起码在那之后，我就对我自己的那篇很不成熟的处女作产生了反感。我迅速把它放进了抽屉的死角里，再也没看过。
过去有句名言：批评就是伟大的偏见。
我以为，这句话适用于一切思想与艺术，也适用于小说、戏剧或诗等一切文学。偏见就是角度。没有偏见的批评，不是官样文章，或者对一些本不足以抬高的东西走火入魔，就是见解平庸。
当然，梁那一代人，包括后来的不少小说家和诗人，大多受到过所谓现实主义文学的残酷洗脑。他们其实难以判断完全不立足于现实的文字。那无端端的情绪，莫名的恨和天马行空的诡异幻想，神秘语境，都让谙熟以人生故事和具体情节为阅读坐标的他们为难。他们或许会对巴乌斯托夫斯基曾在《金蔷薇》里写过的《第一篇短篇小说》之观点完全赞同，认为一个作家想要写作，就需要绝对更多的去生活，而不是靠读书或假想。但是这种方法现在大概是过时了。当今作家依靠古籍、新文本主义、语言解构、后现代、诠释派和意识流等，依然能产生不少意外惊人的作品。传统意义上的生活与书，都是次要的。私生活再苍白，阅历知识再少的文人，似乎借助现成资料和电脑搜索等手段，也能炮制出一些复杂的书来。这有点像康德一生没出过他生活的小村子，却能发现宇宙发展史和理性的奥秘，而赫胥黎并没有见过乌托邦制度，也能描述“美丽新世界”的恐怖一样。若想写一篇好的小说，就是没有极端的个人体验（哪怕是一个假想敌），也是可能的。最关键的还是语言天赋和对人性的敏感罢。文学的本质是虚幻。恰如作为写了很多社会现实主义小说的梁先生，可能自己也没意识到，他视为爱情文学翘楚的白蛇，本身就是虚幻的产物。
其实早年、名家、传统、虚幻或现实……所有方法也都是假想敌。
因无论你怎么活，怎么写，只要你敢于反对一切定式，并将某种纯个人化的状态进行到极致，就都是可以成立的文学。
2010-2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