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马克思
最早明白天下的语言并不一样，是从我自己家里开始的。
小时候住家在北京，周围左近的邻居差不多都是老北京人，甚至还有不少旗人，只有我家是从上海搬来的“蛮子”。父母年轻的时候生逢乱世，逼得到处乱跑，学得一口南腔北调，这时候却能派上用场，和邻舍好歹打上点交道。但後来我的祖母从湖南老家搬来与我们同住，她那口浓重的长沙官话到了京城便成了道地的土语，没有我的从中解释，根本没有旁人听得懂。
当时我不理解，这么好懂的长沙话为什么北京人居然听不明白，于是便去问父亲。父亲笑笑说，这还是方言，要是外国话，就更难懂了。说罢还给我讲了一个小故事，说是原先天下大家都讲一种语言，彼此完全能够沟通，干活效率也就高。干活效率高，生活也就一天一天好。可是生活一好，也就生出非份之想，竟想建造一座通天塔，登到天堂去。上帝知道了就不高兴，想出一个法子来阻止众人。这个法子就是让大家讲不同的语言，互生隔膜，无法合作。结果，人讲的语言不同，果然彼此无法理解，更无法相处合作，所以至今这个通天塔也没有建成。
我听了将信将疑，但我想，人与人之间互相听不懂也有好处，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
小时候我十分顽皮，所以老师总免不了“有请家长大人”。可是那个时候，政府发动的运动特别多，三天两头，不是“反右”，就是“四清”。运动多，自然下班开会就多；开会多，就很难有时间与老师会面，只得抱歉。老师没有办法，只好采用更狠的招数，就是“家访”。
可是到我家“家访”，老师碰到的总是我的祖母。他们之间一句话都谈不上，还得要我来居间作“翻译”。用我作“翻译”，老师遣词用句之间肯定就不能那么强烈，总得减上三分。然后再经过我的嘴巴一变，“坏事”大多都能变成“好事”。所以，第二天早上，父母临上班动身之前，祖母跑过来对他们讲的总是说：老师昨天又来家访了，好好表扬了一番你们的儿子，说他最近有进步，再注意一些小问题就是优秀生了。父母听了自然高兴，祖母也高兴，我当然更高兴。
有了这种经验，我便对语言之间的差异特别发生兴趣。虽然至今也没有干过语言这行专业，但兴致总是不减。
我最早懂得中国话和外国话听起来有那么大的区别，是从一套“灵格风”开始的。
那时候，家里已经有了一台唱机，机芯是瑞士的，外壳却是包上一层蓝色的人造革，打开盖子以后，商标上写明了是“人民唱机”。手摇的，七十八转，与爱迪生当年发明的唱机基本道理相同，但喇叭藏在转盘底下的盒子里，而不是对着空中，显得不那么张扬。
原先我家的唱片不是特意买给祖母听的湖南花鼓戏《刘海砍樵》和湘剧《琵琶上路》，就是《真是乐死人》、《我是公社的饲养员》之类的革命歌曲。马连良、荀慧生的京戏和洋人的交响乐，因为有“高亭公司”或者“胜利公司”的商标字样，都是用小刀细心刮掉，或者用毛笔胡乱涂黑。大概只有我们自家人凭着不同的记号才看得出那到底是张什么唱片。
记得大概总是“三年灾害”过后了，有天父亲双手端着两个沉甸甸的纸盒子匆匆忙忙回家来，一脸的兴奋，一头的汗水。我一看那种瓦楞纸的牛皮纸盒子就知道里面准是唱片。这种盒子方方正正，在西单商场的唱片部里看到过，外面任何商标装潢都没有，但规格、尺码却是一样，里面可以装进去十几二十张七十八转胶版唱片。不过那个时候的唱片不论内容全是一块钱一张，唱片一面顶多放唱三五分钟，双面绝不会到十分钟，用一块钱消费还是比较奢侈的，因为到长安戏院整晚目睹一回马连良老板的风采也不过是一两块钱的事。我虽然十分熟悉这种装唱片的纸盒，但家里从来没有一次买过一整盒唱片。家里的几个唱片纸盒都是因为一次连买三五张唱片，卖唱片的老师傅就会作个顺水人情，送个纸盒给我们，我们自然也是千恩万谢。要知道那个时候商品外面的包装十分罕见，买双皮鞋总要花掉你工资的大半，可售货员就是拿个如今卖糖炒栗子用的那类牛皮纸口袋将皮鞋套进去，算是包装。后来到了“困难时期”，连水果糖都懒得包纸，我们就叫它“裸体糖”。可是这次父亲却是一气抱回来整整两盒唱片，怎不叫人惊喜！
