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多前，我在南郊的一个雕塑工作室里，认识了朱成，他是成都艺术家里最早建立个人工作室的人。朱成当时是非常有名的雕塑家，他的作品《千钧一箭》得了《中国首届体育美展》特等奖，以及国际奥委会颁发的特等奖。又被送往瑞士洛桑的国际奥委会总部，作为永久陈列。
那段时间，朱成正在创作一组将要成为德阳艺术墙主体的大型石刻《智慧之光》。他试图对传统的城市雕塑作一种突破，在当时，意味着他的一种多年的野心：将雕塑、石刻扩展成为建筑，将绘画因素扩展到雕塑中，将现代雕塑语言运用到对中国传统主题的整合中。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他追求被他称为“二维半”的特性，就是在“之间……”的结合。
他后来解释：我所追求的是对传统“空间造型”的突破，它将不再仅仅是空间造型，而是“造型中的空间”，或者说它是三维体积与二维绘画之间的二维半艺术。他希望这成为他个人的最大特性。
朱成很早就开始绘画生涯，而且，据说画得非常好，甚至影响了与他同时代的许多画家，偶然的机会让他从事了雕塑事业。所以，绘画一直是他的一个情结，将他绘画中的经验和心得，运用和综合到雕塑中，是他所渴望的表达。
后来，朱成开始创作了一系列的架上雕塑，木雕，铜雕。从造型和语言上，都积极地想要把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在某个比例上秩序化。事实上，朱成是一个更倾向于本土、民俗的艺术家。从这一资源中，他发掘了与内心相符合的语言。铜雕作品《椅子》系列，是他把握造型、质材与合理的尺度，同时也充满自由奔放特质的成熟之作。
几年又过去了，朱成在成都西郊有了一个更大的工作室。旁边搭了一座窝棚式的建筑，里面横七竖八地堆满了他从各地搜罗来的各种民间工艺品。陶瓷，青花瓷盘，雕花窗棂，各种民间绣品，纸品，各个面族的面具，多得让人怀疑其真实性的汉砖，还有他认为是全国最多最重要的墓碑石刻造像。最后是整个拆掉的房柱，斗拱，屋檐，足够开一家民俗博物馆。
再后来，他真的注册了一家私人博物馆。
对朱成的作品、收藏和故事，我真的太熟了，以致于我根本没作任何准备就开始了“走过场”一样的访谈。
翟永明：今天的采访主要是三个方面：关于你的雕塑、你的公共空间设计，还有你的收藏。先谈一下你的雕塑作品的特点，我比较了解的就是你的早期作品，小型的还有架上的雕塑。请你谈一下你创作雕塑的过程，怎样开始艺术创作的？
朱成：我童年时就开始画画，最早是我大哥给我的启蒙，1952年六岁的时候我第一次到扬州见到我大哥，当时他在南京师范学院艺术系学习，我由此学到很正宗的学院派艺术创作理念。在我完全不懂艺术的时候，他就给我命题作画，名字叫做“打过长江去”。
我大哥是进步学生，一开始时代的东西就接触到我，画的是“打过长江去”，而不是儿童画，这对我来说意义很深刻。在大哥的辅助下，我完成了人生的第一件艺术作品。后来每年寒暑假我跟着大哥学习写生。1965年高中毕业时，因为我父亲在黄埔军校当过教官，我就成了内定批判的对象。我当时还画了一个得奖的刊头，用晕染的方法画的一个白的太阳，很耀眼，很神，很有创意，淡柠檬黄烘托白色的太阳。我那时就脱手画三面红旗的直线，很直，那个时候觉得自己很“神”。
高三的时候就被批判，这个事情对我的压力很大，心里很恐惧，我的班主任说：“你只要下乡就不追究了”。那时我本来就是想逃离，往山里去，我就觉得是一个藏身的良机。所以，我这一辈子都在“藏”，所以后来开始收藏。“藏”在收藏品里。
翟永明：你那个时候已经开始画油画了吗？
朱成：还没开始画油画，一直画素描、水彩。后来到农村我只带了红、黄、蓝三种颜色，画蓝天、太阳，这三种颜色就可以配了，白色我是买的干的戏剧油彩，因为红黄蓝必须要带点白色，但没买到白色，就买到了戏剧油彩的白色，“下乡”的时候，我去的是一个军耕农场，非常艰苦，基本上是一天吃两顿出三次工，那应该是最劳累的时期了。1966年的2月份，文革前的十个月，劳动以外的三天休息，我就开始写生画油彩画。1965年就正式开始画油画，躲藏在那里，有一种“藏”的情节，那时都画的是小幅油画，因为当时油彩很珍贵。
