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号小院及其它
1985春节过后不久，我家难民一样从东道巷13号搬到石桥巷22号。
这是一座藏在深处的空旷而安静的院子：北面一溜儿四间瓦房，靠左的两间矮一些（几个月后我们挪到那里），西面凹进去一块，是一间简易房，房基比院里其它房子高出一个台阶（刚搬进去时我们一家七口就住在那里），四间主房的东面空出一块空地，似乎准备随时加盖。靠东面的一带院墙南北各搭一间茅屋，一间早先放杂物，被我们清理了一下，撑起一张木板床，变为我的卧室。茅屋破烂不堪，三围透风，屋顶百孔，遇到刮风，满屋灰尘；外面大雨，里面小雨，家里几乎所有的盛物的小物件拿出都不够接水。某晚，趴在床上蒙着被子读鲁迅先生的《秋夜》，屋外风啸雨急，屋内凉风四起，落水溅溅，说不出的滋味渐蔓心头，一瞬，似乎看到先生闪烁的目光。靠南的茅屋是我家的厨房，我一次上房铺油毡，不慎一脚破顶而下。
厨房的面前有一口井，不深，一条绳子系一只瘪形的水桶，以我不长的臂两拔半就可以打出一桶水来；心情好时，一拔为最好成绩。院里的原住居民个子都很高，曾无瑞猜测与这口井水碱性大有关。
这座院子的主人姓扈，属于扈家的老大、老三，老三家住临汾，屋子空闲，所以才有了我们的迁入。 扈家老大省城工作，很少回来，院子平素留给妻子女儿，两个女儿一个高中一个初中。我们初来乍到，不摸人家脾性，加上我们姊妹多，又都是顽劣的年龄，父母时常提醒说话走路轻声悄行，做事慢条斯理，不要让人家嫌弃和讥笑。
院里有一面破损的碾盘，天气睛好，妹妹们在上面写作业，冬天会端着饭碗在那里晒太阳。三妹小时候爱哭，往往在吃饭的时候，许是饭不顺口，或是别人抢到她的前头，反正总是倚在门旮旯抽泣。问她，也不回答，大家很烦。有一次父亲终于忍不下去了，吼着追打起来，妹妹吓坏了，两人绕着碾盘转圈儿。我们都放下碗哈哈大笑。
院里有一树石榴，搬来的时候，以为是蓬枯木。石榴树堆在北房门口，屋里的光被死死档住，埋怨房东为何不刨掉？春降以后，石榴树苏醒，呼出了绿色的气息，气息化为绿叶，连树干也挤得密密匝匝；六月花开，花瓣似血，花蕊金黄；九月果熟，父亲将电灯系在树梢，一院人围着电视，蝇蛾狂舞，果香横流。
我家搬入北房以后，院子里还住过两户人家。先是夫妻二人，住进了我们腾出的西屋，太太不多与人打交道，老头儿背有些驼，人瘦少语，看来起也厚道。有一段时间老头儿害红眼病，戴起了眼镜儿，看模样儿很像老师。过了两天，鼻梁上的眼镜儿不见了，但眼睛还红肿。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知道原来在一次打水时不小心将眼镜儿掉入井中。难怪有一段时间，发现他们不吃水井里的水，很难为情地用壶从外面往家里提水。
老头儿搬走后，来了一个做豆腐的老汉，系着脏兮兮的围裙，走路一锉一锉的，人有些嘈，加上早起晚睡的，扰人，很受大家的冷面。不久便搬走了。
渐渐地，了解到这座院子的主人在小城有些名声，原因是扈家兄妹一水儿大学生，分散全国各地吃公粮。
隔壁是扈家老二，独院——祖上当初分地基时不在一个平行线，而是占了整座院子的西南角，老二家房门紧闭，每次经过他家时都想透过门缝往里瞧瞧，但都没敢驻足。扈家阿姨碰到过一次，提着公文包，梳着短发，气质像电影里的行政工作者似的；男主人不见其人，只闻其声，捏着嗓子“咪咪，咪咪”地叫，刚开始以为喊自己的女儿，后来看到墙头探出的一只猫头。哑然。
