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记忆中，银川是个穷地方，因为文革初期，我认识一位五十年代去银川搞“三线建设”的朋友。他在介绍银川时，念了一首顺口溜：“一条街道一幢楼，一个警察守两头，一个公园一只猴，衙门打屁股，全城都听见。”就这么几句话，定格了我几十年对银川的恶劣印象。
这些年来我游览了国内外不少繁华金粉之地，对那里的喧嚣和商业恶俗，似乎已经厌倦，一直想找一个荒凉静寂，民风淳朴的地方去调剂一下游兴。在昏沉的夏日里，正巧翻阅到日本作家井上靖的《敦煌》，书中的集市上，一个半身裸露的西夏女子横卧在木箱上，旁边站着一个上身光赤，满脸杀气，手持屠刀的彪形大汉，这个屠夫宰美人的凄美镜头……突然使我想起了宁夏。
市景一瞥
银川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省委，去宁夏当然以银川为游览中心了。
中国现有的城市，已经没有什么特色可言，同样的色调，相似的建筑，统一的连锁店招牌……它和中国的大陆人一样，通过几十年的“移风易俗”，已经失去了个性，失去了传统，只有没有韵味的千篇一律——银川城也不例外。
银川和中国其他的省委城市比，规模小了许多，但比顺口溜所描绘的要大得多，至少在哪个警署，警察执法时，违背规定打被审查人的屁股，全城是不会听见的。
银川的市容，实在乏善可陈，其规模大概只有和浙江省的县级市相仿，甚至比不上义乌市的繁华，其卫生程度也不敢恭维。
值得表述的，只有清晨的菜场和淳朴的民风。
我住的宾馆离菜场只有一箭之地，这里人群熙熙，蔬果满地，一声声像鸟鸣的呼唤，是卖熟玉米的叫喊声：“玉米罗——玉米罗——”，抑扬顿挫，颇为悦耳。拥挤的人群里汉回混杂，戴白帽子的是回民，黑头发的是汉民，黑白相间，彼此和睦相处，颇为融洽。集市上最引人注目的是回族人卖包子，黄鱼车上十几只硕大无比的蒸笼累叠得比人高出许多，售货人站在凳子上，把热气腾腾的包子装进塑料袋，递给仰首等待的顾客，场面十分壮观。
银川素有“塞上江南”之称，这里土地广袤，光照充分，所以苹果、梨子、白兰瓜，长得十分肥腴，出产的酥梨和澳洲的相仿佛。我随手挑了几只，准备买回宾馆区吃，不料那位老年妇女的摊主，说这些梨子还没熟，今天吃不行，指指对面的摊头，说他的熟了，劝我去对面买。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这里的民风很好，不像有些摊主，以次充好，骗钞票到手，矢口不认。
我站在街边观望，看到不管汉民还是回民，脸上露出对生活的悠闲。街道虽然没有勤打扫，显得有些肮脏，但看不到乞丐，没有可疑的街头观望者，在这方面，与规模相等的宜宾等城市相比，虽然银川显得寒碜，但给人有安全感。
银川因为城市小，从东头到西头，出租车一般只花五元钱左右。如上咖啡馆消闲，那就更便宜了。这里有一家叫“千禧”的咖啡馆，其装潢可以和上海的一般咖啡馆媲美，但价格便宜得让你惊讶，每位二十元，还可以续杯。服务员小姐都是刚从农村出来的，她那黝黑的耳廓，咖啡色脸蛋上的淳朴微笑，使人和杯中的咖啡颜色产生联想，给人有浑然一体的感觉。想起老子“小国寡民”的说法，就生活质量而论，生活在大城市实在是个灾难，在车水马龙的街道上奔波，在险象环生的车流里穿越，在人声嘈杂的市场里要价，在震耳欲聋的迪斯科音乐声中购物……在经受大城市的折磨时，不由涌起做“小国寡民”的念头。
西夏王陵
西夏是一个被中国历史冷落的遗弃儿，因为不管海内外的中国人，一提起中国的历史，就免不了满口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倘若提到西夏，不少人就会噤声，如说到西夏文字，那就更被认作是天书了。由于西夏文字的艰涩聱牙，不易被汉知识分子接受，所以西夏国没有留下一份完整的历史，这是西夏皇朝成为中国历史遗弃儿的主因。
据史料记载：唐朝初，党项族头领拓跋赤辞投降唐朝，被赐姓李，迁其族人至庆州（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内），封为平西公。自此在此定居。唐末党项部首领拓跋思恭平黄巢起义有功，再次被赐姓李，从此拓跋思恭及其李姓后代夏国公，成为当地的藩镇势力。
宋朝初，赵匡胤实行削弱藩镇兵权政策，起初李氏佯装服从宋的命令，直到一三零二年，李德明之子李元昊继夏国公位，便放弃李姓，改称嵬名氏。第二年建立自己的年号——“显道”，开始用西夏自己的年号。接着建造宫殿，设文武官制，还创造了自己的文字——“西夏文”。
