芷江米国儿本
拿农 发表于: 2015-11-30 16:30 来源: 今天
想不到，年近半百，我的眼泪蹚不过两个地方：一个是芷江的抗日受降纪念坊，一个是雪峰山下的抗日陵园。这两个地方我都去过多次，每次去之前，我都在心里默默的做眼泪的思想政治工作，男人的眼泪不能像女人的眼泪说来就来。每次的说服工作都以失败告终。像我这60后的人，无论从成长的经历和所接受的教育来看，眼泪都不应洒在这两个地方——受降纪念坊记录国民党政府接受日本投降洽谈事宜；抗日陵园为雪峰之战阵亡的国民党将士所建。也许，应不应该的矛盾交锋在心底深处的碰撞被眼泪解读得一清二楚，也许，眼泪在历史真相面前对于过来被忽悠后的叛逆表现得更蛮一些。
我老家在鹤城区河西，距芷江也就几十公里，上世纪四十年代以前，属于芷江县的东乡。1939年黄岩农民杀宪兵事件后，当局为对这一地区进行有效统治，遂从芷江、辰溪、黔阳三县的边远地区各割一块组建一个新县——怀化县。县治设在现在的中方县的泸阳镇（沈从文先生在他的散文中就提到过该镇），随后，县治迁至榆树湾，也就是现在的鹤城区，怀化这个地名，随着时代的变迁，一直流行于世，现在成为了地级市名。翻出这段旧皇历，不是为了套近乎，而是缘于割不断的渊源。
在我的记忆里，很小的时候就熟悉芷江这个名字，这功劳要记在我们村村长长娃爷的头上，他祖宗三代是佃农，是个彻底的无产者，他常拿1938年修芷江飞机场的一段特殊经历对全村老小进行革命历史教育，一讲起这事，口沬四溅。他的乡音重，口音又不准，却如江湖郎中看病那样顽固自信。比如，把美国人说成米国银，把日本人说成是儿本银，把芷江说成是景嘎芷江。景嘎一词在芷江的方言里相当于“怎么的意思”，用到的地方相当广泛，几乎成了芷江的特殊符号。他说，景嘎芷江修飞机场，那场伙，人多，粮少，肚子填不饱，活没少干，幸亏我寻到了一个技巧，我问你们，在这种情况下吃饭，第一碗多装还是少装呢？
他像T台上的歌手，与观众讲究互动效果。我们拉长声音，回答道，多装——。
他说，错！为吗子？多装吃起来耗时，等去添第二碗，饭桶早空了，正确的吃法是，第一碗少装，第二碗才狠装，不凭这，我早填了万人坑。
万人坑是个吗子东西？我们问。
他说，冇晓得吧？万人坑就是丢死人的屋大的坑，修飞机场死了很多人，死人都丢那，碰上不听话的傲角，还有半死不活的人也丢那，惨啦——
讲得我们毛骨悚然。
他还说，景嘎芷江飞机场是刮民党和米国佬一起修的。我们问，有共产党，有国民党，哪里有刮民党？
他使劲把眼睛上瞪一下，好像示意看头，说，喏，蒋光头的党。
他的话把大家逗笑起来。
他又接上话茬，景嘎芷江修飞机场，那些个米国佬，白天屁事不做，开着敞篷吉普车在我们乡里横冲直撞，撞得鸡飞蛋打。米国银是鸡眼，鸡眼晓不晓得？就是像鸡的眼睛一样，天一断黑，吗子都瞅不见，盗贼偷鸡，鸡为吗子不叫呢，因为瞅不见嘛，米国银就是这样的鸡眼。那时也有胆大的工友，白天受了米国银的气，晚上搞小报复，随便找个夜行的米国银把他绊倒，撒褪就跑，米国银看不见，也追不上，只得咿利娃啦吼发通脾气。别看米国银是鸡眼，却能火眼金金瞧见宝物，喏，相传鸭咀岩的那段舞水河里，曾有一只金鸭婆宝物，被米国银包走，你们看，现在鸭咀岩的风水一点也不行，要不然，不是现在这个样。
一讲到美国人，长娃爷少不了要讲日本人。他说，米国佬坏，坏不过儿本佬，当年，儿本佬从东北打到雪峰山下，要不是高高的雪峰山挡住他们，景嘎芷江飞机场就死定了．．．．．．
长娃爷早已作古，而他讲述的那段历史，一直扎根在我的记忆里。后来，我做了小学教师，还把长娃爷的故事转述说给我的学生们听，听得学生们也对国民党和美国人咬牙切齿的恨。后来的某一天，我去参观芷江飞机场时，我固执的要去寻找长娃爷所说的那个让人恐惧的万人坑，结果，子虚乌有，同行者们侃我在寻找乌托邦。直到芷江恢复当年的受降牌坊，我才惊讶的发现长娃爷讲述的历史走了样，一如他把芷江走样成了景嘎芷江、把美国走样成了米国、把日本走成了儿本一样，把国民党走样成了刮民党。
