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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2008-9-19 06:00 | 作者: 范迁



少根筋说你欠了他了?天天累死累活,有个空闲的时辰还要管这个废人。她说人家受了伤,你没看见?少根筋撇撇嘴:谁叫他嘴馋,自找的。

听说对知青有了新规定;凡是在原居住地有单位愿意接收的,公社里一律放行。少根筋坐不住了,连夜打起铺盖回上海找门路。她家里也来信说母亲的身体越来越不行,想早点退休,顺带乘这机会把她的工作安排好。她接信之后一阵雀跃,回上海的曙光已在地平线上冒头,一同插队的五个人已经走了两个,少根筋已经表示过,就是回上海吃老米饭也要比这儿好。那么,他有没有想过回城的事呢?他在上海总有些亲戚熟人可以给他想想办法的吧?

在一个下雨的黄昏,她推开了那扇破门,屋里暗暗地没点灯,臭气熏天,她叫了两声不见回答就摸了进去,走到床前却踢翻了一个脸盆,立刻弥漫起隔夜陈尿的臭味。她在黑暗中点亮了油灯,床上一团揉得乱七八糟的被褥,正在她疑惑时,被褥动了起来,冒出了张惨白的脸,吓了她一大跳。他撑身坐起,从枕头下摸出眼镜戴上:你怎么来了?她说来看看,你怎么不把脸盆端出去?放在地下被我踢翻了。他说让它去,反正我也不下床。沉默一阵之后,她问道:你的脚怎样了?他不作声,只是微微摇头。她撩起被褥,只闻一股恶臭扑面而来,屏住气看去,只见右腿比左腿粗了很多,像发起的面团,在油灯微弱的光线下颜色发灰。他俯身把被褥拉上:唉,看什么看,味道不好。她说你这样不行,你要去看医生。他翻了一下白眼:脚长在我自己身上,我也知道要看医生。钱呢?她踌躇道:也许可以先向队里借点?他幽幽地说买煤油买吃食已经欠了队里二十多块钱了,昨天会计才来过,问什么时候还钱,队里要轧账。她说你上海就没有亲戚朋友了嘛?他说有个堂叔,不过自从他下乡后从没来往。她说是亲戚就不能见死不救啊!他冷笑了一下,说正是堂叔在文革初期去告密,说他父母早年参加过三青团,逼得父母自杀的。我死也不会去求他的。

她说不出话来,只是说你这样不行,你这样不行。

他烦了,说你没事的话帮我去弄点热水来,他妈的几天来只喝生水。还有,队里分的茶叶你还有吗?借我一点,明年收了茶之后还你。

她提了空热水瓶出门,走在窄窄的田埂上,心想他这个人也太固执,那年头告密的事多了去,现在堂叔说不定也后悔。犯不着记一辈子仇。又想他这样下去怎么办?会死吗?心里突然一惊;隔壁生产队有个女知青,不知给谁搞大了肚子,八个月瞒不住了,赤脚医生给堕了胎,之后得了产褥热,拖了一星期,送到县医院还是死了。周围方圆传了好一阵。她摇摇头,对自己说他不一样,只是脚上割了个伤口,没听说过这点小伤会死人的。但是几个月了哎,越拖越糟。。。。。。

回家烧了壶热水,灌满热水瓶,就往回走。走到一半又想起茶叶,返回找出三两光景队里发的大叶子青茶。再来到他住处时看到他已经穿好衣服,扒在桌边喝一碗颜色发绿的面糊,喝完搁下碗,用她带来的茶叶泡了一缸浓茶,点上一支烟,猛吸一口,吐出一团浓雾。

她被呛得连连咳嗽,说:少抽点烟,去看看病。他不理会她的唠叨,拿起桌上的烟盒,凑到灯光下数数里面还剩几枝,数完说:还有两天的快活日子。那烟是马鞍山出的红缨枪,九分钱一包,闻起来和DDT的味道有几分相似。

她想帮他把用过的碗涮涮,他说慢着,我还没吃完呢,把空碗拿在手上,碗沿碗底舔了一遍,才让她把碗拿走。

她一边涮碗一边说:有新政策了。他没发问,一抬头,烟雾笼罩着他的头部,在昏暗的灯下有如鬼魅。她平白地背上起了一阵鸡皮疙瘩,想起小时候跟了祖母去庙里,走散了,一个人穿过阴森森的殿堂,旁边巨大的泥塑木胎面容狰狞,大殿的高耸的梁柱间青烟缭绕,她小小的人儿被噤住了,既不敢再迈步,也不敢在此地停留,末了她大声嚎哭引来了人,被送到祖母身边,一把搂住:阿囡,丢了魂啊。

她现在就有那种‘丢了魂’的感觉。

她努力抑制住想要逃出门去的冲动,很快地讲起知青中传播的各种返城小道消息。他只是不接口,默默地听着,两眼放出光来。末了,她说:你不为自己想想办法?

