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生于山东临沂。首都师范大学2008——2009年度驻校诗人。中国70后代表诗人。曾参加诗刊社第22届青春诗会，在“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06年卷出版第一本诗集《凌晨三点的歌谣》。另著有诗合集多部。曾获第六届华文青年诗人奖、首届泰山文艺奖（诗歌奖）。
理想落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看它终于成为笑谈。
——穆旦
一
1978年，徐晓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一年级的会议上听到了自己的平反通知。22岁的她已经经历了两年的牢狱生涯，1975年的一个深夜被骗下楼戴上手铐送往监狱时，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可是此刻罪名被平反，她心情平静得令自己惊讶。多年以后，还会有人赞誉她是反“四人帮”的英雄，——这是她无论如何也不愿承认的。
在她看来，这只是懵懂的青春，和时代的玩笑。
一切起源于书本和信件。1970年初，“红卫兵”渡过了“文革”高亢的开端，“上山下乡”使他们接触到了社会底层的现实，世界似乎和他们想象的不一样，他们感到了精神上的困惑和饥渴，他们想要了解更多。可是当时的精神高压下，除了马列著作和毛选，其它书籍都被禁绝。北京的年轻人在废品收购站寻找那些因“抄家”而流出来的书本，并很快在一些小圈子里流传开来。
在传阅书籍的地下文学圈子里，有一个关键人物赵一凡。按照北岛的回忆，此人身患残疾，脑袋大，身子小，但他精力极其旺盛。赵一凡有一种“危险”的嗜好，或许是因为身体不便出行，他要把世界收藏在自己的房间。他收集传单、报纸、大字报底稿、作品……他写给别人的信，都要留一份底稿。他甚至有一个翻拍机，来翻拍他觉得过手的书籍和作品。可是在恐怖年代，这些都会成为罪证。
赵一凡出身干部家庭，所以家里有一些书，他也花功夫寻找小说和诗歌，并以最快的速度传阅给更多的人。徐晓从他那里借到的第一本书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新人的故事》。这是一本不太会被后来者阅读的著作，然而，徐晓说，小说主人公拉赫美托夫是当年青年理想主义者效仿的对象，出身贵族，有遗产，有爵位，却甘愿充当贫民的代言人，甘冒杀头流放的危险投身革命。很难说是出身贵族，还是献身革命更吸引读者，我猜是兼而有之，它连接了革命教育和个人主义，吸引了共产主义教育下的一代。
读了《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之后，徐晓给赵一凡写信说：“我们无缘享受托斯陀耶夫斯基笔下的‘精神的苦刑’，这位残酷的天才把他笔下的主人公放在最残酷最卑劣的境地提炼崇高，要使我们的精神在严格的意义上称得上崇高，必须经受这种磨难，以达到自己改造的目的。”
徐晓和赵一凡、以及其它朋友有许多这样的通信。他们也想到，通信是会被拆开审查的，但是，他们居然在信里互相提醒，要小心，这封信有可能会被审查。
多年后徐晓回忆：你说，我们这么傻，怎么可能做什么事？我们怎么可能是有意识的反革命集团？又怎么可能有做英雄人物的意识？
然而，就是这样的通信，和某一个人的吹嘘，互相通信交流思想的年轻人成了“反革命集团”，徐晓是其中一员。这种情形只有荒谬可以形容。年轻的徐晓背负了不能背负的罪名，继而转化成不能背负的使命。
她说：“我不是一个遇罗克式的自觉革命者，我缺乏最起码的政治常识，我是个名不副实的政治犯。”
二
1978年冬天，被宣布平反的徐晓仍然在迷惘中。在读大学的她，一周一次去赵一凡家就像是家庭作业，从未落下。赵一凡是她当时的精神支撑。这天，她到朝阳门前拐棒胡同去看望赵一凡。赵家胡同口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出版社门前，她看到几个年轻人正在张贴油印宣传品，那就是《今天》创刊号。其中一个瘦高个儿年轻人叫赵振开，笔名北岛。
