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系列之一

北岛发表于: 2008-5-06 16:39 来源: 今天

玩具与游戏

在记忆深处，那些玩具早已陈旧褪色，好像它们先我而生，埋伏在我成长的途中。

头一个玩具是铁皮汽艇，在舱内置放一盏小油灯，热能转化成动力，汽艇突突冒烟沿澡盆转圈。与它并存的还有个微型发电机，一转动轮子小灯泡就跟着亮了，忽明忽暗。其实这是我父亲的玩具，为满足他自己未实现的童年夙愿。

在汽艇与发电机后面，一辆辆玻璃汽车熠熠闪光，排成长队。其实那是用来装花花绿绿糖豆的汽车形玻璃瓶，车后备用胎是瓶盖。那汽车代表了甜味消失后有形的渴望，竟无一幸存，毕竟玻璃是易碎的。

我从儿子对武器的热爱看到我自己，看到世代相传的男人的宿命。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这一书名中arms是双关语：武器与女人怀抱，展示了男人的困境：告别武器也就告别了母爱——他失去包括母性在内的传统对男性的认可。

我的第一个武器是俄式转盘冲锋枪，摇动把手会发出嘎啦嘎啦的响声。一张老照片：我斜挎着冲锋枪，昂首挺胸怒视前方。后来，当海军的表舅送给我一件更珍贵的礼物——左轮手枪。它是铸铁的，有一种真实的重量，外加斜挎的牛皮枪套，持枪者像个团政委。对，我当时就是这样自我定位的。更神奇的是，连扣扳机可击响一条纸带式砸炮，惊心动魄。这军人的礼物，有一种暴力传承的仪式性意义，直到一个偶然事件发生。

那天，我和家人一起来到北海公园，在五龙亭附近的餐厅喝茶。大人聊天时，我挎枪出巡，身先士卒，勘查露营地。来到一片小树林，我和另一个男孩擦肩而过。见我挎枪，他骂了句脏话，愤恨如磁铁把我们吸到一起。在我拔出手枪之前，一把改锥形尖刀已对准我的胸口。他无论年龄和个头儿都比我小，衣衫带补丁，脸生癣，脖子黢黑，显然来自社会底层。

对峙最多只持续了一两分钟，却显得无比漫长，因为时间是以心跳速度行进的。那么近，我能看到他眼中的杀机，胸口似铁锤敲击。最终，我退了一步，转身走开，背后传来胜利者嘿嘿的怪笑。走出树林，回到家人的笑语欢声中，我感到无比委屈，强忍泪水。我知道，作为男人，我必须独吞苦果。于是团政委解甲归田，手枪闲置。

我五舅家有四千金，个个天生丽质，因无子而视我如宝，向我父母提出用女儿交换，未果，只好临时借用。我每逢寒暑假都到舅舅家小住。生活在女孩堆儿里感觉就是不一样，难怪出了个贾宝玉。入乡随俗，我加入到女孩的游戏中：编钱包、跳皮筋、跳房子、拽包儿，周围男孩们起哄架秧子。这从过家家开始的游戏后来弄假成真，让我暗恋上了玫表姐。

那时五舅家住和平里国家计量局宿舍，出门是田野。夏天，表姐妹带我去采指甲花（学名凤仙花），把桃色花瓣捣成汁，涂在指甲上，一遍一遍让颜色加深。我起初觉得很酷，还展示给人看。

我们常玩的还有“抓（chuǎ）拐”。把羊后腿踝骨四面染成不同颜色，四到八个一组。单手抛出布包或兵乓球时，用同一只手翻转羊拐，排列组合。“抓”是极形象的动词；—把抄过，五指并用，羊拐各就各位。我总是顾此失彼，把表姐妹笑得前仰后合。

假期一过，我又回到男人世界。和女孩玩的游戏，跟同伴们连提都不敢提。我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中，直到性意识在某个春天的早晨被唤醒。伴随着我对玫表姐的暗恋，我意识到正如近血缘通婚，这两个世界的鸿沟是无法跨越的。