眼睛里的光暗了下去,他狠命地抽口烟:我?我有什么办法?

你在上海总有个把同学朋友,熟人。托他们找找关系,如果有个街道工厂,或者是里弄生产组要你,你就可以向队里提出申请。

谁会来管你?每个家庭都有一两个插队落户的子女,自己都顾不上了,会来帮你?别做梦了。

至少你可以申请病退!你的脚。。。。。。

他手上的烟头短得要捏不住了,他还是用两个指尖捏了,送到唇边,贪婪地深吸一口,才把烟头丢在地上踩灭,低了头道:“就是病退了我也回不了上海,我家已经没人了。来插队落户时,户口也被注销了。

病退被批准了就可以重新上户口。

可是他们不会分间房给你。我家那间房被房管处收了回去。

这倒是个问题,上海居住从来成问题,很多人家三代同堂挤在十个平方米的住室,一幢石库门房子,本来是一家人住的,现在都变了七十二家房客,连楼梯底下的储物间都住了人,常有为多占一点地方吵得不可开交的。房管处手里的房源极其紧张,断不肯为一个返城的知青分一间房的。

那你准备怎么办?

不准备怎么办。

他话头一转,说起上次在她那儿吃的香肠有多美味,放在饭锅里蒸,连米饭都带了香肠的味道,而腊肉,切成片弄点蒜苗一炒,放些辣椒,不知有多下饭。还有上海鸿运斋的叉烧,喷香滴油,杜六房的酱汁肉,切成小孩巴掌大的一方,鲜红透亮,香糯鲜美,入口就化,他父亲常叫他去买,大师傅会在肉上面浇一勺汤汁,他在回来的路上总是偷呡一小口,再一小口。。。。。。

她不无悲哀地想,好容易出现了一个逃生的机会,他却坐在那里大谈什么酱汁肉。这不是画饼充饥吗?这种穷乡僻壤绝没有叉烧和酱汁肉的,这儿农民的吃食不会比猪食好到哪儿去,就如他刚才喝的那碗东西。人家说上海人最会审时度势,门槛最精,鼻子最灵,哪儿有风吹草动就一窝蜂地一拥而上。知名儿子和资产阶级囡囡都是人精,没说的,连少根筋都懂得跑回上海去钻营。面前的这个人怎么啦?

心里另一个声音说:你又怎么了?他回不回上海管你什么事?他既不是你亲戚,也不是你朋友,甚至不是你同学,你们只是在一个生产队插队而已。你自己的事还没有一笔着落呢,少管这种闲事。

我管了吗?我只是告诉他现在有这个机会,他也得为自己想想。他这么个人,父母都不在了,为人又不乖巧,没人在乎他,到时候连个肯帮忙的亲戚朋友都找不出来。还有他那条腿,这样拖下去不是个办法,会变跛子的,上海医药条件好多了,该去好好地治一下。我只是出于好心,提醒他一下罢了。

出门时心里七上八落的,好像有把草塞在那儿,难受得很。

少根筋像阵风似的回来了,带了上海出产的蛋糕点心水果糖,关照她:不许吃,我要办事送人的。接下来几天少根筋提了礼品在支书队长会计家里连轴转,弄得全村的小孩都跟在她身后讨糖。晚上很晚才回来,说起乡下人门槛贼精,礼也收下了,镇上也请吃过好几次了,可是支书嘴里还没松口,一直说研究研究。研究个屁啊,我就知道他居心不良,在饭店里从桌下伸过手来摸我大腿。臭乡下人,老色鬼。唉,不说了。你的门路通得怎样了?

