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我们离开，去另一处，那是东京著名的老店“银子”酒吧，在一大楼的地下层，这是中年人消遣的地方，非常贵，贫困的青年不来的，里面有爵士乐、各种酒水、以及陪酒的女子和男士，那都是名人。家庭氛围，每个人都向荒木致敬、点头，他显然是常客，吧台存着他喝剩的酒。陪我们喝酒的女士是荒木画册中的模特儿，在那画册中，她赤裸着，被绳子捆住，我立即认出了。她叫殿村任香。作为1949年后出生的中国人，我很难想象她从事这样的职业不偷偷摸摸的，还可以著名。中年的男服务生对每个客人都亲切地像老朋友那样笑着，看起来他已经在这里呆了一生，决不是昨天刚刚从长途汽车上下来的临时工。由衷地热爱这种谋生的方式，没有什么道德上的负担，受到尊重，不需要辩解。我有些紧张，我习惯的是这里是地下场合，每个人都心怀鬼胎，鬼鬼祟祟，随时可能出事。但现在却如此自然，天经地义，古代到现在一直如此。“要加入我们的聊天吗？”临桌的女士问。两个人的乐队，一个老者在拉小提琴，女士在弹钢琴。一个貌似侦探的中年男人在深情地唱节奏缓慢的老歌，闭着眼睛，摇晃着身子，如梦如幻，有点像改邪归正的寅次郎。酒杯在空中飘着，涂得血红的嘴唇，来自唐朝的汉字在墙上若隐若现，犹如幽灵，读起来像喝醉了酒。关于日本，我童年时代以来一直以为那就是南京和血淋淋的军刀。那是日本的一部分，这是日本的另一部分，有点像置身在小津安二郎、大岛诸们的电影或者川端康成的作品中。我早晨9点从北京出发，下午一点才进入日本。天空阴郁，樱花已经普遍凋谢，那是地球上开得最晚的樱花。
此行东京，是来参加东京国际诗歌节。诗歌节在东京地铁的名叫三轩茶屋的车站附近的世田谷（一个综合的生活中心，有剧院、书店、购物中心）举行。主题是“环太平洋国家的现代诗”，邀请了中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的诗人。在日本，东京国际诗歌节是一个重要的文学活动，在国际诗歌界具有影响。操办者主要是诗人野村喜和夫和他的妻子。并不定期，视经费筹集的情况而定。野村先生对我说，这也许是最后一次了吧。因为过去一直赞助的单位今后不再赞助了，日本是个商业社会，支持诗歌的企业凤毛麟角。我兴致勃勃地赶来，却听到这样的消息，觉得好像自己是前来上演悲剧的角色，我一直以为日本也许更重视文化活动呢，心情就有点沉重。这个诗歌节搞得相当隆重，租用了可以容纳四百多人的著名剧院，开始前舞台监督还请诗人预先走台，调试音色。我很不擅长这种表演性的活动，在中国，民间诗歌活动一般都很随便，在酒巴、公园或花前月下的聚会上。如此严重的安排，一般是官方的活动。我是不喜欢朗诵的，我认为诗歌的本质是沉默，诗歌朗诵只是诗歌的表演，而诗本身依然沉默。我曾经在中国发表这样的观点，引起了很多诗人的愤怒。我当然依旧应邀请在各种活动上念我的诗歌，仅仅是满足听众对“一个写这样的诗的人会是什么嗓音”的好奇而已。确实，如果没诗人亲自出场，展示自己的声音，诗歌也就没有活动的理由了。古代中国有诗社活动，诗人聚会在一起，饮酒吟诗，甚至当场即兴创作，与诗歌节是不一样的。诗歌节是现代社会的产物，诗歌不再主要是个人的修养，朋友之间的应和。而是与表演联系起来，成为节目。诗歌节是卖票的，每张5000日圆。400多个座位，每场也可以卖300多张票。这样重要的诗歌活动，一般来说，都是德高望重者的聚会，但主办人野村先生邀请了好几位日本的青年诗人，最年轻的诗人是70年代出生的。1939年出生的吉刚增造是日本著名诗人，他的朗诵更像是一个仪式，有道具、表演。许多日本诗人在朗诵诗歌的时候都喜欢加入表演，女诗人白石嘉寿子穿着红色长裙，75岁了，依然热情奔放，崇拜中国诗人芒克，说他是太阳一样伟大的诗人，爱伦·金斯堡曾经为她的诗集写序。