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芜青春路
发布: 2009-11-26 20:08 | 作者: 郭玉洁
举出感情的例子，也许和身为女性的特点是分不开的。1985年春节前夕，徐晓和周鹛英结婚了。周鹛英童年时生病，结果遇到医疗事故，长期患有肠部疾病。严重时发展到肠瘘，肠子粘在肚皮上，溃疡后在肚皮上穿了一个洞，任何食物吃进去等不到被吸收就流出来。
周鹛英在徐晓之前的女朋友，就是因此没有和他结婚。徐晓不然，这似乎根本不在她考虑的范围之内，不仅如此，她还非常鄙视因病体而放弃爱情的想法。像罗朴霍夫一样，为自己爱的人付出，她觉得幸福。
周鹛英是自我牺牲的男性版本。他对徐晓讲过一件事：他们厂里的一个工人，有三个孩子，夫妇两人每月只挣五十多块钱，冬天一家人吃白菜和咸菜，夏天买撮堆儿的黄瓜，他平时经常接济他们。一次过年，周鹛英给了那个人二十块钱。过年之后，他看到那个工人穿了一件新衣服，心里很不是滋味，忍不住对他说：“钱是给孩子改善生活的，如果你买二十块钱肉，一顿都吃了我也没意见，需要我还可以想办法，可不是给你买衣服的。”没过几天，那人死活把钱还了周鹛英。
这事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但是周鹛英讲起来仍然非常激动。他说：“你不知道当时我多恨自己，我恨不得打自己几个耳光。他也是个人，别人能穿新衣服为什么他就不能？他也是个男人，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他为什么没权利决定自己能不能穿一件新衣服？就因为钱是我的，就因为我还拿得出二十块钱，我就有资格教训他，伤他的自尊，我成什么人了！可你不知道他的三个孩子多惨……”
这段严苛的自我谴责，像托斯陀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一样，惊心动魄。
更能说明周鹛英为人的是他的一次恋爱。对方离了婚，在外地的一个工厂工作，北京只有一个年迈的母亲帮她抚养女儿。在她没有调回北京之前，他几年如一日地每周去给老人提水、搬煤，以后又为她的调动四处奔走。周鹛英把这比作背十字架。可是他的母亲不同意他娶一个结过婚而且有了孩子的女人。他不愿伤害母亲，他背负另一个十字架，和对方最终分手至死未见。
忍耐、牺牲，甚至自我伤害，混合了共产主义教育和中国式道德，当徐晓成为周鹛英的妻子，就同样成为苛责的对象。他仍然是一个好朋友，好兄长，但却不算一个好丈夫。他对物质的蔑视赢得了很多人的尊重，但在琐碎的家庭生活中却成了障碍。他们因为许多琐事——丢了一块发黑的面团，要不要住进楼房——吵得不可开交。
周鹛英生病后，徐晓买了三箱口服营养液，极度节俭的周鹛英无意中得知花了不少钱，嫌徐晓大手大脚死活不吃。女人为家庭而牺牲自己，男人为了世界牺牲自己和妻子。性别关系奇妙地插入看似清晰的信念，让徐晓在个人幸福和丈夫的信念之间饱受挣扎。
整个八十年代，徐晓把自己奉献给了婚姻。像最初参与《今天》时一样，她没有意识到自己身处重要的时代，也无暇参与其中。1994年，周鹛英去世。次年，徐晓写下《永远的五月》，开始对自己心灵史的探寻。
徐晓投身工作，帮助不能发声的人们。“理想主义”中的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留在了永远的1970年代，而自我牺牲溶入了她的血液。可是正如她所说的，充满神秘和眼泪的理想主义已经逝去了，这是一个物质主义的时代，而压力并未解除，理想主义变成每天对自己的拷问，问自己为信念、正义、朋友做了什么。在日常生活中，在一些行动中，她获得暂时的和解，而拷问始终存在。
三
和徐晓不同，1978年冬夜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门口张贴《今天》创刊号的北岛，对于自己所处的历史时期，对于自己将要做的事情，有相当程度的自觉。
几年前，在“文革”后期，北岛和诗人芒克、画家彭刚一起讨论屠格涅夫的《罗亭》。北岛说，如果有一天中国有这样的可能，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为之战斗。1978年筹办《今天》时，北岛跑去找彭刚，说你当时怎么答应的？不是说要一起战斗吗？现在已经到时候了。彭刚那时正准备出国，他说那不行，我承诺过的事情太多了，我要承诺以后再也不承诺了。