芷江与雪峰山，看起来是两个不搭界地方，但在历史的坐标系中，它们相交于一个点上。当年的芷江保卫战的主战场就在雪峰山下，战后，阵亡的国民党将士陵园就建在雪峰山下的弓形山上。知道这段历史我已经三十岁了，就时间纬度和经度来说，这简直有些夸张意味。雪峰山距我老家也并不遥远。
1944年后，二战风云形势聚变，侵华日军已明显处于战争劣势，可他们还异想天开地冒险下去，把攻击目标锁定在当时的陪都重庆。也许是当局者的先见之明，早年间修建的芷江机场，在抗战后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进攻重庆必先破芷江。1945年春夏之交，敌我双方在雪峰山下拉开了战幕，双方各投入数十万军队，在雪峰山下方圆数百公里的密林深处展开了殊死搏斗。国民党军队在陈纳德的飞虎队的帮助下，以死人较少的战况大获全胜，这就是历书上称着的芷江保卫战，又叫雪峰之战，还叫抗日最后一战。这年八月，日本宣布投降，更有讽刺意味的是，洽谈投降事宜定在日军攻不下的芷江。在这场战役中，民间流传的两个故事，让我铭记在心。在很多支民间抗日队伍中，有一支队伍叫嗅枪队，特别勇敢厉害，他们拿着自制的鸟铳打日本。鸟铳的子弹很特别，是由上百粒细小的铁沙子组成，一枪下来，打击面很宽。鸟铳的技术含量不高，缺少锚准器，持枪人击发前不得不把鸟铳贴在脸部的鼻子线瞄一下大致的方向，然后击发，这在旁人看起来，像是嗅枪。日本人吃了铁沙子，即便当时不死，回头也治不了，最终的结果是慢慢死去。日本人不知道是什么先进的秘密武器，见到嗅枪队撒腿就跑。还有一件事，日军大溃败时，为减少拖累，把五六百人的伤员集中在一座寺庙里活活烧死。这是侵略者应付的代价！一个人的死是一个悲剧，一群人的死只是一个数字，人性的残虐性达到极致。侵略者与抗战者，同样少不了悲壮。
战争是人类的一种疾病，这种疾病总是处在治愈与复发之间，根除这种疾病只是人类的一种理想，就像我们无论花费多大的气力加以预防，依然不能根除感冒的发生。好在我们人类的可敬之处——无论何时，我们依然不会放弃这种理想。就像我们知道生命是朝着死亡的方向，但，我们总是把希望保持到最后一刻。
一谈抗战的外援，人们一定会把家喻户晓的白求恩大夫搬出来，我对这位国际主义战士充满着深深的敬意。我同样也敬佩陈纳德和他的飞虎队，尽管他们与白大夫相比，少了一些幸运，多了一些寒碜，少了一些光环，多了一些落寞。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多一少的情况呢？在无知与无奈的求证中，想必是陈纳德讨了一位中国籍太太，狭隘的民族心态质疑他来华的动机和纯度，想必他和他的飞虎队来华参战找错了中介人．．．．．．现在看来，飞虎队就是美国来华的志愿军。如果按照白求恩大夫这个偶像标准套下来，他们也有国际主义的情怀。
近些年来，我一直在反思，长娃爷口中的飞虎队似乎有些妖魔化，掩盖雪峰之战的尘埃似乎有些沉重。它们应该属于同类事物的两个面，像一枚硬币的两个面一样。历史真是一扇被时间老人忘了上锁的门，谁都可以敲门出入么？如果是，我们无需操持万能钥匙，就能重新打开一扇又一扇的历史之门，重塑历史。也许，到那时，从不背叛直觉，只会忠实人类情感的眼泪，将会枯竭的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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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来说两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