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碑（十）
南屿
[size=10.5pt]她是防城港港市那良镇大坡村的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也是一位烈士的母亲，她的名字叫黄钦莲。在镇上读中学时，她的小儿子彭景富低我一届，在我的印像中，彭景富是一个黑黑瘦瘦个头不高的小伙。中学毕业后的几年里，我没有见过这位校友。直到1979年春的某一天，我偶然在镇上的街口遇见了他。我记得那天是阴雨绵绵，我从边界修筑工事刚回到镇上，饥肠辘辘的我，在街边一家大排档狼吞虎咽地吃完那碗清汤寡水的米粉后，看见两个身穿绿军装的兵向我走来。我认出其中的一个是彭景富，他也认出了我。我们彼此打了招呼，我对他身上的军装没有缀上领章和帽徽有点好奇，他读懂了我的疑问，然后有点腼腆地解释说，他是前几天入伍的。我知道中越开战初，部队为了便于作战，在当地招收一批熟悉边境情况的青年补充到部队里。那一批兵被当地人称作边境兵。
[size=10.5pt]我们那次偶遇没有深入聊下去，便匆匆分手了。不久，我离开故乡进城谋食。大约一年之后，我突然听说他战死在越南，连尸骸都找不到。听了这个消息，我当时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只是轻描淡写地噢了一声。
[size=10.5pt]很多年以后，我开始写作长篇系列《沧桑界碑》这部书时，对我这位校友的生死之谜开始关注。2013年清明节前的某日，在边境小镇峒中采访，晚上相约一个网名叫幸存者的老兵在界河边的一家小饭店里喝酒。小酒馆对面就是越南的海关，界河水哗哗地流动，河面上闪烁着斑驳的灯光，江风轻轻地吹拂着我们酒意不断升腾的脸。老兵在喝完杯里的酒后，把杯子轻轻地搁在桌面上，用手抹了一下嘴角说，作家，谢谢你的酒，谢谢你还记得我们这些老兵。我算不了什么，好歹我们还活着，既然老天要我们活着，那就好好地活下去。但是，我的战友彭景富连尸骸都找不到，你说惨不惨？死了的人就死了，不能翻生，但是他还活着的亲人呢？那么多年是怎样过来的？是什么样的人生滋味？我想你还是写写他吧。说完老兵起身走出了小酒馆，他似醉非醉地哼着客家歌谣，慢慢走上空寥寂静的小街，摇摇晃晃地向家的方向走去。
[size=10.5pt]那一夜，我独自客居小客栈，界河彻夜吟唱的声音，和老兵那些话不停地撩拨着我。
[size=10.5pt]几天之后，幸存者老兵在他的QQ 空间，发表了他和几名战友在清明节前一天，前往防城烈士陵园拜祭战友彭景富后，回到那良看望他母亲的视频。在摇晃不定的镜头前，一间破旧杂乱的屋内，一根木桩直通屋顶，支撑着摇摇欲坠的房子，风吹掉了的瓦片，还没有来得及捡修，阳光穿过窟窿如戏台上的追光灯。随着“踢踏踢踏”的响声，一位老妇人双手“拄”着一张方凳向床铺艰难地走去。待她笨拙地爬上床后，把脸转过来，我才看清这位沧桑的老人，她就是彭景富位烈士的母亲黄钦莲。白发已占领了她黑色的阵地，深深的皱纹和黑色的斑点，让她的脸部在残酷的岁月中彻底沦陷。她坐在床上，盘着双腿和儿子的战友们平静地说话。她首先问她的大儿子：你弟的墓碑做好了没有？刻上字没有？她大儿子说刻了，妈，你放心吧。战友把拍摄他儿子墓地的视频递给她看，她用手抚摸屏幕上那座矮矮的墓碑，然后掩面而泣。过了一会，她转向镜头对儿子的战友说，这么多年来，多得你们战友对景富的关心，哎，我老了，这身子也不比以前了，这双脚也不争气，走路就靠拄着这张凳子，夜里经常痛得睡不着，半夜起来用手搓，一直搓到天亮。儿子的战友说，去医院检查过吗？她说去过，上个月他大哥陪我到那良卫生院看过，医生给了一些药，也没有说出是什么病，吃了感觉也不见效。儿子的战友说，上面有人来过吗？她摇了摇头说，景富走后没见上面的人来过……看到这里，我再看不下去了，我只好关掉了视频，在黑暗中对着电脑无语。