推开吱哑的木门走一个直角，便来到大街，街叫文庙街，与石桥巷一样名不副实。文庙早先还是有的，后来被县委圈了起来，一点点拆除，剩下一座献殿，清空后改造成县委常委会议室。石桥巷口有一座药店，利民药店，店主是一个壮汉，头发胡子都有些白，手下一女徒，苍白的脸，尖细的指头抓草药。小城药店很少，利民药店最大，最有名。这里原先驻过队部，虽然已变卖私人，但老汉们仍集聚这里晒太阳、闲侃、下棋……
往东二十步，是县人民剧院。蒲剧团经常下乡，很少在这里演出，基本是个摆设。门前一溜几个相面算卦的小摊儿。相面老头儿七十来岁，清瘦，中山装洗得发白，用粉笔头在铁片上唰唰地写个倒过去的“流”字考大家；伸出自己的食指和中指：“你们都伸出这两个指头比比”。我们比了，食指比中指短，挺正常。他的，则一般齐，甚至食指还长于中指。“这叫一把手”，他顿一顿：“凡长成这样的，就是光棍命。老头儿我七十多岁了，一生一个人过活，手相面相就是命相，躲不过。”
最吸引人的卦摊儿离他东五步之外，卦主道人打扮，长发绾顶，银须苍髯。知情者说，原是个菜农。面前铺一张八卦图，图上放签筒、铜钱，抽签加六爻。一次，他远远地瞅见一个骑车人从县委那边过来，其时太阳西下，准备收摊了，随手拿过铜钱在手里掂了掂，往地上一扔，说：还有一卦。骑车人缓缓停在他身边，蹲下身子让他算了一卦。似乎商量好了似的。
文庙街的尽头是小关庙，与关爷楼遥遥相对。小关庙不敬关老爷，敬佛。每年这里都举办法事，会有戏唱，更多的时候请本地人说书。暮鼓时分，一根胡琴，一只竹板，一声破锣嗓，便陡然扯疼小城的神经。
父亲的大学·借宿
有段时间，父亲很少回家，总是说工作很忙。他是县委宣传部办公室主任。极少回家的父亲回来时带着一本简明辅导资料，专为考试用的。他向我请教主谓宾定状补之类的语法问题。父亲非常喜欢学习，初中毕业，回家务农，一边干活，一边看书，爷爷很生气，把他的书不知扔过多少回。工作后的父亲有培训必参加，他经常说，他一生最大的梦想就是上大学。
初中刚毕业，父亲就西行新疆阿勒泰（大伯在布尔津当军官），他想在部队找一份翻译工作，借此圆大学梦。当然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父亲上过函授大学，密密码码记了好几大摞作业，撑破了一个大纸箱。
刚进城那会，我家一切尚在忙乱中，母亲工作并不顺当，家里的担子几乎全部撂到她的肩上，整天气不大顺，又不好在别人家的院子里发泄，压抑得很。父亲想上大学，最难过的就是母亲的关，他知道不可轻易亮牌，便生米煮熟饭，以工作为借口在单位悄悄复习，准备高考。高考越来越近了，每次面对忙乱的母亲却不忍开口，便让单位的同事试探母亲，我说你家老贾也是，家里一大堆事，工作干得又顺当，这年头儿，别人都削尖脑袋当头儿，他都什么年纪了，却要考什么大学，等上完学什么也误了，云云。母亲不动声色。父亲回来了，母亲便没好脸子给他看，一味怨声载道。父亲黔驴技穷，便涎着脸恳求母亲：“你看我这水平，也不一定能考上，就试试吧。”
父亲早年患缺钾症，身体动不动就绵软得不能动弹。我小时候，常常见他吃饭的时候往碗里倒一些白面面儿。除了担心父亲上了大学，家里的摊子丢给自己，母亲更担心父亲因疲劳旧病复发。果然，考试那天就出了事儿，交卷铃响了，答完题的父亲瘫软在座位上站不起来。
