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隔三十年，那道阴影还没移去。
她一直告诉自己；这事与你无关，你尽了力了，要怪只能怪那个时代，只能怪他自己时运不济，只能说人各自有命，一个浪头冲来，有人溺水，有人逃出生天。你并没撒手，但是，再耽下去你也没命。。。。。。
但是还是不能释怀。有时一闭眼，眼前就浮起低矮的小屋，两扇永远关不紧的破木门，四壁漏风。板床上凌乱的被褥，桌上的一灯如豆。屋角的那座灶炉好久没生火了，他就靠一个上海带来的煤油炉子，一只钢精锅来煮点面条，包谷面糊，勉强度日。有时她送来过几个鸡蛋，一把青菜，被他视为珍馔。而以她的绵薄之力，再也不能提供更多的东西。
别搞错，他们之间并没有男女之情，甚至也不算是走得很近，唯一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两人都是七一届初中毕业生，来自上海，和另外三个上海知青在头璜公社插了五年队。其中一位男生是某个演艺界知名人士的儿子，常年躲在上海装病，另一个女生是个资产阶级的娇小姐，不大肯下田干活。常年出工的只有三个人，她，他，还有一个是被人叫做‘少根筋’的十三点女孩。
他戴副白色边框的眼镜，理个偏分头，木讷，微胖，嘴馋，无甚么突出，也就是成千上万知青中的一个，稍微重一点的农活就干不了，常被队长分配去看看场，跟车买些化肥之类的轻活。强劳力出工一天计十个工分，他们学生都只计七个。
她听说他父母双亡，家里已经没人了，过年节时他不回上海，跟了队里的小青年抽干河塘抓鱼，分了几十斤大小不一的杂鱼，用盐腌了。她探亲回来时，他送了两条巴掌长的咸鱼过来，还留下吃了顿饭，把她从上海带来的香肠腊肉吃个底朝天，抹抹嘴巴碗也不洗就出门走人。
他像所有的上海人，小聪明是有的，寄信时把邮票正反面都刷上浆糊，收信人只要放在水里一漂，邮票上的邮戳就会脱落，可以多次重复使用。坐火车只买张月台票，混一站是一站，南京合肥马鞍山全去过。用硬肥皂刻了全国粮票的版，盖在毛边纸上可以乱真，拿到集市上跟乡下人换鸡蛋，竟然没有穿帮。不过这行当做了一次就不敢了，那时伪造票证抓住要判刑的，那块雕工精细的肥皂被扔进茅坑里。
在知青堆里他也不合群，资产阶级囡囡说看到他那副呆相馋相就讨厌，知名人士儿子和他住在一起，用一种勉为其难的态度对待他，为的是差使他跑跑腿，在装病返沪时为他打掩护。少根筋说他不但嘴馋，还手脚不干净，好容易养大的母鸡不见了，而在他住处发现几根鸡毛。
她对他没有特殊感觉，大家都是年纪轻轻就离乡背井，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混日子，都不容易。她是家中的长女，底下一串萝卜头弟弟，知道男孩子消耗多，嘴更馋，反正少根筋的鸡也养不长，早晚会被人偷去吃掉，张三吃李四吃都一样。
他们之间很少交谈，仅仅是他去集市会帮她捎带点小商品，在冬季之前她会应他之请，过去帮他拆洗缝补被褥。某次在枕头底下翻出几本书，封面是用人民画报的彩色蜡光纸重新包装过的，里面发黄的纸页残缺不全，她翻了一下，什么彼得，安娜之类的人名就搞得她头疼。他见她把书拿在手上翻看，就来抢。她唬了他一下：你看黄色小说？他一笑：你懂什么！这是世界名著。
她自觉文化程度不高，说是初中生，其实只上完了小学，会个加减乘除，写写家信。在那个年代够了。但她内心对知识还有一份崇敬，世界名著当然在一个不可企望的高度，能够读世界名著的人也令人刮目相待。
插队的日子是枯燥而漫长的，外面再天翻地覆，这儿的日子还是老牛破车般地闭塞，上海显得越来越遥远，她有时觉得自己会终老在这块土地上，像所见满脸沟壑的农民一样被埋在地下，一辈子就匆匆过去了。
七六年底她没回去，七七年国庆期间，家里来信说母亲病了，叫她回上海一趟。在走访亲友同学之际，每个人都在说知青返沪，谁通了门路调回来了，谁又申请病退，谁根本不回乡下了，关了门在家复习功课，准备考大学。。。。。。
这不关她事，她家里既没门路，也不符合病退的条件，至于上大学，她这辈子就别想了，她知道自己不是那块料。虽然这么说，但心里还是有点动的，如果真的能回上海，就是能在里弄生产组有个位置也是好的，至少每个月有固定收入，也不用风里来雨里去的辛苦了。还有，她今年二十三岁了，再在乡下呆下去，最后肯定是嫁个农民，一辈子和土地牲畜打交道。
回到乡下之后，见了他，说了些上海的情况，看他走路一瘸一瘸的，说是下塘抓鱼，脚底被芦根扎了进去。她问上药了没？他手一挥：我们这些人贱皮贱肉的，过几天就好，上什么药！
知名人士的儿子也回来了，一反过去的懒散，变得积极无比，割稻抢收，开水灌田，还自告奋勇帮农民修屋顶。在一个中午，大家吃过中饭回来，赫然发现知名儿子双目紧闭地躺在地下，两手各抓一把用来盖屋顶的稻草，口吐白沫。生产队长慌了神，大队书记也来了，蜂拥着送去县医院，诊疗的结论是X度的脑震荡。
知名儿子就这样办了病退回城去了，资产阶级囡囡干脆人都不见，少根筋不知从哪儿听来的；人家申请了去香港，连上海户口都不要了。
日子没什么改变，本来常出工的也就他们三人，但是他常常请假，说是脚伤未好。这样分配给三个人的活就得她们两人来做，少根筋没少抱怨：肯定是想学知名儿子的样子搞病退，你又没人家那个天分，装病也装得戏剧性十足。
她倒是看过他脚上的伤口，在右脚掌外侧，创口倒已经结了痂，但是脚背肿得发亮，用手一按就是一个凹陷，鞋也不能穿。她叫他去看医生，他苦笑了一下：赤脚医生看过，开了些金霉素眼药膏外敷。
在乡下也只能这个样子，正规的县医院离这儿百十里路，不到心脏病脑震荡癌症末期是不会送过去的。赤脚医生肯给你开点药已经不错了，药是用队里的办公费买的，几块钱的药费要用上一年半载的，你一个知青，常给队里碍手碍脚，不给你白眼就是很客气了。
乡下的农民祖祖辈辈就是这样过来的，生了病受了伤第一是硬挺，实在挺不过了再胡乱找个跟医药有关的人求药，直要等到病入膏肓了才往县里送，送到那儿人也就剩了一口气。你知青是来受教育的，凭什么跟当地老乡不同？
过了两个月那肿还没有消退，反而渐渐地延伸到脚踝处，小腿上。他已经很久没下地了，平时拖了一只痛脚在屋子周围捡些柴草做饭，后来连这也干不了，好在知名儿子留下一只煤油炉，托人去镇上买点煤油，煮些面糊对付着过日子。她空闲时会过去看看他，有什么可帮忙的就顺手做了。这种时候他坐在床边，或躺在床上，一声不响地看她忙活，直到她干完，说还有事吗？没事我走了。他点点头，说：走了，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