是的，这位没有文化的母亲，以一种博大、坦荡的胸怀，三十年来承受着失去儿子的悲痛，还要承受着世态炎凉。三十年了，从一个刚迈进不惑门槛的妇女，在无声、悲寂的叹息中，满头青丝变白发，正如唐诗中描写那样：朝如青丝暮成雪。她的小儿子彭景富，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三十年一万多个日日夜夜，有多少个夜晚她从梦中哭醒？泪水湿透了多少枕巾？战争给她带来永远无法医治的创伤和屈辱。她常常站在家门口，眺望儿子失踪的那一片山脉出神，那一脉山永远沉默，山上那些雾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化，雾淡了又浓，浓了又淡，而她心中那一缕雾霭随着岁月的流逝，并没有淡去，而是更加浓重。她就不明白，儿子为什么就走不出那一片山？那么多战友都走出了，为什么就儿子留在那里了？儿子的尸体没有掩埋，他的肉体一块块地消失，变成了一堆白骨。她在夜里，听见了荒凉的雨水日夜敲打着那白森森的骨头的声音。她在心里数次地说，儿子你冷吗？儿子你饿吗？她听说儿子他们是从大河村的10号界碑那里过去的，她曾无数次偷偷走到10号界碑，呆呆地站在河岸边，向着悠悠的界河张望、发呆，她仿佛听见儿子的脚步声，趟过界河回来了。儿子全副武装，满头大汗，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向她微笑，并轻轻地说：阿妈，我回来了。一把屎一把尿养育了19岁的儿子，这个客家妇女回想起，多少个夜晚，儿子在摇篮里听她轻轻地哼着那支客家的摇篮曲入睡呢。
阿弟好好睡，
阿姆去种菜。
种得几多皮（棵），
种得三十六皮。
[size=10.5pt]随着她那婉约缠绵的歌声，那组慢镜头摇晃着出现在她的眼前。
1980年春天，阴雨连绵。她从地里回到家时，暮色已吞食了村庄，她草草地吃了两碗中午剩下的稀粥，然后烧了热水洗脚准备睡觉。但是不知为什么？她眉头噗噗地乱跳，她心里很慌乱。难道有什么事？她想了想，走到大儿子的房门口对儿子说，他大哥，老三的部队还在那良吧？大儿子已结婚单过，他一家也在吃饭，头也不抬就回了一句：我听说他们部队就在范河村那里集中。她没有再问下了，只是噢了一声就回房间了。她知道儿子是一名侦察兵，对儿子的事她从不打听，她知道部队有纪律，她知道只要儿子没事她就放心。
她躺在床上，转辗反侧难于入睡。自从小儿子彭景富当兵到现在，她就没有安稳地睡过一觉，有时半夜醒来，在黑暗中眼睛睁着到天亮。去年春节后不久，仗就开打了，来自界河边的炮声像雷声滚过。有一天，小儿子景富对她说，妈，我要当兵!儿子19岁，儿子在说那句话时，他的目光是坚定的。她的心像被黄蜂蜇了一下，但她极力掩饰自已内心的恐惧和不安，然后平静地说：你不是孩子了，你想好的事你就去做吧。儿子看见她同意了，很高兴地走了，但她转过身，偷偷地抹泪。