她母亲前天来信说是已经向单位提出退休申请,由她来顶班,一等批准了就会把手续证明寄过来。所以她的心是比较定的,想到不久就可以脱离这儿,回到上海的亲人身边,一切的环境都是熟悉的,早上起来,睡眼朦胧地买回两根油条,全家人围桌就酱菜喝稀饭,晚上肚子饿了可以端只钢精锅子去转弯角上买二两生煎包子作宵夜,礼拜天在公用水龙头下洗衣服,小姐妹淘里嚼不完的舌头;谁轧了男朋友,被人看见在静安公园荡马路。谁相了十几次亲,终于定下来了。谁甩了谁,攀高枝去了。谁又未婚先孕了,闯大祸了。洗完衣服下午可以去看场电影,听说上海放好多外国电影,而这里的乡下还在放智取威虎山,几百次了,每一句台词都能背出来了。看完电影小菜场弯一趟,买点小菜回家烧晚饭。那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生活,可是对离家五年半的游子是种致命的诱惑。

走吧,走吧,此时不走,更待何时?这块穷山恶水没有半点值得留恋的地方,知名儿子走了,资产阶级囡囡走了,少根筋上窜下跳要走,自己也早晚要走的。剩下一个他,木头人,难道他真的要老死在这块鸟不拉屎的土地上?

心里一惊,怎么这个‘死’又出来了?二十二,三岁的人,离那个字还远得很哪。可是,他拖了条病腿,又没钱治。上海没个援手,此地农民和知青关系不好,巴不得这些上海小赤佬早点滚蛋,才不会来管你死活呢。我们都走了,他怎么办?

又去了那间破屋,他的情况更坏了,人瘦下去一圈,嘴唇上的皮都开裂了。现在不但右腿浮肿如故,连左腿也开始出现水肿。他已经走不出屋子了,站起来都很困难,有时连面糊都煮不了,只能吃生的面条,喝些水缸底混浊的剩水。

她去找队里,支书说我们有什么办法?她说送他上医院啊。支书说队里穷得叮当响,他还欠着钱呢。她说那你们也不能不管啊。支书说上海如果肯接收他,我马上给他开证明。她软磨硬泡,说到最后支书答应每天派个人去看看,给他提点水,把尿盆子端出来。

家里来了电报,说母亲的退休已经批准了,要她连夜赶回办理手续。走之前她用自己的钱在村里买了十几个鸡蛋,一些蔬菜,放在他床头。中午送瓶热水过去,又去镇上买了十盒火柴和两斤煤油,灌在一个农药瓶子里,放在他床边伸手可及的地方。他看着她做这些事,闷闷地不作声,直到她要出门时,说了一句:我怎么还你这个钱?

她在门口立住,本想说算了,但又怕伤着他自尊心,遂说:等你好起来之后再说吧。他面无表情地点点头。

回到上海一个礼拜,把体检,招工手续都办了,又去派出所办了户口迁回证明。回乡下的前一天,她去买了些香肠和腊肉,经过烟酒柜台时,停了下来,看柜台里的上海牌香烟标价五角九分一包,差不多是下乡知青一个月的收入,牡丹牌是四角九,大前门是三角五,飞马牌是两角八,她摸摸口袋,还剩六毛一分钱,买了两包飞马牌。

回村进屋,看到少根筋的行李已经打好了包,放在光裸的床板上,她问道:证明办下来了?少根筋好像哭过,两眼红着,说这个地方我一天都不想耽下去,真希望这些人都死绝了才好。夜里两人挤在一张床上,少根筋翻来覆去的,骂了半夜支书和队长,她听着,心里知道少根筋必然是被人占了便宜,不禁一股寒意涌上,心想还好家里给她找了这条出路,否则要脱离这片苦海,不知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了。

第二天跑公社办户口迁移,又去生产大队结账,她一年差不多出全勤,会计东扣西扣,算下来工分折合十一块两毛三分钱。回到住处,少根筋已经走了,给她留了张条子:越早走越好。政策常常变来变去的。胡乱吃了点东西,她提了香肠和腊肉,去他的屋子,躺在床头的他眼睛凹了下去,头发好长,乱七八糟地粘在一起。说了声:来了?她点点头,又问:办了差不多了吧?她又点点头,把用塑料纸包着的香肠腊肉放在靠床的桌上。他盯了一眼,说:现在胃口不知怎的没以前好。她问道你的腿怎么样了?他说还是老样子。她想说什么又止住了,从口袋里取出那两包飞马牌香烟放在床边:给你的。

