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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杨因见赵简主，曰：“臣居乡三逐，事君五去，闻君好士，故走来见。”简主闻之，绝食而叹，跽而行。左右谏曰：“居乡三逐，是不容众也；事君五去，是不忠上也。今君有士，见过八矣。”简主曰：“子不知也。夫美女者，丑妇之仇也；盛德之士，乱世所疏也；正直之行，邪枉所憎也。”遂出见之，因授以为相，而国大治。
老氏云：“大器免成。”其意不在成与不成，乃在顺天、应道、利终生。
【2】
公甫文伯官于鲁，病死，妇人为之自杀于房中者二八人。其母闻之，不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贤人也，逐于鲁，是人不随。今死而妇人为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于长者薄，而于妇人厚。”故从母言之，为贤母也；从妇言之，必不免为妒妇也。
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然在其位亦有不可谋之处，不能言之时。
【3】
高祖击布时，为流矢所中，行道病。病甚，吕后迎良医，医入见，高祖问医，医曰：“病可治。”于是高祖谩骂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遂不使治病，赐金五十斤罢之。
大汉太祖高皇帝，讳邦，身居九五，病之将死，因何不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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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人煽颠】
北宋仁宗年间，四川有个文人，献诗给成都知府：“把断剑门烧栈道，西川别是一乾坤。”这赫然是在鼓动四川割据独立。成都知府赶紧上报朝廷。宋仁宗说：“老秀才要官耳，不足治也。给他个小官。”六百年后的清朝，又有一个叫曾静的文人，鼓动川陕总督岳钟琪反清，结果雍正掀起一场文字狱，然后，乾隆将曾静同学咔嚓掉了。
2、【君主逼格】
作为一国之君，宋仁宗似乎没什么主见，政事无论大小，都交给廷臣公议，议出一个结果来再施行。所以时人说仁宗「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清朝的乾隆非常有主见，什么事都由他说了算，又识武功、打仗、杀人、写诗（看到名画文物就题烂诗）、泡妞、制造文字狱等等，总之啥都懂，自号为「十全老人」。
3、【士子尊严】
宋神宗一次与程颢论及人才，神宗说：“朕未之见也。”程颢立即质问皇帝：“陛下奈何轻天下士？”宋神宗只好耸然曰：“朕不敢！朕不敢！”六百年后，我大清盛世，一代才子纪晓岚为协办大学士，尝论国事，遭乾隆叱斥：“朕以汝文字尚优，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议国事！”
4、【密奏特权】
宋真宗问宰相李沆：“一些大臣有密启，为什么你没有？”李沆说：“臣有公事则公言之，何用什么密奏？搞密奏者非谗即佞，我深为厌恶，岂可效尤？”到了清代，官员则以获得密奏之权为荣，浙江布政使请求雍正：“藩臬皆赐折奏，仰恳圣恩，赐臣一例用折”。获准，像狗一样兴奋得直摇尾。
5、【伶人问政】
宋徽宗时，有伶人演滑稽戏，讥讽宋朝的福利政策导致“百姓一般受无量苦”，徽宗听了，“为恻然长思，弗以为罪”。清时，内廷戏班演戏，因曲伎俱佳，获赏赐酒食。席间一伶人无意问，当今常州长官是谁？雍正暴怒：“你乃优伶贱辈，胆敢擅问官守？其风实不可长！”马上命人将那伶人打死了。
6、【朋党风险】