她把诗用毛笔抄在长长的宣纸上，随着朗诵结束，洁白的纸带在她脚边堆起来，最后她把这首诗点火烧了，舞台造型看起来凄凉美丽。野村也是日本著名的诗人，他的朗诵是把映像与朗诵结合在一起，巨大的屏幕放映着抽象的画面，他坐在黑暗的一角朗诵。来自美国的诗人michaek palmer，前年获得史蒂文斯诗歌奖，北岛翻译过他的诗。他的诗歌是建筑起来的，思考的结果，缺乏自然贯通率性而为的气韵。不自然但句子很机智，我不太喜欢。但在诗歌的知识分子圈子里很受推崇，他是阿什伯里一路。我比较喜欢的是平田惠子的诗，朴素自然地观察世界，指出那些耐人寻味的细节。诗歌节也邀请了舞蹈家，歌唱家，他们的节目穿插在诗歌朗诵活动中。这避免了只是听诗的枯躁，听诗是很困难的，尤其并非取悦于声音的现代诗，听懂相当困难，听进去更困难，这个部分需要的是阅读。而且并非在任何时候，例如买张票进来，预定的时间，人们就可以通过麦克风的转述进入诗，也许苏俄诗人马雅可夫的诗歌是个例外。我最欣赏的是日本青年舞蹈家伊藤的舞蹈，大约叫做“跟着收音机跳舞”吧。这舞蹈就像一首关于日常生活的即兴口语诗，将日常行为中的种种庸常动作与专业的动作结合得恰到好处，充满暗示而似乎并没有明确的主题，是我看过的最杰出的舞蹈之一。也许通过他的舞蹈我更能表达出我对诗歌的看法。日本诗歌好像受到欧美象征派诗歌的很大影响，浪漫主义、主观性、自我意识似乎影响很多诗人。聊天时，诗人们经常提到兰波、马拉美，也提到中国的李贺。谷川峻太郎在日本具有非凡的意义，他是一个大地诗人。他其实是二十世纪世界诗歌潮流的一个叛徒，他是日本的日本诗人，而不是日本的欧美诗人，“X国的欧美诗人”在20世纪全世界诗人中都非常普遍。谷川俊太郎在这种潮流中成为日本的诗人，非常了不起。他的诗歌呈现了最基本的东西，令人感觉到强烈的本土性。他在现代性中呈现那种普遍的、不变的东西，他不是自我的诗人，他是王国维所谓的“无我”的诗人，他在日本这种受到西方各种意识形态影响，迷恋自我的社会中，也许恰恰是通过“无我”而唤醒了某种更基本的日本性才获得读者的支持吧。谷川先生在日本是民众的诗人，受到普遍欢迎，这也许是因为他是知识分子的主流意识形态的一个反叛者吧。我想到一个悖论，在西方，先锋是少数，而在西方意识形态在知识界占统治地位的亚洲，先锋也许恰恰是个多数。因为冠冕堂皇的意识形态花岗岩底下的沉默的多数其实与知识是分裂的，他们依靠传统的基本常识和心灵、直觉而不是意识形态生活，这是一个社会得以正常并永远持续的基础。谷川的“感受性祝祭”，从个人身体对世界的基本感受出发去写作，而不是拘泥于诗歌的各种先验的理念、主义、观念，“依赖意识形态写诗并不是一条正确的道路”（谷川语）。在亚洲，近代以来，西方意识形态导致的灾难可谓深重，大部分知识分子已经成为这种意识形态的奴隶，对此有着清醒认识的诗人在亚洲凤毛麟角，必须力挽狂浪。谷川是如此，荒木经纬也是如此，荒木和谷川的作品没有方向，仿佛什么都可以写，可以拍。所谓世间一切皆诗。我站在舞台上，四周一片黑暗，看不见听众，我显然被聚光灯突出出来，而我的诗可不是在聚光灯下写的，谁能在这样的强光下写诗？我念了《在漫长的旅途中》，这是我在遥远云南山野的泥泞道路上旅行时得到的灵感，我觉得自己像是原始的外星人，来到了一个梦幻般的地方。麦克风就像枪一样指着我，我仿佛害怕似地念起来，像是在自首。念诗之后是谈话，题目是“中国诗的现在”，野村喜和夫问起我这一代诗人与朦胧诗的不同，我说，他们是“生活在别处”的诗人，我是故乡与大地的诗人。说完这话我并不太自信，这是在谷川峻太郎的故乡么？这个剧院与我去过的世界许多剧院一模一样。我现在鹿特丹还是巴黎？东京或者昆明，我不能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