天色昏暗，徐晓看不清楚刊物的内容，但是自办刊物这种形式就让她兴奋不已。从第二期之后，她加入了《今天》编辑部。
我问徐晓：“当时你在《今天》是什么样一个角色？”
“嗯……就是打杂的，我是他们的粉丝。我非常仰慕振开、芒克他们。”
由诗人北岛、芒克、画家黄锐发起的《今天》，慢慢形成了一个作者队伍。同时由于是手工印刷，所以工作量很大，编辑部变成手工作坊，许多人义务帮忙干活。北岛回忆说，这些人里面有护士、售货员、大学生、工人、待业青年。徐晓就是其中一个，她不是《今天》耀眼群星中的一个，她只是“干活”。
1990年代，从回忆自己的丈夫开始，徐晓开始写作一系列散文，回忆《今天》，回忆七十年代，回忆自己的青春，这些散文结集为《半生为人》，被许多评论者称为当年最好的散文集。
和许多人一样，我被徐晓在文中的真诚打动了。正如当年谦卑地认为自己没有文学天分一样，她近乎苛责地拷问自己的内心，也真诚地曝露对丈夫的爱、怨言。她勇敢地面对了逝去的年代。
2008年春天的一个周末，我来到徐晓位于北京北郊的家里。她正忙着烤蛋糕，把面粉、黄油搅匀，小心地把苹果切成均匀的小块放在蛋糕上——这是为我，一个普通记者而做的。在采访过程中，她一直竖起耳朵，生怕错过了烤箱那“叮”的一声。如果掌握不好时间，蛋糕可能就失败了。
在朋友的眼里，徐晓是一个好朋友，好主妇，做她的朋友，会很占便宜。那天下午有几个朋友前来拜访，徐晓赶快下楼端上蛋糕，煮好咖啡，在她殷切的招待中，我的确感觉到了她跳跃的快乐。
我没有想到她的个子这么矮小，《半生为人》中有一张她1970年代的照片，长发的她倚在杨树上，青春逼人。
上一次见到徐晓，是在一个关于“七十年代”的沙龙里。她化了淡妆，头发烫过，染成黄色，像是稻草人。她的声音嘶哑，又有力道。仿佛一个人说了很久的肺腑之言。
在座的年轻人问徐晓，你们那个年代到底是什么样的？徐晓说了很久的理想主义。
我想起《半生为人》里的一段话：“如今的年轻人到了中年将无从体验这种失落的痛苦，因为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即使他们仍然可以阅读我们读过的书，仍然可以像我们当年那样彻夜畅想，但是他们思维和感受的方式已经不同了。他们不了解，甚至也不愿了解充满着神秘与眼泪的理想主义。这种理想主义已经逝去了。对我们这代人来说，那或许是一抹残阳，或许是一缕阴影，但对于今后的年轻人来说，那是一种无从想象的存在。”
我想，“理想主义”、“理想主义者”今天还活着，它会活在每个时代，只是每个历史时期的“理想主义”都会有具体的差别，那些“逝去的”，“无从想象的存在”，到底是什么？
徐晓说：“我们当年的理想主义，包括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献身精神，不管在情感中，还是社会生活中都会有这样的东西。”
我请她举一个例子，以说明当时一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会怎么做。徐晓想了一想：“比如一个男人，他喜欢一个女孩，可是他发现另一个人也喜欢那个女孩，他就让了。”
“这个人他的朋友是吗？”
“对，这个人是他的朋友。他觉得自己有点英雄主义气概，自我牺牲。不可思议吧？”
“他这样做是觉得自己有美德？”
“对。他不觉得情感问题是很私人的，这种让不是成全别人，也是对别人的一种破坏。”
徐晓举出感情的例子，多少让我觉得有点惊讶，想想又觉得很准确。那一代受的教育是解放全人类，救他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可是这并不是一个凡人、即使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有机会去实践的信念，而所谓“无私忘我”、“自我牺牲”更可以在个人生活中得以作用。
影响过那一代年轻人的《怎么办》当中，一个人物罗朴霍夫假装自杀成全了朋友和妻子的恋情，这使徐晓感动而钦佩。据说，这个故事诠释的是“合理的利己主义”理论：使别人快乐和幸福是为了自己的快乐和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