欧阳修写过一篇《朋党论》，为朋党正名，提出君子结党之说，开北宋政党政治雏形之理论先河，让宋仁宗“终为感悟”。六百年后，雍正对欧阳修之论特别不爽，专门写了一篇御制《朋党论》，驳斥欧阳修的“异说”，还杀气腾腾说：“设修在今日而为此论，朕必斥之，以正其惑世之罪”。
7、【谥号风波】
夏竦死了，宋仁宗赐谥号“文正”。刘原父很不爽，上疏质问皇帝：“谥者，有司之事，陛下奈何侵之乎？”最后改谥“文庄”。六百年后，尹嘉铨给乾隆皇帝上疏，为他老爹请谥，并请从祀文庙。乾隆大怒：“你尹嘉铨算什么狗东西，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下令凌迟处死。后开恩，改为绞立决。皇恩浩荡，没有犬决。
8、【宰相职权】
程颐对大宋皇帝说：“天下重任，唯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宋朝皇帝也没觉得程先生说的有什么问题。六百年后，乾隆对程颐这句话感到非常不爽，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批判程颐，意思是说，你一个臣子，居然敢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你这是目无君上，此尤大不可也！
9、【圣君塑造】
宋朝人将宋仁宗塑造成尧舜那样的圣君，清人也将康熙、乾隆形容为尧舜式的圣君。看起来好像是同一回事，都是儒家在拍皇帝的马屁。但其实区别非常大。宋人是在仁宗去世后才将他塑造成圣君的，目的是要树立一个帝王标杆，以约束眼前的君主。清人则是将活着的皇帝吹捧为圣君，目的是要树立皇权的绝对威权。
10、【经筵差别】
经筵制度在清代发生了非常荒谬的变异——宋、明的经筵，均是由士大夫教化皇帝，清代经筵居然变成了由皇帝训导士大夫：当讲筵官讲毕，皇帝即发表一通御论，然后讲官们跪赞：“皇上圣学高深，发从前所未发，诚足羽翼经传，昭示万世。臣等不胜欣荣之至。”皇帝俨然已是“天生圣人”，君、师、圣一体了。
11、【道统政统】
清代李光地曾大拍康熙的马屁：“伏惟皇上乘天之命，任斯道之统。”另一名经筵官也露骨地吹捧康熙：“（我皇上）治统、道统之要兼备无遗矣。”我们知道，在宋人构建的理学谱系中，从未将“三代”之后的君主列入其中，而清代士大夫却将康熙捧为“道统”的接班人。“道统”的独立性与高贵性从此丧失殆尽。
12、【大臣气质】
宋代士大夫是一群有脾气的人。仁宗朝时，张知白担任台谏官，“言事无所避”。一日，仁宗皇帝找他谈话，大概是说他“孤寒”（孤单），没有朋友，要注意说话的方寸之类。张知白一听，立马回敬了皇帝一句：“臣非孤寒，陛下才孤寒。”仁宗问道：“何也？”张知白说：“臣家有妻孥，外有亲戚，何来孤寒？陛下只有宫女相伴，岂非孤寒？”说得仁宗神情黯淡，回到内宫，与皇后说起这事，忍不住流泪 。为什么？因为仁宗年事渐高，而他所生育的儿子都夭折了，膝下确实孤单。张知白那番话，戳中了皇帝内心最痛苦的地方。但宋仁宗不能因此怪罪张知白，张知白还是继续当他的台谏官。清代士大夫呢？没脾气了，最典型者，就如大学士曹振镛的为官秘诀所言：多磕头，少说话。
13、【义庄救济】
范仲淹创立的范氏义庄，其中有条规矩：凡族人嫁女，给钱三十贯；出嫁的女儿若因故改嫁，给钱二十贯。可见宋人对女性改嫁是持怜悯态度的，尽可能给予人道资助。到了清代，范氏义庄的规则改为鼓励寡妇寻节：达到守节年限者可领双份米粮资助，如果“失志不终者”，则不予资助。这便是宋、清两个时代人文精神的差异。
14、【奴隶制度】
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是人身依附的降低，唐及唐之前还有奴隶制，奴隶为贱民，属主家私产，宋代在法律上已废除贱民，奴婢跟主家不再是人身依附关系，而是经济结合关系。满元统治从草原带入主奴关系，满清入关，又再殖入主奴关系，“严分着主奴”，即使到晚清，满洲人内部仍保持着奴隶制习气。
15、【对外贸易】