就在她眉头跳个不停的时候，儿子和侦察大队的十几名侦察兵，于当天下午就悄悄地潜过界河，去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他们是从大河村的10号界碑旁过去的。那天下午，界河两岸漂浮着浓重的雾，给他们的行动提供了极大的隐秘性。那帮侦察兵大多都是本地人，对界河沿岸的每一条小路，每一道坎就像熟悉自已的掌纹一样，再加上大雾的帮忙，他们避开了越方埋设的雷场和铁签阵，顺利地摸到越方的营房的外面，越军也没有发现。越方的军营驻扎大约是一个连的兵，几间营房是用木头和竹子搭造的。此时应是晚饭刚过的时间，在营房左侧一条用竹筒搭制的水笕边，两个越军正赤条条地哼着歌在洗冷水澡。那天彭景富是捕俘组的一员，他和的几名战士匍匐着前进，距两个洗澡的两个越军不到二米。狙击手已经瞄准了他们，只要有什么举动，手指向后移动，他们的脑袋就会开出一片花朵。三名捕俘手等待最佳出击时机。就在这时，一个越军洗完澡了，他站到一块石头上穿衣服，他的眼睛朝向我方，他也许是真的发现了什么？也许是神经过敏，他一声惊呼：有人！撒腿就跑，一边跑一边高声呼喊。叭的一声，狙击手先开火了，那越军便栽倒在地上。彭景富和那三名捕俘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跃而起摁住那名越军，但越军正在身上涂擦肥皂，满身泡沫，像一条光溜溜的泥鳅，他们一下子无法制服他。被俘越军挣扎着哇哇大叫。彭景富对着俘虏就是一拳，俘虏昏迷过去。他和战友挟持着俘虏向山下撤退。
此时，营房里的越军倾巢出动，顿时枪声响彻了山谷。掩护组立即开枪还击，掩护捕俘手带着俘虏撤退，但是敌方火力非常猛烈，掩护组被打得头都抬不起来。一个姓沈的班长说，再这样打下去，我们一个也跑不了，我留下掩你们先撤。大家说，不！要撤大家一起撤，要死大家就死在一块！沈班长看了看天色已黑下来了，就坚定地说，好，我们边打边撤!
再说那个俘虏虽然被打了几拳，只是短暂的昏迷，此时他又拼命挣扎。由于道路崎岖，天又黑，越军又在追击，他们只能连滚带爬，死死地拖着俘虏向界河奔去。他们背着俘虏迅速地徜过齐腰深的界河，向预定的地点10号界碑集结，但个个累得筋疲力尽，倒在界碑旁气喘吁吁。队长立即命令清点人数，发现捕俘手彭景富没有归队。大家刚刚平静下来的心立即紧张起来，有的说可能是迷路了；有的说是可能被俘了，大家都不愿往下想了。队长下令按照事先安排好的方案，打信号弹指示掉队或迷失方向的战友。
多年以后，我采访了儿时的玩伴德生，因为他那天晚上也参加了行动，他是掩护组的，还负责发射信号弹联络的任务。他每隔几分钟就打一颗信号弹，那晚经他的手打出了五十发信号弹，真好比是一场盛大的焰火晚会在界河边上演。信号弹尖利的叫声飞过界河，照亮了黑沉沉的夜幕，照亮了界河沿岸的山野。
在二个多小时焦虑的等待中，当最后一颗信号弹的光亮消失后，还不见彭景富回来的身影，平时和彭景富关系好的战友无声地拉哭泣；有的强烈要求再次越境寻找彭景富，生要见人死要见尸，那怕是被越军俘了，也要从越军的手中把人抢回来。队长看见队员们情绪激动，作为队长在此时要保持头脑冷静，他用冷静而威严的口气说，现在情况复杂，刚和对方交火，如果小彭真的被俘了，我们去如何去抢人？这不等于是自投罗网吗？！然后命令全队押着俘虏撤回住地。
也许，母子之间有着一种特殊的心灵密码？就在那时，彭景富的母亲黄钦莲是从梦中惊醒的。她梦见一个身穿军装，脸面模糊的人向儿子开了枪，子弹像烧红了的铁块穿过了儿子的胸膛。她惊得出了一身冷汗，在黑暗黑中瑟瑟发抖。
她的梦是灵验的。就在作了那个梦的几天后， 部队的人来了。那些人脸色阴沉，表情严肃。她从他们的脸上读出了一种不祥，还没有等部队的人开口，她就抹着眼泪哽咽着反问，是不是我的儿子出事了？部队的人沉默不语，不知如何去安慰她。她再也不能控制自已的情感，她当着部队的那些人竟失声痛哭。她问部队的人，儿子是怎么死的？部队的人支唔着说，关于彭景富同志的事情，我们还不确定他是牺牲还是失踪？是被俘还是……。她对那个还是后面没有说出的潜台词特别敏感，她停止了哭泣，嚯的一声站起来，像发了疯一样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吼叫起来：不！我儿子不会叛变，不会做对不起自已国家的事，我养的儿子我敢保证，我敢割我的头保证，我生要见人死要见尸!部队的人也不知如何安抚这位在悲痛而失去理智的母亲，只好匆匆离去。