我家离护国寺很近。那里每隔十天半个月就有庙会，卖小吃的，拉洋片的，唱戏的，说书的，耍把式的，应有尽有，是放学后的好去处。护国寺后门有条小街叫“百花深处”，是卖蛐蛐的集市。多数蛐蛐关在竹编暖壶外壳里，底部用纱布罩上。那是些劣等蛐蛐，两三分钱一只，而蛐蛐贵族则独居在泥罐或瓷罐里，叫声都格外响亮。其中有一种三角脑袋的蛐蛐最勇猛，俗称“棺材板”，行市可上至一二十块人民币。对我们来说那简直是天文数字。

在集市边，有那么几个老头沿墙根而坐，先斗嘴再斗蛐蛐，我们跟着围观。两雄相争，开牙，缠斗，难舍难分，最后胜者振翅鸣叫，败者落荒而逃。主人再用“探子”把败者引回去，连败三次出局。

我和一凡编好铁丝罩，腾出家中小盐罐，而“探子”据说得用黄鼠狼胡须制成，土法上马，找来一种学名葎草的野草，对半劈开反折再向上一抻，露出细细绒毛。待准备工作就绪，再一打听，先吓出一身冷汗：凡天下蛐蛐好汉皆隐于荒郊野外城根坟地。如壮士出征，我们步行数里，支着耳朵，穿过荒草荆丛，翻动砖头瓦砾。于是我们听到蛐蛐声。大喜后发现，很难从声音锁定其方向，尤如环绕式音响，整个旷野都是蛐蛐声，我们陷入蛐蛐的重围，四面楚歌。回到家两手空空，精疲力尽，而蛐蛐的叫声响彻梦中。

男孩的游戏常含有赌博因素，比如“扇三角”。把空烟盒叠成三角形。比赛时奋力甩出自己的三角，借风力掀翻对方的三角，不仅要落点好，而且得会用巧劲儿。由于我协调能力差，我的三角几乎都归了人家。赛前先验明正身，凡香烟牌子及新旧程度够格才有参赛权。三年困难时期，我那当高级工程师的大姑父享受特供待遇，他不抽烟，父亲每个月弄来两条高级香烟，包括“中华”和“牡丹”。我眼巴巴跟在喷云吐雾的父亲身后转，恨不得他一口气把两条烟都抽完。我成了特权的直接受益者。虽说技术不灵，有名牌三角在手，就像攥着一把好牌，引而不发，好在够参赛资格的同类牌子不多，不战不胜不输。

每回路过高尔夫球场总让我想起弹玻璃球，这两项体育运动确有不少共同之处，但要往细说弹球的优势就大多了：首先是弹球因地制宜，随手挖5个小洞，既节能又利于环保；高尔夫球不过多几个洞而已，却为此跑马占地，铺沙栽树，精心护养那羊不啃狗不尿的毒草。其二，弹球经济实惠，几个玻璃球而已，玩得是心跳；而高尔夫球置装买杆交会费，甚至租电瓶车代步外加雇人背杆壮行，纯粹是花钱受罪。其三，弹球平易近人，低头撅腚围着5个小洞乱转，短裤背心甚至光膀子，无拘无束：而打高尔夫的大多数，挺胸收肚，猫步鸭行，还得故作轻松——深呼吸再深些，好不容易浮出商海换口气。

就比赛本身而言弹球更复杂多变，既要把自己的球轮流送进5个洞，还要以攻为守夺路前进。或许比赛结果更重要，弹球赢得的是对手的球本身，有如赢得情人的心。那是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由于某些技术性障碍未解决，这激动人心的时刻基本与我无关。我弹球的方式俗称“挤豆”，出手无力，还没准头儿。只见高手用食指与拇指关节扣球，单眼吊线，稳准狠，叮当五四横扫天下。

我还发现，男孩子特别迷恋能转的玩意儿，比如“抽陀螺”，又称“抽汉奸”，恐怕后者来自打日本人的年代。陀螺多是自制的：锯一截铁锨把，用刀削成圆锥形，底端嵌进颗自行车滚珠，平面涂上一圈圈颜色，再把晾衣绳绑在竹竿上，即鞭子。那陀螺确实像汉奸之类的小人般可恶，抽得越狠越顺从，不抽就东摇西晃得意忘形。要不北京男人说：“你丫找抽呢？！”估摸就这么来的。