公元987年，宋太宗派遣使者，带着敕书金帛，分为四路前往海南诸蕃国，招徕蕃商来华贸易。大约八百年后，1793年，大英帝国派遣马戛尔尼出使中国，希望中英通商。但乾隆老大拒绝了这一要求，给英王复信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想象一下，如果跟马戛尔尼相遇的是宋朝。
16、【门户开放】
南宋时，北至淮南，中经杭州湾和福州、漳州、泉州，南至广州湾、琼州海峡，整个宋境的海岸线都对外开放，与西洋南洋诸国发展商贸。到了清朝，先是厉行三十年海禁，康熙后期才设四口通商，但他的龟孙乾隆又将四口通商改为一口通商，关闭江、浙、闽海关，只保留广州一个口岸与西洋、南洋通商。
17、【重商轻商】
或说中国传统社会有轻商倾向，但宋代的学者如叶适、陈耆卿，已提出“四民皆本”，宋代事实上也成为最重视商业的时代。明代的王阳明、黄宗羲等人也提出“四民异业而同道”、“工商皆本”之说。但满清立国，中国又重返抑末崇本、贱商重农之路，雍正说，“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
18、【城市人口】
城市化是检验一个社会发达程度的重要指标。宋代的城市化水平是历代最高的，北宋人口不会少于1亿，城市人口达20.1%，南宋的城市人口更是达到22.4%。六百年后，大清帝国的城市化水平下降到什么程度呢？7%左右，跌入历史谷底。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城市人口比重一直都未能恢复到22%的水准。
未来中国何去何从
——晚清之路径，北宋之命运1、宪政之争的实质
突如其来的宪政之争，既不是新一届中殃全面左转的信号，也不是左派在毛泽东冥诞120周年之际重夺话语权的标志，而是高层继“南周-炎黄春秋事件”之后对自由派妄解中国梦的继续阻击，以便在秋季开会之前进一步统一思想：中国梦，只能我解，你不能解；只能我替你做，你不能自己做。拥宪派期待三中全会会深度涉及政治改革，是不现实的。
之所以下中殃不会全面左转的结论，是因为其身份并未改变，仍然是利益集团的代表。不管左右两派怎样解读圣意，怎样卖力地把总书记或总书记的父亲往自己这边拉，都是一厢情愿。利益集团就是利益集团，它的最高准则是利益，既不是党章上所宣扬的左派赖以为命的毛泽东思想，也不是宪法上所载明的右派勉强可作依靠的民主自由法条。经济上开放，政治上封闭，只能强国不能富民，只能专政不能宪政，这就是正路，其它都是邪路或老路。利益集团明白：左转，庞大的家族利益可能被清算；右转，不受限制的权力则可能会丧失。
普世派（“邪路”派）的最佳选择是不参与，让利益集团（“正路”派）和左派（老路派）自己鼓噪，他们能从理论上将82宪法都否定了才好。其实，对于反宪政这股逆流，即便是拥宪派不上阵反驳，当局也会叫停——利益集团才真正害怕无法无天。如同中美不能为敌不可开战这样一个大话题，不用普世派提醒，当局自己都会竭力维护——美国才是利益集团最放心的避风港。这一点，连王立军都不会犯糊涂。
左右两派的知识精英，都喜欢到利益集团刻意布置的话题中去扮演角色，陷入意识形态之争的泥淖之中。每当高层提及不否毛时，左派便以为圣意要左转，迅速跟进，鼓噪一通，幻想再举毛的旗帜。其实，利益集团根本就不敢重返毛时代，只是想利用左派阶段性地压制一下自由派而已。每当高层做出一点改革姿态时，自由派就会鹊起，不惜用溢美之词把他们往改革神坛上推举。其实，利益集团不过是想把他们重新拉回到对政改的期待与幻想之中而已。
借右抑左，纵左打右，是利益集团在左右两派之间走钢丝的基本策略，迄今是成功的、有效的。未来仍将采取这一策略，在趋势性变革到来之前这一策略仍将有效。这不仅是由利益集团绝对掌控国家资源所决定的，也是由左右两派的弱点所决定的——左派的主张脱离当代中国的实际，不知变通，固执地视右派为敌人；右派则从未摆脱对利益集团的幻想，同时又难以消除对左派的鄙视。“走钢丝策略”自胡时代实行以来，已逾十年，除了实现了当局所追求的维稳目标以外，也带来了极其严重的负面结果。其一，利益集团恶性膨胀，吞噬了整个国家。他们不仅认为自己“盗者有道”，甚至还认为“不盗者无道”，公然要求为全民建立道德档案，在平民脸上刺字。其二，中产阶层惨遭剥夺，构建公民社会更加艰难。其三，政改无法启动，共识几近破裂，中右人士集体左转，动荡因子骤然增加。