可扫兴的是，父亲一边打开纸盒，一边正经八百地对我说：这可不是唱歌唱戏的唱片，是教说外国话的，叫“灵格风”。你现在还听不懂，也不要动。另外一盒是送给你涂伯伯的，更不要打开，下次出差到湖南我要带走的。
涂伯伯是父亲中学时代的老朋友，后来在后方上大学也在一起，我是认得的。他独身一个人，没有结婚，过两年就会利用探亲假到北京来看望他的姐姐。每次来北京他总要到我们家里坐坐，还会给我们带些长沙的紫苏梅子和吉首的菌子油之类，这些土产即使在北京最正宗的南货店里也买不到。
听父亲说，涂伯伯的英文特别好，发音纯正，上大学的时候就经常抽空到美国人的空军基地作翻译，挣几个外快。美国大兵夸奖说，听涂伯伯说话的英国腔就像是个绅士，让人不免肃然起敬。大家听了一起哄，涂伯伯不好意思，就拿出刚挣来的钱请大家“打牙祭”。
后来光复以后，涂伯伯有个多病的老母亲不愿离开老家的旧宅，他是家中长子，就回长沙去了。涂伯伯平生没有什么旁的嗜好，就是喜欢读外文。解放了，没有什么外文书可以读，他就订了一份英文的《北京周报》，看看上面那些千篇一律的新闻。听父亲有次出差回来小声对母亲说过，那样的东西居然也被涂伯伯看出些名堂来了，不但逐字逐句分析文法，还对照中文报纸上的新闻稿，找出遣词用句上的差异。据父亲说，涂伯伯看过的《北京周报》都用红蓝铅笔勾划得密密麻麻，边角天头上满是批语，而且乐此不疲，真是看他不懂了。
起先涂伯伯在省邮政局工作，可是因为爱读几行英文这点业余嗜好，组织上看他不上，虽说没有查到他有里通外国的嫌疑，但总归少不了崇洋媚外的思想。刚开始，涂伯伯听了还不服气，跟领导争辩，说《北京周报》是中国政府办的杂志，讲中国人的事，给外国人瞧，怎么能扯到崇洋媚外，甚至里通外国上面去呢？领导自然也有领导的道理，说你一个中国人不看《人民日报》，而非要去看英文的《北京周报》，那是中国政府办的不假，但不是办给你瞧的，是给外国人看的。你看什么，还不是觉得自己比旁人高明么？涂伯伯从来与世无争，听了这样的话也不分辨。因为没有对领导出言不恭，接下来的几次运动从不开口，也就找不出来有什么反党言论，居然次次顺利过关。
但受到冷遇总是免不了的，不久涂伯伯就被下放到衡阳还是祁阳什么支局去了。再过一段，继续下放，又到了什么县城邮政局，然后再到下面乡里的邮政所。好在涂伯伯自他母亲死后，孑然一身，无论你叫我到哪里去，没有二话，卷起铺盖就走。但是每次父亲到湖南出差回来，说起涂伯伯总是叹气，说是越来越难和涂伯伯见面了。因为涂伯伯调去的地方越来越小，父亲越来越没有机会去到，后来只好是涂伯伯听说父亲到了省城就连忙自己请个假，赶上来见个面。
所以父亲说起其中一套“灵格风”是送给涂伯伯的，我一点都不吃惊。
说罢父亲打开纸盒，从纸套里掏出一张来放在唱机上，里面果然哇拉哇拉地说起了英文，我一句都听不懂。原先家里有一张“洋人大笑”的唱片，但那只是叽叽咯咯，嘻嘻哈哈地放声大笑，我还以为洋人就是和我们笑声不同，原来说话还这么不一样呢！
后来，父亲看我对英文好奇，来了兴致也教我读几句。至今我还记得第一篇课文的头几句是：“这是我的家。我的妻子，我的儿子，我的女儿和我。我是布莱克先生，我的妻子是布莱克太太。……”结尾的几句我也记得，是这样说的：“要是我说得慢，你就听得懂；要是我说得快，你就听不懂。”