公元一零三八年十月十一日，李元昊称帝，建国号为“大夏”。
西夏前后共有十个皇帝，存在一百九十年，曾经与辽、北宋及金、南宋等朝廷先后鼎立，直到公元一二二七年被蒙古所灭。
西夏王陵在银川城以西二十五公里处，雇出租车前往可以议价，一般在一百五十元左右，司机答应在旅游区外等候一小时。
出了银川城，汽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窗外一望千里，隐隐约约的贺兰山脉，犹如一道天然的屏障，横亘在远方，遥想当年，叶恭绰劝张大千去敦煌时说的话，作为一个中国人不去西北，不知中国之大……
望者窗外蓝天白云下的广袤大地，看见前面有一条河流，陪同我的表妹夫，指着说，这就是黄河的上游，我的脑子里突然涌出“浩浩乎！平沙无垠，敻不见人。河水萦带，群山纠纷……”的断句来，啊，这不是小时候背诵的《吊古战场文》吗？于是乎，我眼前涌现出战马的奔腾，箭簇的呼啸，刀剑的抗击，士兵的嘶叫——就在这贺兰山的脚下，我仿佛看见岳飞手捧“班师回朝”的“金牌”，“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在尘烟滚滚中，我又彷佛看到徽、钦二帝，掩面南望，饮泣不止……啊，二千年多年的民族厮杀，血染黄沙，金戈铁马，死籍相枕，演出了多少可歌可泣的悲壮故事。就是为了这块土地，我们的祖先和辽金、西夏、吐蕃、回纥、匈奴、鲜卑……等民族，殊死搏斗，从秦代算起，到满清结束，祖先进行了二千多年的拉锯战，才定下脚下这块疆土。
汽车在“西夏王城”的停车场刹住，接下来就是购买价格昂贵的门票，每人六十元。这里管理松散，广场边的公共厕所，空挂着牌子，也许游人稀少，管理部门为了节约人工，将门锁住，急得我奔到门前，拉不开大门，只好绕到后面，在树丛中舒缓腹压。说实话，这六十元钱出得有些不情愿。上个月去四川，一下飞机，凭外地游客的身份证，可以领取一张熊猫卡，游客持卡可以换卡，免票游览很多景点，如果没有优待的景点，年满六十岁的老人，可以享受半票，据说此项措施是四川人民，感激各省市，对受震支援的一份回报。虽然这是一件小事，但对一踏上四川土地就得到优待游客来说，不失是一份热情，这份热情在银川市没有的。
西夏王陵前的广场上，竖立着两个遥遥相对的城堡，城堡的墙上各刻着两个巨大西夏字，我不认识这两个字，估计是西夏国的国名，或者是吉祥语。
进入王陵区，乘上一辆电瓶车，车在神道上行驶，两旁翠柏和彩旗相间排列，一队文武翁仲，石马辟邪，肃立其中，翁仲的造型，与北京明孝陵和清东陵的略有不同，它们既有汉风格，又有塞外造型。电瓶车在一座建筑前停住，这是新盖的博物馆，里面展览着有关西夏王朝的和王陵的展品。这些说是展品，其实只有几个刻成方形的石础是原物，石础的造型是一个跪屈的人形，是一米左右的正方体，人形分男女性别，女的乳房下垂，双手反被，男性造型相同，只是没有乳房。整个展馆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尊西夏国开创人李元昊的铜像，造型威武骠悍，看成色是新铸的，据讲解员讲，蒙古人消灭西夏后，疯狂破坏王陵，进行野蛮的掠夺，以致西夏王朝流传的资料不多，给后人的研究造成缺憾。
出得博物馆，步行一千米，就看见几个大小不一，由黄土垒成的八角形土堆，大的高约二十余米，小的高约十几米，地上坎坷不平，也许这就是当年蒙古人挖掘时留下的痕迹。因为没有文字记载，只能听讲解员解说，他说最大的墓冢是开国君主李元昊的。当她指着土堆吹嘘，这是“被外国游客誉为‘中国金字塔’”时，我不由暗笑，这些土堆的造型更像“非洲蚁冢”，外国游客怎么会把它想象成金字塔呢，讲解员真会搞笑。
宁夏博物馆观感