2、深刻认识利益集团
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的政局将始终由利益集团所掌控，左右两派对此都将束手无策。而在同样长的一段时期内，左右两派的交集仍然很少，仍然走不到一块，仍将被利益集团分而治之。2009年12月20日，温铁军在一次讲座上说：“中殃对付金融危机的办法是印票子，通过通货膨胀来转嫁危机；中国接下来的趋势会是东亚财阀模式。”听众之一的黄文治先生事后撰文分析道：“中共未来走向只能是东亚财阀模式，中国的几代人，尤其是大学生和中产阶层只能当默默无闻的牺牲者，成为转嫁危机的对象。中国要想构建真正的公民社会很难。”近四年来的社会发展现实表明，温的预言和黄的分析是切合的。中国的财阀集团已基本成型，显性的是依附于官家的民营集团，隐性的也是主要的是那些由红后们掌控的所谓国有集团。
东亚财阀模式最成功的首推日本，其次是韩国、台湾。犀利公对健康的财阀模式并不排斥。日本的六大财团（三菱、三井、住友、富士、三和、第一劝银），韩国的五大财阀（三星、现代、SK、LG、乐天），都对战后各自国家经济的发展以及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了极大贡献。然而，中国大陆的情形却不一样，存在诸多问题：（1）几百家红色权贵的财富是在公有制幌子下窃取的。（2）日韩台财阀在成长的同时帮助实现了民富，而中国财阀的崛起是以剥夺民众为代价的，积有民怨。（3）日韩台在财阀模式的构建过程中，注重公民社会的同步成长，以很小的代价结束了威权统治，最终形成了稳定的民主法治社会。而中国的执政者却以迅速崛起的财阀势力为依托，不断强化威权体制，进一步加剧了官民对立和社会分裂。大陆财阀集团的不健康成长模式，也淫及香港。1997年以前，十大财阀治港，很和谐，而97之后每况愈下，原因就在于港阀也学会了官商一家，特首也学会了特权腐败。港民称之为“人民大会堂现象”。
对这个主宰中国命运的利益集团的特殊性，我们的认识还远远不够。
利益集团的主体——各级官僚（新老红后），有三个特性：（1）信仰上，只信利益，不信马列毛邓三科，也不信普世价值。（2）基因上，传承自红一代，崇拜实权，忽视人权，转型成佛的可能性较小。普世派常常拿蒋经国、朴槿惠、昂山素季为例，以此来证明强人的后代也可能皈依普世价值。但他们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无论是前苏联、东欧，还是朝鲜、中国，红色强人的后代，幡然醒悟者很少。有些红后甚至在西方接受过较长时期的留学培训，回国之后照旧走父辈祖辈的老路，极权的诱惑力之大可见一斑。（3）人格上，分裂型，一边在西方法治国家将自己的子女和财产安排好后路，一边向国民宣传西方是罪恶的；一边宣扬共惨党人没有自己的利益，一边拒绝财产公示。近年来还出现了一种很反常的现象，一些红后，为了维持红色身份以便于捞取特殊利益，不仅否认毛时代造成上百万知识精英被杀和数千万无辜平民的非正常死亡，甚至还否定毛对自己亲身父母的极度侮辱和残酷迫害，转而站到为毛开脱乃至讴歌的阵营之中，大搞历史虚无主义，反将帽子扣到历史觉醒者的头上。凡此种种，反映出他们在信仰上、基因上以及人格上存在的重大缺陷。依靠这样的群体来引领中国走上真正的宪政之路，自然是不切实际的。