初居小城的那几年，每年暑假我都回老家陪爷爷待一段儿日子。那次返城，一进家门，便看见母亲坐在床沿上“嘤嘤”地哭，父亲在一侧尴尬地笑，地上是父亲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母亲其实早已有了预感，暑假悄悄为父亲准备了一床新被。
严格来讲，父亲的大学并非国家计划招生，他上的是山西师范大学干部脱产班，专业是自己喜欢的中文。他的笔记端端正正，密密匝匝；注解详尽仔细，很不得将老师所授的一切都了然于笔端。那年春节，他从图书馆借回一册《吉檀迦利》，让我将这部诗集完完整整抄在笔记本上。次年暑假，他又骄傲地将我领到他们的学校，告诉我将来考大学就选择山西师范大学，溢美之辞难以尽述。
父亲上大学之前，我基本在家里住，但冬天茅草屋太冷，生火又不安全，与家人挤一个屋更不方便。第一个冬天，我借宿在母亲的办公室，母亲的办公室暂借校外的一处院落，城东村大队部，偌大的院子只住一户人家，说是看院人也行。看院人姓刘，七十来岁，温文儒雅，是个文化人。一次我看到院子里树着一面招牌，字迹尚未干透，原来小城有不少牌匾都出自老人手：笔画规正，拐弯处用力夸张，显得很有力道。透过窗户，我看他写蝇头小楷，刀刻一般。他发觉我对写字有兴趣，主动跟我打招呼，我很腼腆，虽然有心拜师，但哪里敢说得出口？
父亲上学后，他的办公室变成了我的住处。白天上学，晚上便在这里度我漫漫长夜，用现在的话讲，我是一个宅男。青春期的自己并没成群结伙上街打闹，而是蒙在屋子里读书，练字，发呆。对于文学，那时候还仅仅处于日记阶段，父亲单位有一个很有文字功底的同事，父亲让他指导我写作，他翻遍我的日记，对父亲说，你家孩子谈恋爱了。其实我谈什么恋爱，自卑让我作茧自缚，日记里记述的都是痴想。先天的自卑和后天的性格使我与生存环境格格不入，尽管从乡村来到县城已有一两年的时间，但依旧无法适应喧嚣的生活，仍旧停滞于乡下仰天辨星的状态。
家里偶尔来了客人，譬如老舅（母亲的舅舅），我会带他来我的借宿处挤一张床。他给我讲述他的往事，我给他描绘我的理想，兴致来了，还会练几趟小时候学过的通背拳给他看。表兄（舅舅的儿子）来了，我也得领着他。表兄比我年长一岁，辍学后跟一个木匠师傅学打镰把，背一大捆在县城街头叫卖，不小心撞倒了一位老人，不道歉反而仰仗他姑夫是干部，用妗子纳的千层底鞋将水泥地踏得“啪啪”响，一副得理不扰人的样子。
当然更多的时间我会一个人对着墙壁发呆，翻毫无兴趣的报纸和充满政治性的杂志。那时候我兴趣广泛，比如写毛笔字，唱歌，没有老师，自己瞎折腾。学校举办展览，仅凭感觉写出来的字居然也得到夸奖；唱歌，紧闭门窗捏着嗓子，唱《党呀，亲爱的妈妈》、唱《红梅赞》、唱《万水千山总是情》，动情处居然哽不成曲。除了写字、唱歌，还有就是抄歌本儿，收集名星照，女星居多，如刘晓庆、龚雪、洪学敏、林青霞、玛丽莲·梦露、赫本……
借宿时代，最重要的是染上了自慰，并且成为我一生如影随形的情人，我不知道这种结缘幸与不幸，她给我造成了身体的伤害，也为我释放了精神的压抑。青春期的那些日子，我常常为噩梦所困，比如战争，死亡，毒蛇，恶狗，鬼魅。有时候，我会在梦遗中醒来，一动不敢动，在兴奋的梦境中反刍性意识的来源，悄然回到自己十一二岁吊在树枝上扑腾向上的时候。那一刻，我了然了，青春的隐秘似乎一下子被我洞穿，面对匿于生命隐处的“情人”，我无法不接纳，就像卢梭童年的那位老女人；不过，我的情人永远年轻，惊艳。自此，我的青春被她一点一点所驯化。