今日之银川，虽然比顺口溜中之银川有很大的改变，但是还是使我很失望。这种失望是我参观完“宁夏博物馆”之后得到的。这是一座新造的建筑，造型优美，有回教建筑风格，可是里边几乎没有书画的藏品，这也难怪，在当今中国，有丰富藏品的博物馆，均在富裕的大城市里，因为大城市过去居住着大资本家和富人，一九四九年后，在一次次的财产再分配之后，民间国宝几乎全数刮入政府囊内（除少部分据说在文革内乱中，被四人帮的残渣余孽窃为己有当然，革命干部是廉洁勤政，不会窃取的），笔者上几个月去南浔古镇张璁玉家中参观，墙上的玻璃窗里展出一张收据，写着：“收到捐献古画一百七十六幅”。大藏家的多年藏品，就换来了这么一张纸片，笔者见了不由莞尔一笑，叹息为止。联想张大千去国后，留在四川家中的数百幅敦煌绘画和大量藏品，先是交给四川博物馆保管，后来变成家属自愿捐献，最后由政府出资人民币四万元（这笔钱还是分两次付给的），全数成了四川博物馆的藏品。最发噱的是，已故张大千的九侄张心义亲口告诉我，张大千留给他一箱画，有二十二件，自从戴上右派帽子后，为了摘帽，到处送画打点，结果画送完了，帽子仍然没有摘掉。宁夏本是荒荑边陲之地，没有资本家，没有高级知识分子，唯一的富人，想当然只有土老财，土老财家里是不会书画的，要有，也只是福禄寿三星，财神和寒山拾得图……所以宁夏博物馆的书画藏品，其质量是可以想象的。
虽则如今全国的博物馆实行免费制，但宁夏博物馆仍然很少有人参观，也许当地的居民没有这份雅兴，也许当地的居民嫌博物馆地处偏僻。嫌偏僻倒是实在的，因为我从博物馆出来，走到遥远的汽车站，等了二十分钟，才拦上一辆出租车。最令人莫名其妙的是，我进入博物馆的大厅，迎面看见硕大的电子屏幕上，滚动着“欢迎上海XX大学党委书记钱XX”的字幕，我一看就来气了，宁夏博物馆是人民的博物馆，任何参观者应该是一律平等的，要说有特殊，只配老人、儿童和残废人来参观时，打上欢迎条幅才对，为何因为来者是上海某大学的党委书记，就要打上字幕，特殊欢迎，是不是该馆的某领导利用自己手里的权力，和其他有权力的人搞交换？看到欢迎条幅，我转身退出馆去，表示我的不高兴，当前市面上流行一句时髦话——“中国不高兴”。
我也有不高兴的权利。
乐陶泥塑
下午就要去机场了，一早又去离宾馆不远的菜场观瞻市容，菜场的后面是一座城堡式的鼓楼，城墙边石碑的刻文说是醮楼。醮楼是古代城中打更报时的所在。
醮楼的城墙上贴着一张简陋的海报——“乐陶泥塑展览”。
展览就设在醮楼上，展厅布置简单，一进门，一张喷塑图片上印着一位叫王永红的作者，是宁夏贺兰县第一中学的老师，这里的展品都是他的作品。
作品有两类，一类是剪纸，这些有西北农村风格的作品并没有引起我的兴趣，使
我感到惊讶的是第二类，那些用泥团捏出来的粗犷的造型，突现出浓厚的西北乡村生活。作者手下的泥塑人物，形神皆备，夸张适度，极具生活气息，尤其使人叹为观止的，是一组取名《村长》的作品，村长仰天傲视，嘴含香烟，不可一世，中间一位，面露微笑，手划火柴，媚态毕露，后面还有一位，抄起双手，讪笑旁观。整个组合，紧凑明快，主题鲜明；还有一组叫《一块肉》的作品，一位脸上布满风霜纹的老奶奶，将一小块肉，挟给正在吃饭的小孙子，护犊之情，呼之欲出；《爸爸妈妈盖高楼去了》是一组三人泥塑，姐妹两人，稍年长的姐姐，背着弟弟，三人的脸朝高处仰望，仿佛在寻找在高楼上忙碌的爸爸妈妈，也许弟弟寻找累了，已经睡着，……农家子弟的童心和无奈，表现得淋漓尽致；《南墙根下》，一组五个大嫂、婶子般的人物，手里忙着干活，彼此间说长道短，由于中国农村缺乏娱乐生活，人们闲余时传说农家俚事，是极普遍的现象，作者常年生活在农村，对生活的捕捉极为细腻；最有意思的是一组的《酒鬼》泥塑，七个酒醉如泥的家伙，酒后失态，各尽丑姿。从人物造型看，作者继承了西汉乐伎俑的遗风，还融合了现代西北油画的夸张人物风格。在艺术作品中药做到夸张而不失真实，简单而不失隽永，是件不容易的事，但王永红在作品中就做到了。常言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相信，一方水土养出一方艺术。
“乐陶泥塑”，我起初不知道这“乐陶”为何意，是否有江南人之“乐陶陶”的意思，结果看文字介绍才知道，乐陶是地名，是作者的诞生地。
作者生于斯，长于斯，魂绕于斯，自然他的作品也离不开“斯时斯地”。
当年张大千在巴黎和毕加索会面时，毕加索说，在这个世界上谈到艺术，首先是你们中国，其次是日本，第三是非洲的黑种人艺术，除此之外，白种人根本没有艺术，所以我莫名其妙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中国人要来巴黎学习艺术。细细品味老毕的话，是的，要寻找艺术，不必去高贵的博物馆，只要你仔细挖掘，民间就有……
在银川逗留三天，走马观花，所得有限，在我记忆中留下最深的，是照片上那个不起眼的人物，和那一百多团有生命的泥巴。
二〇〇九年九月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