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暑假收到录取通知，我终于考上北京四中。
四中是北京乃至全国最好的中学之一，对我来说就像天堂那么遥远。小学考初中先填志愿：第一四中，第二13中，第三40中，这基本是我们那一带成绩中上的男生的共同模式。通考时，我因未识破语文考卷中“极积”这一词序颠倒的陷阱，在去天堂的半路拐了个弯，进了13中。
记得那天是董老师监考。她在我书桌前驻足长叹，提醒大家交卷前一定要细心检查。我扫了一遍考卷，没错呀，于是信心十足提前交了考卷。结果名落孙山，被父亲臭骂一顿，那年暑假我灰头土脸，抬不起头来。
初中三年，在教室门前那棵大槐树的摇晃中悄然逝去。从初三上半学期起，在父亲的压力下，我起早贪黑，深一脚浅一脚“积极”赶路。
临近通考，我变得越来越迷信，尤其对四这个数字。一天，我从学校沿大翔风胡同回家，闭眼走四步睁开，再闭眼走四步。走着走着，快到了柳荫街，猛一睁眼，迎面是位老奶奶，满脸惊讶。一见我睁眼，她咯咯乐了：”我心说，这可怜的小瞎子咋没拄根棍儿呢？”
此情可问天，我这小瞎子终于摸进天堂门。那年夏天，我的社会地位有明显提高：父亲另眼相待，亲戚邻居赞许有加，再别上校徽，几乎成了全人类的宠儿。更让人高兴的是，楼下一凡也考上了四中，我们俩还分在同一班。
二
北京四中创建于1907年，起初叫顺天中学堂，1912年改名为京师公立第四中学校，1949年定名北京第四中学。距离跟13中差不多，从家步行二十分钟。
9月1日开学那天，我起得早，磨磨蹭蹭，打开书包又合上，心不在焉，然后跟着一凡去学校。校门是灰砖和石块构筑的牌坊式建筑，带有清末民初的风格，由郭沫若题字的“北京四中”，刻在门楣石头上，涂上红漆。那灰色墙体和大小铁栅栏门有些阴森，据说曾出现在某国产故事片中，冒充日本宪兵司令部。
开学第一天是老师与学生见面。我所在的高一五班除了一凡，全都是新面孔。我隐隐感到不安，是那种系错衣纽扣出现在公众前的不安，既无法掩饰又来不及纠正。
开学后不久，扒拉小算盘，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语文优势不再，但还说得过去；关键是数理化，梦魇一般，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尤以数学为甚，一过整数我就如坠五里雾中，分不清东南西北。而周围同学你超我赶，甚至有人提前读高三的微积分课本。我暗自叫苦，悔不该混进这数字的天堂。
说实话，整个学校气氛让人感到压抑，又很难说清来龙去脉，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比如衣着，简直朴素到可疑的地步：带汗碱的破背心、打补丁的半新衣裤，露脚趾头的军用球鞋。可尽人皆知，四中是高干子弟最集中的学校。显然有什么东西被刻意掩盖了，正如处于潜伏期的传染病，随时会爆发出来。
班主任田佣是数学老师，比我们大八九岁。他戴白框眼镜，面色红润，精力充沛，整天跟我们跑步打篮球，蹦蹦跳跳，像个孩子王。他刚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不久，每月工资56元，单身，留北京，在名牌中学教书，这是命运的良好承诺。
跟我们一起下乡劳动，除了带头干活，还要照顾全班的起居伙食。他腰扎草绳，亲自生火掌勺，我和另一个同学给他打下手。肥肉炼油，白薯切丁，过油后用酱油一烹，香飘四溢。开饭了，他再一勺勺分给大家。
那年正搞“四清”运动，重提阶级斗争。我母亲调贵阳一年，参加当地银行系统的“四清”。而我们下乡碰上的首要难题是，和农民打招呼，万一赶上地主富农怎么办？大家议论纷纷，认定他们一定鬼鬼祟祟。问村干部，发现这标准靠不住，索性跟谁都不打招呼。
一天工间休息，Ｋ同学用小刀顶住我腰眼儿，先是开玩笑，随后认真起来：我不肯求饶，他就暗中使劲儿，刀尖越扎越深。我们对视，僵持了好几分钟。突然剧痛难忍，我一把推开他。他冷笑说，这是考验我的革命意志。此后对他敬而远之。好勇斗狠正伴随着阶级意识而觉醒。
1966年春，暴风雨将临，有种种前兆可寻，我们像小动物般警醒。课间休息，同学们大谈革命理想与生死关头，好像每个人都在面对最后的考验。我暗中编造牺牲前喊的口号，并反复排练，在想象中，周围必是青松环绕。我甚至把指头放进门缝，越夹越紧，直到疼得大汗淋漓。我承认，若大刑伺候，我当叛徒的可能性很大。
我连团员都不是，有一种被排斥在外的恐惧感，但不知如何向组织靠拢。一凡是我的入团发展介绍人，也就是说他代表组织，这给我带来希望——毕竟是哥儿们嘛。我试探口风，他守口如瓶。
三
文化革命爆发了。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四中从此正式停课。听到这一消息，我跟同学一起在教室欢呼雀跃，但自知动机不纯：那正是我数理化告急的关头——期末考试在即。老天有眼，当年把我领进天堂，如今又救我于水深火热之中。每天醒来，我都感到不怎么踏实，担心毛主席又改了主意。他老人家最终下定决心，永远关上学校大门。