自行车往事
那年，初中毕业没考上重点高中，之前，在父亲的说服下我极不情愿地报考了临钢技校，那时社会上流行“男不进钢，女不进纺”的口号，结果差了录取成绩十二分，父亲得了理，一脸讥笑，我哑口无言。
后来在父亲的努力下我进了洪洞二中。洪洞二中距我的住处有五六里路，步行走学太浪费时间，于是给我买了一辆“飞鸽”自行车。
小时候跟着爷爷去临汾大伯家时第一次见到自行车。看着人们骑在两只轮子一条线上的铁家伙上悠哉悠哉而不倒地，很是惊奇。每天清晨，都会在一串儿“叮铃铃”声醒来。小学五年级，在山外古镇上学，一个高年级走读生，有一辆车子，冬天不戴手套，将手插进口袋里撒着把骑，以为神人。
距离上学只有三四天的样子，我还没摸过自行车呢。好在那时我的个头高到可以掂着脚尖撑住车梁，学车不用人帮忙了。红着脸别别扭扭地将车子推到体育场，体育场有几个小孩在大人的帮助下学车；练车的小孩儿，个头儿矮到上不了梁，另一只脚钻入三角梁内蹬踏，居然还载一个小孩儿。他们都停下来“嘻嘻”地看我，我面红耳热，做错事似的，手脚拙笨得像头熊。
体育场侧门可以并行三人，骑在车子上一下子变得很窄，被粗糙的墙体擦破了手和脸。不得不豁出去，继续朝街上骑，发觉自己比别人高出一截子，并且速度还快，头一下子变得很木，车把在手里不停地晃，脚下意识地蹬踏。利民药店门口竖一面招牌，雪花铁皮，阳光下镜子一样刺目，我已经不清楚捏手闸这回事了，照直撞了上去。神聊的老汉慌忙站起身来，药店老板听到“哐啷”一声，以为出了大事，也惊慌地走出来，“嘿嘿”，老汉看我满面红光的样子：“这孩子喝醉了。”
从没去过洪洞二中，骑车去探路。发觉骑车人个个迎面撞了过来，心里有些虚，手中的车把晃了起来，对面的人见我横冲直撞，兴许从没见过这阵势，晃得比我还厉害；年轻人避我如瘟，老头儿不容易躲避，不得不下了车子，用异样的目光怒视我。回家后，我将自己的遭遇告诉父母，他们迟疑片刻，然后齐声大笑：你还不懂得靠右行呢！
最发愁的是放学，学生呜漾呜漾一大片，蚂蚱似地驾着翅儿飞，好把式见缝插针，穿插超车。怕被撞，便要等到最后，刚开始还有一两个同学甘愿与我同行，后来人家便不耐烦了。
麻烦事不断遇到，印象最深刻的三次：第一次盯住了一个麻花篮子，那妇女提着篮子在路上叫卖，我的车子寻声而去，毫不客气地撞翻了它，恰巧被父亲的同事撞上，替我花钱了事；第二次盯上了一个老头儿的腿，老头儿腿脚不便，走路鸭子一样摆，我车子的前轮胎恋上了他的小腿，专挑后面的蹭，老头儿不得不停下脚步叫骂；第三次瞄准了一个抱小孩的行人，是个中年男子，以为我寻刺儿，不让我，非用拳头说理，我不得用尽所有办法解释自己的确是个生把式。
为了躲避一辆迎面过来的卡车，我绕过停靠在道路右侧的一辆汽车，然而却“扑”地一下扎入路人的大氅里。那人跟司机说话，被突如其来的一撞吓坏了，大氅里突然钻进个东西，大氅挡住了他的视线，他没法看到脚下的车子，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着了火似地大叫着翻腾自己的衣服，直到剥出来我的头颅，才长吁了一口，拍拍我的肩，以为我跟他玩笑。