利益集团的最高代表——执政党，也有很多特性，集中表现在对待政改这一重大问题上，就是“5+2”条件对它所形成的严重制约。前五个条件是荣剑先生提出的，简述为：（1）改，有可能动摇国本；（2）改，有可能对现有的既得利益集团形成巨大冲击；（3）改，意味着对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的清算；（4）改，意味着传统治理模式的重大调整；（5）改，考验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后两个条件是笔者提出的：（6）政治的惰性——现体制只要还能维持就不要轻易改变；（7）历史的惯性——再不堪的体制在中国都有可能存续较长的岁月（由传统文化和国民性所决定）。
通过对利益集团的主体及其最高代表的分析，对于主动政改的可能性，基本上可以得出否定性结论。排除了政改，中国的转型还剩下革命和外战两途。吴思先生近期发表了两篇文章（《中国不会爆发革命》、《政改的预测框架》），通过对五级社会危机和八个社会群体的分析，得出未来十年中国不会爆发革命的结论。笔者以为是客观的。从日韩台经济起飞的经验来看，在过了快速成长期之后，只要还有3%的实际增长率，即可保障供给、稳定社会、抑制革命。对中国而言，还需加上2%的腐败成本即利益集团准备金，再加上2%的统计水分，则GDP增长率达到5%（干）或7%（湿）即可。未来十年，习李应该做得到。当然，还有一种革命，即执政党的内斗，如同左派所定义的薄事件那样，未来十年也不能排除。执政如同股市坐庄，庄家做局，怕的不是散户捣乱，而是其他庄家拆台。想把党内各个庄家拢到一起，并不容易。基于立威的需要，习从毛那里寻找一些手段资源也是有可能的，但这不代表向左转。下连当兵、司令对调、洗澡治病，其实都是毛的发明。
中国特色专制体制的终结，不大可能缘于革命，更不可能依靠经国式自觉；有可能因于利益集团的内讧，也有可能肇启于一场把控不了的外战。外战的可能性不能排除，是我在多篇文章中分析过的，此处不赘。若如此，则未来中国所走的道路将类似于晚清，而命运结局更类似于北宋。
3、晚清之路径，北宋之命运
本文标题有两层含义，或者说是两个判断，一是说未来中国政治的腐朽程度可能比晚清还不堪，二是说中国未来命运之结局可能比晚清还不如。
第一个判断的依据是：晚清政治黑暗、吏治腐败，但多少还存在一些抗衡因素，如地方大员拥有财权甚至是兵权，民间社会拥有经济、出版、结社、言论、迁徙等自由，延续千年的乡绅治理模式还基本健全。而今日之中国，权力的毛细血管已经深入到每一个村庄、每一条街巷，除官家之外不存在任何一种社会自发治理力量，严密的官方组织结构和强大的舆论控制体系，足以打造深不见底的贪腐与黑暗。
第二个判断的依据是：入侵大清的列强十几个，但真正想肢解中国的只有日俄，而今天怀抱此心的至少还要加上印越菲三个。在美国等列强的干预下，晚清的主要版图得以保全。而未来外战之时，还会有别国这样坚持吗？
晚清走过的路径大致是：洋务运动34年（1861-1894年），维新变法4年（1895-1898），清末新政5年(1901-1905），预备立宪5年(1906-1911）。从经济改革的第一年即1861年起算，到辛亥革命兴起预备立宪终止的1911年为止，晚清挺了整整50年。期间，政治改革经历了“改革-停滞-倒退-再启动”的曲折反复，最终夭折。原因就在于，在慈禧的侥幸拖延以及利益集团的顽固阻扰下，政改错过了几次最佳时机。到1906年慈禧决心想改时，她不仅没有了时间，也失去了共识基础。
把持晚清政坛的利益集团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以满人为主的王公贵胄，以汉人为主的地方大员。太后皇帝是他们的招牌，改良立宪是他们的口号，其目的都是为了最大限度的攫取利益。拥戴太后是为了专权，鼓吹洋务是为了谋利。外强入侵时，大家都忙于自保，平日里所言朝廷的利益、国家的安危，统统弃之不顾。在虚假的对党（朝廷）负责对黎民负责的口号声中，为了自身的利益，人民与国家便成为利益集团随时可以出卖的对象。