自5月下旬起，我和几个同班同学每天早出晚归，去西郊大红门外的北京食品学校煽风点火，鼓动学生罢课闹革命。我们提出的口号是“不给资产阶级做蛋糕”。可一提起蛋糕，大概与饥饿经验有关，难免多分泌口水，故我演讲时唾沫星乱溅。食品学校的学生大多来自社会底层，费尽口舌，还是闹不懂为什么要罢课，为什么不做蛋糕。在辩论中，一个女学生反问我：“那你说说，蛋糕跟资产阶级有什么关系？”大多数的敌意坚不可摧，我们只好撤退。
四中校党委瘫痪，由高三各班团支部联合接管。我在学校抄写大字报，三天两夜没睡觉。第三天晚上，和同学一起去清华附中，声援被压制的红卫兵。我精神恍惚，脚下软绵绵的，灯光耀眼，声浪忽近忽远。而革命就像狂欢节，让人热血沸腾。
有一天在教室，同学的装束让我大吃一惊。他们摇身一变，穿上簇新的绿军装，甚至将校呢制服，脚蹬大皮靴，腰系宽皮带，戴红卫兵袖箍，骑高档自行车，呼啸成群。让我想起刚进校时那莫名的压抑，原来就是优越感，这经过潜伏期的传染病终于爆发了。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口号应运而生，几乎把所有的人都卷了进去。这口号很快就被改编成《红卫兵战歌》，由我们班长刘辉宣作词作曲，一举成名。这首歌最后一段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妈的蛋！”每次合唱都会不断重复“滚他妈的蛋”，如空谷回声。
在当时的辩论中，对方头一句话是：“你什么出身？”若出身不好，上来就是一顿臭骂或暴打。我出身职员，但父亲旧社会在银行工作过，属可疑之列。我再次被排斥运动在外。
在操场靠校墙一侧的树丛中，我发现一辆没上锁的自行车。那车辆倒轮闸，锈迹斑斑，辐条稀少，车铃上拴着细麻绳，一拽叮当响。观察几日，竟无人认领，我如获至宝，权当借用。
骑破车的好处是，即使没锁，停放在任何地方都很安全。虽说与高干子弟的永久13型锰钢车不可同日而语，但自我感觉良好，这毕竟是我拥有的头一个交通工具。由速度所产生的快感，是靠步行的芸芸众生无法体会的。我骑车出入革命洪流，不再把自己当外人，甚至产生幻觉，自认为是革命的中坚力量。后读唐吉坷德才恍然大悟，准是他的坐骑把他弄疯的。
一天，骑车沿德内大街从家回学校，快到厂桥十字路口，顺大陡坡滑行，一个跟头栽在警察岗楼前。顿时围满看热闹的人。我浑身是伤，更倒霉的是丢人显眼。那似乎是个严重警告，我急流勇退，把车悄悄放回原处。没过半天，那车就神秘地消失了。
四
6月4日北京市委派工作组进驻学校；6月15日，全校召开女校长杨滨的斗争会。
6月某日，北京四中初二的刘源，把一封信放当国家主席的父亲的案头。幕后策划者是高三五的几个高干子弟，他们从内部得知中央有意废除高考，决定抓住这一历史机会。6月18日《人民日报》分别刊登北京四中和北京女一中废除高考制度的倡议书。
8月4日，一个冒充红卫兵的“反动学生”在王府井被发现，带回学校，在操场上打得半死。与此同时，有二十多个校领导和老师被游斗，被学生们拳打脚踢；8月25日，以四中几个高干子弟为首，成立“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接连发布了十号通令……
四中成了北京文化革命的中心之一。除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各种密谋正在进行，为随后出现的各种派系组织留下伏笔。由于出身问题，同学之间出现进一步分化。一个“贵族”学校，突然卸去朴素优雅的伪装，露出狰狞面目。
最让我吃惊的是，我们班同学C生性腼腆。他曾在入团书面思想汇报中，坦白了自己关于性的想象，包括女性生殖器和乳房的形状。谁料到，这些忏悔的细节被大字报公布出来，成为大家的谈资笑料。C被划为反动学生，从此从大家的视野中消失。到底是谁公布出来的呢？我暗自庆幸，好在没有为入团干这类傻事。
8月18日，我去了天安门广场，那是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我们一早在六部口列队等候，被人流裹挟着涌向天安门广场。我们雀跃高呼，掂脚仰望天安门城楼，可什么也看不见。只有几个绿点，我猜想毛主席就在其中吧。在那狂热记忆的深处，最难忘的就那么几个绿点。
暴力随着暑热升级，到处是批斗游街抄家打人。北京城充满了血腥味。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红八月”，让人不寒而栗。
1966年8月2日，是我17岁生日。白天家中无人，我拉上窗帘，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心绪低落到了极点。在人生转折时刻，我试图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但什么也看不见，内心空空。
35年后，因父亲病危我回到北京。那天我和弟弟乘出租车，经平安大道回父母家。他指了指铁栅栏后面的白色现代建筑群，突然问，“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我试图辨认，但一点线索都没有，茫然摇摇头。“这就是四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