自行车留给我的不仅仅是趣事，我上洪洞二中那些年，大妹也上，家里没钱再买一辆自行车，想让我载妹妹，可我与她不说话。那些年，我一直在外读书，与家庭的疏远使我的性格变得孤僻怪异，与他人沟通甚至出现了障碍。兄妹中，就我一个男孩，没人交流，我的脾气莫明其妙地躁，伤害了妹妹，又犟，不屑道歉，感情便有了隔阂，时间一久，关系便僵住了。
大妹背着小布兜孤身步行上学，在窄路上，我们常常会不期而遇，她望望我，目光很复杂，我不敢看她，有时真想停下来载上她，但幼稚的自尊驱使我紧蹬几下脚踏板，快快逃离尴尬。每次这样的情景发生后，我的眼前总会有一个羸弱的身影在晃呀晃。妹妹低着梳着小辫的头，不好意思被骑车的同学看见，不好意思麻烦人家载自己，还不起的人情债呐。这一点我们兄妹倒很相似。
二妹上洪洞一中那年，大伯将自己骑了多年的自行车给了我家，这是一辆款式笨重的旧车子，车把和车轮已锈得不堪入目，骑乏的外胎再垫一尺来长外胎，骑起来一耸一耸的，难看且不舒服。二妹看着我的新自行车，很不情愿。父母开导她说：“你看你那个姐姐（扈家大女儿，也在洪洞一中上学），人长得那么俊，学习那么好，不也骑一辆旧车子吗？”二妹看我没有给她换骑的意思，便没再提起这事。
其实我也明白她的委屈，但我从没跟她换自行车的想法。如果父母跟我交涉，我会说：“她有自尊，嫌车子难看，在同学面前脸上无光，难道我就没有吗？”
然而父母一点儿也没有为难我的意思。
大妹学骑自行车比我的年龄还大，那是她工作三个多月后，我家离她的工厂十里远，父母实在不忍心看到自己的女儿步行上班了，便给买了一辆“红旗”轻便自行车。大妹心很细，车子擦拭得干干净净，一直骑到结婚。
高中生活杂记
学校抽高一部分学生给中专考生登分，地点在临汾师范学校，是个环境优雅、花团如锦的地方。休息的时候，我们透过硕大的玻璃窗看校园的美女，以及街上的车流。由于事关保密，我们不能自由出走，花灯初上后，只好关在宿舍里打闹。
那时候我痴迷唱歌，现编歌词，现凑曲调，很是震翻了同学，简直成了我的个人演唱会，常常狂欢到深夜。我们从没过过如此放浪形骸的生活，自由思潮一旦泛滥，思想堤坝就会垮塌。带队领导看到不好的苗头，开小会告诫我们注意影响，集中精力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
我们班有个同学那年报考了中专，担心分数达不了线，便上了高中。天公作美，居然登分时分到了自己的试卷，一个月后，理所当然地考取了理想的中专。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是各种思想相对活跃的时期，学校管理也相对宽松，那时候各学校流行文学社，经过几个同学的商定，我们班成立了“启明星”文学社。得到了班主任老师的认可，甚至得到了学校语文教研组的支持。教研组长亲自为我们撰写发刊词。
文学社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报纸，那时候都是油印报，用铁笔写在蜡纸上，然后用油墨印出来，同学们公认我的字笔好，推举我执笔；我也乐于此事，便奉献出业余时间。印出来的报纸（号称报纸，其实就是一张8K粉亮纸对折）散发着醉人的墨香。同学们一个个欢欣鼓舞，眉开眼笑。
文学社长其貌不扬，兴趣于展示组织才能，文学还是其次；美术编辑是一位肤色较深的女生，碳笔素描颇有些底子。我们班有个帅哥看上了她，想跟她恋爱，她画了一张这位帅哥的素描以表谢意。我看很像，而帅哥却气愤愤地说：“我那有这么呆吗！”