彭景富的事件像一个谜。部队在第二天就派员秘密地接触境外的内线了解，但一无所获，随即又派出了几名侦察兵在边境嘉龙村，也就是11号界碑处潜伏等候了一个多月，也不见彭景富的身影。
然而这位母亲在无尽的盼望中，始终坚信一条，儿子不论是战死还是饿死、摔死，或者被俘被枪毙以及折磨死，也绝对不会投敌！这是她在悲痛中唯一的欣慰。
一晃眼，日子转到了2008年，这个谜终于揭开了。这个谜是被一起杀人案的告破而揭开的。彭景富的班长沈某，不久后来转业到了某镇武装部工作，由于表现突出被提拔当了领导。后来由于婚姻问题，然后买凶杀妻而东窗事发。警察审讯时，他供出了他和彭景富在那次执行任务撤退时，彭的腿部中枪不能走了，为了不拖累战友，彭就对沈班长说，班长，我走不了啦，你给一枪吧。越军的追兵越来越近，再不走就大家都得死。慌乱中沈某把脸别向一边，朝彭景富的身上开了一枪，然后按既定的路线顺利地撤退。这个秘密沈某一直不敢向部队说出真相。
由于彭景富生死不明，也无法查实，因此，他一直没能进入烈士陵园，享受烈士的待遇，他的家人也没能得到任何荣誉和抚恤，对他的问题也没有任何定论，他成了三十四年的孤魂野鬼。在真相大白后，终于在2013年，他飘荡的魂魄才得以回归。防城烈士陵园里终于有一块小小的地方，安放他的衣冠和灵魂，得以和躺在那里的战友团聚。他每天又能听见了那嘹亮的军号声，又能听见了那熟悉而又威武雄壮的“一二三——四”的操练声。
2016年的清明节，我回老家扫完墓后，我决定去看望这位78岁的老人。我对这位烈士的母亲说，我是景富的同学，来看看您。她的脚病比原来的更严重了，根本走不了路，比三年前在视屏见到的她显得苍老了。她坐在床上没有下来。显然我的到来她是高兴的，我和她聊着家常和无关紧要的话题，尽量避开不谈他儿子那些往事，不想因我的到来，又一次揭开老人心头的伤巴。我像征性地喝了一口开水，不敢久坐，便匆匆离开老人的家。
我站在老人的家门口，遥望烈士彭景富牺牲的那一片山野，思绪就像那飘悠的雾纱。我想起了我的祖母，我的祖母和这位母亲都是苦命的女人。我的二伯父在兵慌马乱的年月去当了国军，也是一去不回头，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我的祖母常常站在河岸，目光搜寻过往的船只，祈望发现二伯父突然奇迹般地出现在她的眼前。直到在1959年那场大饥饿中夺去她的生命。临死前，她仍忘不了二伯父，她在咽气前，还念念有词：好仔不当兵，好铁不打钉。但不同的是，我的二伯父当的是国军，不是为国家和民族而死，在那场残酷、惨烈的内战中，同胞与同胞之间的杀戮而死，死得没有任何意义。而黄钦莲老人的儿子，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尊严，为了不让那古老的界碑向后移动一寸而战死，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死更值得。
界河悠悠，如果说那沧桑的界碑是第三条岸，那么烈士的母亲不就是第四条岸吗？
[ 本帖最后由 南屿 于 2016-7-26 18:0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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