他马上用颤抖的手指拆开包装,取出一支放在鼻子下闻了闻,手忙脚乱地找火柴,她帮他点上。他深呼了一口,久久地憋住,最后吐出淡白色的残烟,把燃着的烟凑近眼前仔细地看商标:太奢侈了,太奢侈了,飞马牌!你其实帮我买大联珠就不错了,一毛一分钱一包,比这里的红缨枪味道好多了。她鼻子一酸,赶紧忍住,说:上海人现在都抽带过滤嘴的外国烟了。

十天后就得去上海厂里报到的,她掏了两块钱,请队里的拖拉机手把他送去县里医院,排了三个时辰的队,来了个很年轻的医生,粗略地看一眼那两条肿得如瓦罐粗的腿,说没办法,只能等自然消肿,好说歹说,结果给弄了些草药洗洗。回来的路上他一言不发,她尽量用了乐观的语气说话,结果被他一句‘没用的’生生地截断。剩下的日子里,她尽力帮他做些洗刷缝补。在第八天上她还跑去公社,找书记,找知青办公室主任,要公社给他安排个照顾,人家不耐烦地说你都要走了,别来烦我们。她说他一个人留在这儿生病,我走了也不放心。人家讥笑道:那你发扬雷锋精神,招了做女婿,一块回上海去。她被噎得目瞪口呆,满脸通红地说不出话来。在回来的路上发狠道,结婚就结婚,我就不信办不回上海。但又转辗想到家里已经有个病人了,自己又刚回上海,万事还没着落呢,家里不用说,肯定反对,心里那股气就泄了。

明早头班车去合肥,再赶去上海的火车,她在推开那扇门时就有个预感,最后一次了。扶着门框的手就有些发抖,进了门装出乐观的语气:你得加油啊,养好了伤回上海。看到他的目光,就说不下去了。倒是他开口问道:要走了?她点头。再问:明天?又点头。床上躺着的人不作声,末了说:那就一路走好。我大概是不能送了。她赶紧说当然不要你送,你宽心养伤,争取早日回上海。他只是摇头,双目闭着,良久,眼角渗出一滴泪水。很快地转过头去。再转回来时已经平静了,说:我昨天又吃了一块你带来的腊肉,自己告诉自己节约点,但忍不住,我这个人就是嘴馋,没办法。

她差不多要哭出来了,这个人可真是浑,什么时辰了,还说这些芝麻绿豆的事。人家说溺水的人是连根稻草都要死死抓住的,他就真的没有一点自救的愿望吗?

从那张脸上看不出这种愿望,只有木讷,傍晚的斜阳从小窗照进来,映在他脸上,有一种认命的平静。

临别的话语是零碎的,东拉西扯,断断续续的,即将来临的空虚把所有的语意都碾压得粉碎。就在她临出门之际,他说还有一件事要请你帮忙。

她停在门边,心想如果万一他像公社的人那样提出结婚的要求,她该怎么办?

他说:请转告少根筋,她的鸡是我偷吃了,非常对不起。。。。。。我大概没办法补还她了。

她冲出门,在深浓的暮色中,她泪流满面地回到自己的住处。

回上海之后马上就上了班,在第一个月发工资时,她买了一斤肉松,寄去乡下。没有回信。第二个月她寄去六包飞马牌香烟,也是没有回音。心里不禁有点怨怪,刚回上海,百事待举,时间一久也把乡间之事放置脑后了。

过去了大半年,一个星期天,她在后天井洗衣服,弟弟引了个男人来找她,面熟陌生,依稀记起好像是下乡时邻队的一个男生,见过面没说过话。那人自我介绍是最后上调的一批知青,说现在知青都走光了。他从提包里取出用腊光纸包着的一本书:就你们队的那个人运气不好,一个月前去了,败血症。

她神思恍然地翻开那本纸页发黄的书,书名是‘罪与罚’。书页中夹了一张纸条,是写在拆开的飞马牌香烟壳背面的,歪歪扭扭地写了她的名字,底下三个字:谢谢你。

手一松,书掉在地下,她捧了脸,潸然泪下。

2008-4-8 柏克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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