晚清利益集团的最后代表是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他们先期游走于太后党与维新派之间，后期又游走于保皇派与革命派之间，口头上喊的是忠于朝廷，私下里还偶尔向维新派和革命派赠送一些银两，而骨子里却是谋划攫取最大的利益。从他们聪明的表演，以及最终完成了替清廷收尸并攫取了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的大结局中，我们可以看清利益集团究竟是一群怎样的货色。
北宋的结局可以用惨痛来形容，也可以用想不到来描述。说惨痛，是因为两任皇帝，诸多后妃、皇子、公主被掳去金国，受尽凌辱，惨死无数，靠精细农业和发达的手工业所积累起来的百年财富被洗劫一空。说想不到，是因为宋朝国富兵多。据测算，徽宗时期的宋朝GDP占到全球60%，常备军在百万以上。然而，自太祖成功上位之后，建设军队的宗旨就不是抵御外敌，而是忠于朝廷，对内维稳，并形成祖训。为了防止他人效法黄袍加身，宋官家主要选用外行当将军，任命宦官做统帅。立国第167年（1127年），国土被肢解，残存的权贵渡江南逃，偏安一隅。
2010年中国的GDP约占全球的10%，乐观者认为到2040年这一比例将上升到40%，而美国的GDP届时仅占全球的14%，欧盟只占5%。这一预测据说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作出的，笔者无从考证。按照林毅夫的“后发优势”理论以及他的只能重投资不能重消费的经济刺激方略，这一数字有可能达到。即便是达到徽宗时期60%的高度，这种由利益集团享有、与平民福祉关系不大的辉煌数字，能够为我们摆脱北宋式的厄运吗？我以为，对于模仿能力比较强的中国人来说，一定时期内的后发优势是存在的，但接下来便是“后发劣势”。杨小凯先生在20多年前就已经发出过这一警告：后发国家在取得一定的成就之后，就会放弃制度改革的努力，一旦模仿空间消失，制度滞后的危险就会显现出来。今天的经济困境和社会危局似乎正在验证杨小凯的预言。检验“宇宙真理”的时间或许不会太久。 (文：犀利公，原题为《中国将来可能比晚清还不堪》)
[ 本帖最后由 鬼谷空侯 于 2015-4-27 11:04 编辑 ]
顾炎武《日知录》：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谢谢老周鼓励鼓励兮
当一个时代的人们过于自卑而轻疑——例如，英雄统统都是假的，公知都是米粿养的。——如此这般，上疑国家民族，下疑亲人自我，整个社会便已是炼狱，任谁都难有机会解脱得救。
我们面对宇宙人生中诸多问题，往往最容易想到的那个答案，未必就是正确答案。我们太擅长“心想事真”，却很不习惯“思考求证”。
西方某思想家说过这样几句话：“我们的判断力仍不健全，而且随着世风日下而愈加堕落。我看到，如今大部分人都在自作聪明地抹煞古人美好高尚的行为，替他们作出卑劣的解释，编造种种毫无意思的理由和动机。多么高明巧妙啊！你就是抬出最最杰出最最纯洁的行为来，我也可以给它按上五十种不良企图。遇上那种有意胡编乱造的人，天知道我们的企图会有多少种不同的样子！他们自作聪明地进行种种诽谤，与其说是怀有恶意，倒不如说是笨拙和粗鲁。他们不辞辛劳、毫无顾忌地贬低这些伟大的名字，我却愿意以同样的方式支持和褒扬他们。”
信任(其本质是信念)和宽容(其本质是平等)如此稀缺难得，每个人的人生成本，就会变得很高很高。退一步讲，整日里这样侮辱自己、糟蹋自己，不亦傻X乎？
【1】
最近半个世纪，世界上陆续出现了哈维尔、苏珊桑塔格、北岛这种类型的诗人作家，哈维尔甚至以一介知识分子(俗称文人)的身份，被万千民众选到总统的“宝座”上。宝座两字加了引号，仅仅是为了说明：并非所有人都会觉得那个座位是个宝。
八十年代初中期，北岛顾城等朦胧诗人受到万千尊宠，1986年汇聚当红诗人的那场“西南峰会”，其一呼百应、天下云涌的情状已然彻露无遗。在那些年月里，北岛们被当成神一样的存在，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除了毛泽东之外的另一种“神”。到如今我们事隔多年再回看，那种全民狂热的情状当然是近乎病态的。然而，我们却忍不住要想像：那情那景，在当年和后来给某种类型的当权者带来了多少内心的恐惧，以及对恐惧的一再回忆。