这套“灵格风”一共五十课，等我上初中之前，居然从头到尾隔三差五地学过一遍，不但学会了一点洋腔洋调，还知道了一些过去未曾听说过的东西。譬如说，忘了是在第几课里说过外国人吃饭，除了刀叉之外，旁边还要有一条napkin。我不懂那是什么，去问父亲。父亲说，那是洋人吃饭用来擦嘴的，叫“餐巾”。我听了还是不懂，为什么洋人吃饭那么费事，还要用餐巾擦嘴呢，像我们用手随便护撸一下不就行了么？现在想来，我当初的感觉，正像如今农民工进城，看见城里人也学着洋人的法子，用张餐巾纸在嘴上抹来抹去，就不免生出感叹：“我们刚用纸来擦屁股，你们又用纸来擦嘴了”。
“灵格风”上还有一课是专门讲睡觉的。说是布莱克先生要睡觉了，于是脱了衣服，换上pyjamas，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查了字典才知道 是为睡觉专门穿的衣服，叫“睡衣”。再去查了带插图的杜登字典，发现原来就是我家箱子里面罩在最上边那块毛巾被一样的东西。我赶紧翻开箱子，抽出来仔细一看，宽宽大大，还有两只袖子，果然是件能够穿起来的衣服。我忽然想起来，原先帮助母亲收拾箱子的时候就看到过这件染成一条蓝，一条白的怪东西。我好奇，问母亲是干什么用的，母亲漫不经心地说：没有用，罩箱子的。我当时信了，可这时搞明白了睡衣，却又搞不懂了母亲：为什么说睡衣没有用，要罩箱子呢？我将睡衣在身上试着穿了一回，也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就又偷偷塞了回去，后来也并没有再问母亲其中的道理。记得在“三年困难时期”洗澡毛巾也要凭票供应，这件睡衣被母亲剪成几个小块，权当毛巾用了。
我第一回和布莱克先生一样真正有了自己的睡衣是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八二年，我要到德国去放洋读书，动身之前，在语言学院听了一场上级的“动员报告”。作报告的人语重心长地叮嘱我们：到了外面千万不要给祖国丢脸，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提到睡觉要穿睡衣。听了他的话，我赶紧到“出国人员服务部”买了一件睡衣，听售货员介绍说这是质量最好的，六十支纱。
“灵格风”里还有一段有意思的课文，说的是一个女子请布莱克先生跳舞：
“我们跳舞么？”女子说。
“跳舞？不，我太老了。”布莱克先生答道。
“太老了？瞎说！你看起来还没到五十岁！”那女子惊讶起来。
读到这里我就乐了：五十岁还跳舞？多不正经啊！第二天我把这段英文说给同学们听，大家都咯咯直乐，说这纯粹是资产阶级！其实我知道，他们心里更难听的话还没好说出来。我们小时候，大家心目里五十岁还跳舞的人就是流氓！
“灵格风”让我佩服的是最后一课里的先见之明。那是第五十课，谈的是科学的发展。课文说：如今科技进步，人类有了许多发明。谁知道今后能不能发明出一种可以探测人心想法的仪器呢？要是真发明出来，有些人就该担心了。
那个时候大人小孩都要向组织“交心”，学校当然也不能例外。开会发言大家都是言不由衷，像我这么不通世故的人全能听得出来一片虚情假意。我听“灵格风”说要发明这种探测人心的机器就乐坏了：从今往后谁都别想再装蒜啦！不过“灵格风”的这番预言有些言之过早，至今过了几十年我也没有见到这种机器发明成功，大家还是假话连篇，而且一点都不用耽心被人戳穿。
“灵格风”作为英语教学真是套好教材，在上初中之前，我的英文就由它给开了蒙。因为“灵格风”里面说的都是家长里短的日常生活，让我觉得洋人和我们想法其实也差不到哪里去。外国话无非就是用另外一种发音说相同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