滚铁环。用钩子套住大铁环，控制平衡与行进的方向。我早年写过一首诗《蓝铁环》，显然与这童年经验有关。那个圆，恐怕是人类关于行走之梦想的最初级形式：加一个圆成自行车，加两个圆成三轮车，加三个圆成汽车，加无数个圆成火车。

抖空竹。那玩意儿看似简单，道数可深了，若按围棋分段，那么九段肯定是杂技演员。两个棍一根绳，在空竹细脖处绕三圈，轻提一边，空竹松套时旋转，徐徐抖动继而加力，空竹发出嗡嗡响声，如疾风过竹林。至高潮处，一张双臂，把空竹抛向空中。后来抖空竹不过瘾，我们开始抖锅盖、茶壶盖。

在男孩的游戏中，暴力倾向和冒险精神是潜规则。六十年代初，故事片《飞刀华》风靡一时，我们迷上了飞刀。先从铅笔刀开始，乘父母不在家把门戳成蜂窝状；继而改水果刀，用案板当靶子。但毕竟不是飞刀华用的那种真刀。有一阵，我跟一凡发疯似地寻刀，上穷碧落下黄泉，总算在一家铁工厂废品堆里“顺走”几把一头沉的锈刀。先在楼门口水泥地霍霍磨刀，把人吓得绕道走，敬鬼神而远之。我们愈发猖狂，支起院中的垃圾箱木盖，相隔二十余米，刀光闪闪，触目惊心。后来听说闹出人命，学校与居委会联合查缴，我们那几把刀被没收了。

一年中最让人盼望的是春节，对男孩来说，惟放爆竹最有诱惑力。无论家境如何，总要给点儿压岁钱，男孩多半用来买爆竹。爆竹种类真多，可与军队火力相提并论：“小鞭”是子弹，“大鞭”是手榴弹，“炮打灯”是照明弹，“二踢脚”是迫击炮，“冲天炮”是地对空导弹，至于“麻雷
子”，大概相当于小型战术原子弹。

七岁那年，我首次获准单独出门放鞭炮，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在家先做好准备工作：把一挂鞭炮化整为零，揣进随身口袋；再把上厕所用的草纸搓成卷代替香。那草纸含硝，点燃后散发出呛人烟味，挺好闻的，但要时不时吹吹它，以免熄灭。来到冰天雪地之中，爆竹已星星点点开放，照亮暗夜。点燃头一个鞭炮，在空中抛物线的终点处爆炸，清脆孤单，就像打响总攻的第一枪。

随着年龄增长胆子大了。比如，用两指捏住“二踢脚”，点燃捻子，它落地轰响又飞到空中爆炸。还有一种叫“黄烟炮”的特种武器，相当于烟雾弹或毒气弹，释放出的黄色烟雾，遮天蔽日，加上强烈的硫磺味，让人连咳嗽带喘。我和一凡把“黄烟炮”塞到211马家门缝底下，点燃，撒腿就跑。人家的年夜饭被彻底搅了，到我家告状，父母领着我去赔礼道歉。好在那年头还没有法制观念，否则被人家起诉非得倾家荡产。

1959年春节的那个下午，至今记忆犹新。楼里男孩们分成两拨打仗，一拨固守楼门口，一拨借助假山的有利地形发动进攻。“二踢脚”和弹弓发射的大小鞭炮穿梭如织，震耳欲聋。而守方用簸箕作挡箭牌。霎时间，硝烟弥漫，有如一场古老的攻城战，直到天色暗下来，直到父母们的声声呼唤……

此后我们几乎年年演习，似乎为了准备一场真枪实弹的战争。文化革命爆发的那天，我想起那草纸的呛人烟味，以及它正点燃的第一个鞭炮。而文化革命所释放的巨大能量（包括血腥的暴力），正来自那些男孩和女孩。他们似乎一夜长大成人，卸掉伪装，把玩具与游戏远远抛在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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