翟永明：后来你是怎么开始雕塑的呢？是什么原因让你开始做雕塑的呢？而且你之前一直在画画，我听何多说你当时油画画的很好，在成都很有名气，为什么又开始做雕塑呢？
朱成：油画当然是画得很有名，我记得当知青时，有一次展示我的小油画，全部装裱得很好，摆在河滩上，这是户外展的第一次。知青结束后，我到了汽车运营公司当一个修理工。文革结束了，1977、78年开始恢复高考，我又是高六五级的，不能考大学，所以我就报了一个四川美术学院一年的雕塑进修班。
翟永明：你为什么没报油画呢？
朱成：我觉得雕塑可能更适合我，油画我画了很多年，自己觉得可以改变一下。我其实是一个很爱动的人，雕塑比较动态一点，他有空间的概念，所以我选择报了一个雕塑进修班。1978年，我读了一年雕塑进修班。
当时一边在学拖车，一边在学做雕塑。1983年中国建立了城市雕塑艺术委员会，城市雕塑，我们现在叫公共艺术。我们进修班的几个人就创建了最早的雕塑工作室，也是最早的艺术工作室。最早将艺术企业化。
翟永明：主要是创作城市雕塑？
朱成：城市雕塑！第一件工程就是攀枝花工业城市的五大班子的命题作品，叫《旭日》。旭日东升的旭日，要求一个女工面向东方，右手工具搭在左肩上，右脚在前，左脚在后。相当于是命题造型作业，动作都被甲方想好了。是工程投资的概念，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
从来没接触过汉白玉，先不管这个动作，玉这个材料当时对我来说还是重要的，有我对材料的理解。要做一个女工人，把这个年轻女工做得充满了当时的那种青春的气息，风、阳光、面容，这动作都很难，尤其是我们还没有接触过
翟永明：那当时在社会上有没有影响？
朱成：当然有影响，都觉得美。
翟永明：那个时候这种公共雕塑很少，这个作品可能还有点前卫。
朱成：材料就很前卫，当时很多人没接触过汉白玉，而且我们把作品打磨得很光滑，完全按学院派的方法来完成这件作品。我们只有通过这种机会，通过这种理解，才会对材料有理解，通过工艺才能真正做到。
翟永明：那关于你个人的作品呢？
朱成：我也从事一些架上的创作，因为雕塑成本很高，所以必须要通过这种城市雕塑的运转，才能汇集到一些创作的资金。油画只一块布就可以进行创作，雕塑需要很大成本。
翟永明：而且在那个时候，你不可能有多大的资金以及额外的收入，来做自己的作品，因为连材料费都不够？
朱成：基本上不可能，只有通过工程做一些个人的作品。我在做知青的时候通过画毛主席像，得到了生活需要的东西，然后画我自己的写生小作品。后来通过自己的作品进入雕塑，得到些资金，也得到些自由和时间，然后做些个人的作品。我第一件成名作就是体育“买单”的。
翟永明：就是得奖的《千钧一箭》，它相当于是你的成名作品了。
朱成：这件作品，当时是为了节约材料，我当时不可能拿出特别多的钱做一个青铜雕塑，或者做一个汉白玉的雕塑。我的资金只有几十块钱，所以我绞尽脑汁用最少的材料来做。“一横一竖一点”这就是一个最简捷、最节约的办法。
翟永明：我觉得你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的作品，“一横一竖一点”这个概念，都有这种刻意，都是比较重要的。
朱成：其实《千钧一箭》之前有件是83年的《月亮女儿》，那是凉山西昌市政府给的一个命题，要求我展现彝族奔向四个现代化，“一男一女，手托着原子能符号”。
我对西昌市委书记说“西昌是月亮城，就没有必要做类型化的东西”。好在书记还有些文化，用了我这个主题。当时采用的形式是单边支撑，像空中的绘画一样，后来成了西昌市的城标。一件雕塑作品实际上离不开时代的背景，所以《月亮女儿》算是那个时代的一个跳跃。
翟永明：你后面的作品基本是延续《千钧一箭》这样：一个支点，然后发展出几个线的理念吗？
朱成：1988年，中国开始城市雕塑上岗证，但是这个资格证并没发给我。全国城标艺术委员会，认为我的学历不够。他们认为我的《千钧一箭》可能是碰巧得的奖，那是架上的作品，不具备城市雕塑的概念。当时我觉得这个说法简直是在开玩笑，不发上岗证基本就不能做城市雕塑？没有证就不能上岗？
后来我就去做德阳“艺术墙”去了，我必须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