但是北岛和芒克早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决定真有一天有这样的机会，一定不能错过。于是1978年12月23日，《今天》创刊，成为中国当代诗歌复兴的起点。1980年被停刊。
1978年，《今天》创刊之时，我出生在中国西北一个县城。等我稍大一点，会发现家里仅有的阅读资料，是爷爷柜子里的《三国演义》、《水浒传》、《施公案》。《今天》的人们生于一个压抑的年代，然而他们的幸运之处是他们身在北京，可以营造交换书籍的地下圈子，也可以找到自己的声音——虽然发出它，就惹来灾祸。而整个1980年代，精神的贫瘠仍然以惯性的力量存在于中国大部分地区，存在于大部分孩子成长的路途中。
1998年，我在诗歌寂寞的年代，读到那首著名的《回答》：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冰川纪过去了，
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
好望角发现了，
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
为了在审判之前，
宣读那被判决了的声音：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二十世纪初，北岛在一次访谈中表示，这一类的诗“是官方话语的一种回声”，“有语言暴力的倾向”，他对这些早期的诗歌觉得“惭愧”。可是我仍然可以想见这首充满怀疑、愤怒的诗，被许多青年背诵的样子。那是压抑已久的人类情感突然爆发的年代。
可是今天中国已经折往另一个方向，八十年代作为精神探索的热闹年代，已经成为人们怀想的对象，而启蒙和酝酿的七十年代早已被遗忘。几年前，我问一个八零后的朋友：“你知道北岛吗？”她想了一想：“在哪儿啊？”我顿时大笑。这真是一个完美的笑话，集合了种种复杂的元素：有文字的双关，诗歌在今天极度边缘化的现状，有年轻一代对过去这几十年的无知，虽然罪责不在他们，但是这结果却真的触目惊心，而在最后，是北岛本人命运的浮沉——一个曾经处在文化运动中心的人物，出色的诗人，今天却已被人们的记忆流放。在海外流亡将近二十年后，“北岛”漸漸成为一个地理概念。
在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在香港见到作为人类的北岛，他头颅像身形一样瘦长，戴一副眼镜，短发之下，两只耳朵像天线一般伸出。笑起来可以想见年轻时是一个清秀、严肃的人。他极其寡言，却又极诚恳，厚道，一旦开口，几乎全盘托出一切。徐晓在文章中写道，《今天》创刊之时就自知面临危险，北岛对参与编辑事务的两个女孩子说：“如果有人找你们麻烦，你们什么也别承认，都推到我和芒克头上。”这样的担当和韧性，足以成为那一代的领袖人物。
谈及这近二十年的流亡，北岛已经十分平和，可是我想起在散文集《青灯》里面，北岛回忆起冯亦代老人询问他在海外的情况，“我纵有千般委屈，又能说什么呢？‘挺好。’我讷讷地说。”
我也时时记得在另一本散文集《失败之书》里，北岛写到：“我得感谢这些年的漂泊，使我远离中心，脱离浮躁，让生命真正沉潜下来。在北欧的漫漫长夜，我一次次陷入绝望，默默祈祷，为了此刻也为了来生，为了战胜内心的软弱。”
三十年过去，借着纪念改革开放的名义，《今天》又被人们从历史中唤起。可是三十年，一个人的青春与壮年都已过去，一代人的青春和壮年都已过去，在层出不穷的变化之中，没有人为过去留存记忆的空间，除了身在其间的人们。
采访是一个奇妙的过程，我不断地返回到起点。想象建筑工人赵振开忙完了一天的苦力，在夜晚的通铺上打开自制的台灯，开始阅读借来的现代派文学著作。这些内部出版、仅供司局级干部阅读的“黄皮书”，包括《等待戈多》、《审判及其它》、《在路上》等，和之前看到的浪漫派文学不同，它们表达的荒诞感、分裂感，契合了他信仰失落后迷惘的心态。我想象年轻的犯人徐晓，在监狱里开始一天的生活，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关押，但是当预审员让她把所有看过的书都写出来，她很得意地写满了整整一黑板，然后又写满一地，——她为自己阅读的勤奋而骄傲。
1978年，这些不停追索的年轻人因一本杂志而汇聚，他们想要创造不一样的东西。这一年被命名为一个时代的起点。而每次提到这个年份，我就想到，我出生了。创造不停地被打断，可是希望总在萌生，在某些深处，隐藏着看不见的承继，这就是我们回头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