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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巴拿马的时候丢了一辆自行车。
说也奇怪，那时我正在防波堤上，歪歪扭扭的骑行。我的目光慌乱，不知道该往向何处。这不是我所熟悉的工具。我的平衡能力不够，我知道（我是一个有着二十年历史的步行者，你也是）。在那个地方，我有无数次机会干净利落的掉入水里。那么我就将品尝到腥咸的海水。那其中有万分之一来自我的家乡，其余大都充满了远处邮轮厨房里的新鲜气息。但是这也不曾发生。我在自行车上。这时我看着自己随意地拨弄着变速盘，听见那里发出的“咔嗒”一声。那像是来自我的身体深处。
好吧，我的确学会了骑行。我不由得叹了口气。这难道不是一项多余的技能吗？就连问出这句话本身都带着让我难以忍受的厌倦。我高耸背脊，试图将倦意压出体外，我看着像是将自己的头埋在了胸口。奇怪的姿势。但我却感到了胸部的温暖，哪里有厚实的毛让我的脸痒痒的－－这并不是我的胸。我没有胸毛，以这里的标准，似乎还未发育。我早已习惯了把自己看成一个异种，与其说是宽阔而乐天的安第斯人，不如说是一个来自遥远国度的中国人。一个中国人？是啊，这个词听上去就如此飘忽不定，缺乏个性。我没有看过他们；在我来到这里的时候，他们已经离去，带着有关他们捉摸不定的一切幻想。就连这幻想本身也是毫不可靠的。但是此时，我已把自己看成他们中的一个。事实上，我早已习惯了这种角色扮演。这种来自遥远日本的传统（啊，另一个传说中的国度）在我们这里总是被归为冗长的无稽之谈，但我却感到津津有味，并且成了这方面的高手。很久以前，我就陶醉于这种误解。（这里或许需要澄清一下，在我们这儿误解被相信是难以忍受的。稀少的人口让这种小小的情绪成为了一种永恒。）那时我身高还没有一杆毛瑟枪长，刚刚换上别人施舍的最小号的军服。我清楚地记得那帆布一样的颜色，这种色彩在其后的生活中不厌其烦的扰乱着我的神经，直到一切都失去了它们原有的颜色。人们说，这就是军队。他们不曾亲口对我说，因为在某种情况下我并不存在。除了那套过于大的军服，我并不在军队的正式编制里，平时也只是做做打杂的工作。我看着那套衣服，直到他们从松垮垮的蓝色变成紧绷绷的淡蓝色，然后等待着污油把他们一块块染成灰色。人们说，这就是军队。我没有感到过他们所暗示的那种集体的快乐，莫名的责任感，那种你能够在同性间享受的所有快乐。这种感觉我花了很少时间才理解－－至少是它背后的真正意思－－但他对我来说更像是一种奇怪的共谋。最让人无法忍受的，是那种时常可见的信任的目光。你可以从硝烟遍布的战场上看见它，从那种整齐划一的授勋仪式上看到它。那目光表达了这种信念：你已经加入了我们的共谋。本来我是可以欣然接受的，至少我觉得要克服这样的难度并不十分困难，但每到此时，我总会低下头，惭愧的，甚至是羞怯的回避。某个其他的东西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比如栖息在低矮枝杈上的蝴蝶（我总是踩死他们，把他们的花纹永久地印在地上），看着自己的脚趾顽皮的伸出鞋子上的洞来（虽然身处热带，它们总是麻木的）。然后我听到一声失望的懊恼，总是从我的头顶传来。我或许也受了训斥和体罚，或许吧，总之他们对我来说不重要。那些勋章自然也与我无缘。
问题在这里：既然我被当做不存在（而且也乐意这样想），那么我为什么会参加这种授勋仪式呢。是啊，故事在此处形成了一个漏洞。但我相信自己的感觉是真实的，虽然许多细节自然而然的让人疑惑，并且逐渐组成了另一个真实的故事。我想这些都是时光的作用，它让我的记忆出现了偏差，又或许偏差是叙述上的。显而易见的是，思维在这里就要中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