文学社编辑中，属我写作水平最高，小学时我就给《作文周刊》投稿，并且得过一张印有鲁迅先生头像的书签，初中时，语文老师还要将我的作文推荐给《火花》杂志，这些话当然不能说，说出来会有人以为我显摆。将自己的歪诗（那时自负得了得）刻在报眼，当然这样的决定是大家共推的。那时候全县各中学都几乎有油印小报，洪洞一中的疾风诗社，也办一份油印小报。还组织同学相互交流呢！后来的一位挚友那时是疾风诗社干将，我们的相识来自于共同的爱好——文学。
洪洞教育局办《洪洞教育》报，正儿八经的铅印报纸，我的第一篇铅字就在那里发表的。稿子是邮递过去的，直到班主任老师贴在教室的墙上我才看到样报。当时觉得脑袋很大，心里美滋滋的，脚下飘飘然，还不能显露出来，免得别人骂我骄傲。不能正视，用眼睛远远地瞄，将别人的窃窃私语疑为对自己的赞赏，如此心理好久不能平伏。
除了文学社，还有恋爱。其实那时学生的恋爱现象还是比较普遍的。我的同学盯准了学校里一个美女，隰县来的借读生，戴一顶鲜红的贝雷帽，简直像一朵袅娜的花儿。美女在跟邻班的一个男生热恋，情书给人偷看了，开头儿就是：“亲爱的猫儿……”我的这位同学忌妒得心尖尖儿疼，咬牙切齿，发誓非要教训那个男生一顿，成天在我耳边聒噪。学校路旁是玉堂春酒厂，每天都有很多酒糟倒在路下的荒田里，我担心哪天实在烦得不行会忍不住将他踹了进去。
同居的学生也有，信息灵通人士会指指点点，某某跟某某，在外面租了房子。还有低年级的小女生看电影时给一群混混给诱玩儿了，削发明志，前几天还挺长的头发剃成了高平头。同桌早熟，初中就骗小姑娘，上课不听讲，给我讲他的故事：他跟一个低年纪的小女生玩恋爱，那女孩我见过，并不漂亮，周末女孩儿家人出去了，剩她一个，约男孩去家里玩儿，同桌乘机把女孩给干了。同桌的妈妈发现儿子脖子上的红，原来没擦净女孩留下的唇印，给了两记很响的耳光。他坏坏的笑令人心猿意马，然而自我封闭的心理以及负责任的态度，终于没有在那个宽松的学习环境里将自己托付给恋爱。回想一下，是否有辜负那段时光，我看多少还是有一点儿吧。我这一生有不少遗憾，学生时代没谈过恋爱可以算上一条。
除了学生，老师也恋爱，我们的实习老师教英语，油里油气的，不像个刚出校门的大学生。有一次带来一位美女，这女孩我常在街头遇见，与痞子厮混一起，实习老师不知用何办法将其勾引来，后来果然出了事，被痞子们揍跑了。也有美女老师，在社会上引来一大群追求者，硬往学校里闯，扰得校领导头很大。美女很美，娉娉婷婷，走路水一样，长发缎一样，皮肤绢一样。
高中的某年夏季，发生了一件大事：日全食。所有的学生都走出教室，不少人手里还拿着一块涂有墨水的玻璃片。随着太阳的被遮，天由灰到黑，气温由凉到冷。太阳被完全遮住的那一瞬（我似乎感到时间已停滞），我的心突然空落起来，身体似乎被掏空了，几乎要瘫软一地，一团气则往头顶升，仿佛要挣脱身体而去。刹那间，周身寒彻，恐惧随之袭来，担心太阳会因之隐去，不再归来，直到一切复旧，我依然站在那里发懵。
那年夏天，时间变得好慢。
第二年，我生病休学了。那时我家也搬离了石桥巷22号，结束了租房时代。
[ 本帖最后由 贾哲慧 于 2015-11-3 12:2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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