最近这些年，我们反复听到这样一种论调：“文人当政只会亡国”、“诗人当官只会是更大的大贪官”、“千古如此：文人吃香，中国遭殃”……操作这类文章的那帮人，可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里面的危险逻辑。且不说本朝开国领袖毛泽东赫然就是一个饱读经书的文人，即便是当今领导及其智囊谋士，难道都是未曾受过文化教育、从不读书习文的莽夫？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但是，这还不是本文的最终所指。
【2】
几个月前，我在网上看到一篇讽击美国的长文《嫦娥成功漂回恍然大悟，美国登月造假露出端倪》，其论证是以如下的预言来收尾的：
“实际上，对美国登月真相的怀疑，已经像一场大火越燃越宽，美国越想扑灭这场大火，就感觉到越来越难。美国很可能自己都意识到了，自己就像那个一丝不挂的皇帝走在大街上，就等着最后那个小孩来说破秘密罢了。与其到最后让别人说破，把局面弄得不可收拾，还不如选个合适的时候自己说破真相，把作假的原因解释成“为了赢得对邪恶帝国冷战的胜利而采取的战略欺骗”，也许还能得到相当一部分国民的理解和支持。
所以，在中国正式登月之前的这几年内，美国有可能会在哪一天突然宣布一件科技重大成就的同时，顺便宣布登月的真相，这样即使对全世界人民的心理造成冲击，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美国科技神话破灭”的灾难严重性。
这几年，美国国内怀疑登月真相的声音越来越多，难说就是美国内部有人故意在释放材料，让全世界的人慢慢了解真相，逐渐适应真相，到最后，即使美国政府不得已宣布真相，也不至于让全世界对美国的国家信用完全失去信任。
这可能是让“登月真相”缓着陆的最好方式。”
通常，最了解你的往往不是你的朋友，而是你的敌人。而且，人总是发自本能地以己度人。因此不难想象，在暴露敌人软肋的同时，势必也会暴露你自己的死穴。把上面引文中的“美国”换成“中国”，“美国科技神话破灭”换成“中国XX神话破灭”，“全世界人民”换成“全中国人民”，然后从头到尾再读一遍，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对当下中国的很多乱象、异象、奇象有所领悟，甚至恍然大悟？
我不太关心美国及其登月到底如何，我真正关心的是中国及其未来将会怎样，因为这关乎到我在俗世里面的生活，更关乎到我所深深依恋的古老文化。作为一个国民，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对共产党印象不佳，生活中诸多活生生的事例都在向我昭示这一点，但是，我对从共产党内部走上来的某位先生，却有颇为不同的正面观感。由是，再联想到本文第一部分所揭示的现实，我不禁想起了网上的那句流行语：“不怕神一样的敌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3】
一个小结论：没有中国世世代代的文人知识分子，又何来五千年璀璨于世的中国文化！从这个角度看，侮辱文人就等同于是在侮辱文化。
一个大结论：看人不如看势，人常变，势难逆。中国文人《登高》之后，有诗曰：“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还曰：“国破，山河在！”
当然了，本文也是在以己度人。
写于汶川地震七周年
[ 本帖最后由 鬼谷空侯 于 2015-5-12 14:55 编辑 ]
有人要软着陆，有人在搞地震。 有的诗人在写诗，有的诗人已经湿了。
某些人，是对北岛（诗人象征）有恐惧，还是对诗歌（文化象征）有恐惧，如此欲毁之而后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