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雪清教徒
闲翻《曹聚仁书话》，见一则名《三十年前的旧事》，讨论黄遵宪之诗。文中提到当时之两种评价。诗界革命派许其“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饮冰室致谓“近世诗人，能熔铸新理想入旧风格者，当推黄公度”，崇为革命翘楚。老派耆旧如同光体大老陈衍则以为其浸濡宋诗甚深，渊源有自，《石遗室诗话》谓：“《人境庐诗草》，惊才绝艳，人谓其濡染定庵，实则宗仰《晞发集》……极喜言谢翱……近始读其全集，固甚似翱也。”
以一身而新旧两派争纳，似乎不易调停。然实正常。公度《诗草序》自陈其“诗境”，曰：
“仆尝以为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尝于心中设一诗境：一曰复古人比兴之体，一曰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一曰取《离骚》乐府之神理而不袭其貌；一曰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
诗外有事，注重时代情境也；诗中有人，不舍自家意识也。诗人自身及其所属时代之主体性日渐彰显，近代诗风之变，此诚一大关捩。复比兴之体，取《离骚》乐府之神理，这两条不妨合观，皆就创作精神立其大旨，可与《文心》所论互参——
诗人比兴，触物圆揽。物虽胡越，合则肝胆。拟容取心，断辞必敢。攒杂咏歌，如川之涣。”（《文心·比兴》）
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虽取鎔《经》（意）【旨】，亦自铸伟辞。（《文心·辩骚》）
而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及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入诗，则更具体，更近技术层面之主张。排偶之体，乃古文辞圆熟之境，而久之亦成为形式上之桎梏，有碍神理之自然表现。古人亦有以古意入律斯为上品的见地，公度承之，强调诗歌之内在律动，以救类乎维多利亚时代西诗诗风之机械“韵律滑动”弊端。若所谓以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入诗，是于诗歌结构有所注目也。其心胸大，关怀廓，五古歌行，每恣肆挥洒，洋洋而为巨幅长行，旁汲古文叙议之法，完善诗章结构，亦势之必然也。
凡上四条主张，皆开一时风会。即今日文言实验之种种表征，如创作精神重当下、重熔铸，风格重神思，体裁多假古体、取法多出诗骚乐府，乃至进行文言诗形式、结构之探究新创，皆隐隐于此呼应，深可玩味。以此而论，梁氏之誉，信不为过。
虽然，石遗之见，或亦不可排斥。两人曾亲与交游，石遗所记“极喜言谢翱”，当非诡言。翱或称宋末第一诗家，诗风沉郁健峭，遗民孤愤，动人心目。公度身处岌岌危局而有救世热肠，心志气性相近，同情而仰慕，殊不足怪。至于诗格，因《晞发集》一直不曾购得，只读过零散的作品，我不甘妄议。不过杨慎《升庵诗话》云：“谢翱《晞发集》诗皆精致奇峭”，钱钟叔《谈艺录》亦云：“惟谢皋羽《晞发集》能立意而不为词夺，文理相宣，唱叹不尽”，从这两个评价看，公度与谢翱之作，或者确有气脉相通处。石遗斫轮老手，纵以门户而见存偏狭，料不致率发无根之论也。
再看公度《诗草序》论其“诗境”的下文——
“其取材也，自群经三史，逮于周秦诸子之书，许郑诸家之注，凡事名物名切于今者，皆采取而假借之。其述事也，举今日之官书、会典、方言、俗谚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其炼格也，自曹、鲍、谢、李、杜、韩、苏，迄于晚近小家，不名一格，不专一体，要不失为我之诗。”
然则公度虽不循家法，固非与古为仇者也。“诗界革命”之口号，乃梁启超、夏曾佑、谭嗣同等所倡，公度但言自称“新派诗”而已。所以曰新派，大体亦无非显于二端——不尚门户、反对泥古，而欲广汲博纳古今、中西、雅俗之文明皆为我用，以成今我、独我之诗。其于传统诗道谱系，覃思锐求，何尝隔若堑壑。情境互感、气质能通如谢翱者，则熏染略深，表现有近，公度不必自列门墙，而他人亦不妨拟之青白。进言之，公度之似谢翱，可做个别诗人之比列、考察，而不必以刻板之文学谱系论其统绪。
曹氏之文，举《石遗室诗话》，以为陈衍言下之义为公度之承绪，“正是宋诗的旨趣”。此见或可商榷。盖谢翱诗风，本非狭义之宋诗所能限，且在不同体裁上不主一格。《升庵诗话》称其：“有唐人风，未可例于宋视之也。”而《永觉和尚广录》里的《晞发集序》则评析更详——
“晞发集者。宋遗民谢皋羽所著也。皋羽抱長材负大志，适逢世难，伶俜他乡，而坚贞自守，志不少易。慷慨悲歌。以终其身……及得是集观之，始知其诗。若文皆力追唐辙。古风诸什，则与李贺张籍并驾。五言近体。则与孟郊贾島齐肩。至其所撰诸记，则出入於昌黎柳州之间，总之无片言只字，落宋人口吻。”
这些议论固非荒僻之辞，颇有代表性。然则公度纵得力于谢翱，也未必能为同光派/石遗所崇的宋体张目。即石遗本人，亦非刻板标举宋诗，其“三元”说，亦寓通变之旨也。曹氏于诗尚在门外，于史则昧于辨证，心中先存“革命”、“同光”之二元对立观，乃有二元对立不易调停之疑窦。而于此中潜涵之深层意蕴，缺少体察。
盖石遗之见，不必专从门户解读。其论公度、谢翱之关系，乃至公度于同光、宋诗之关系，乃至石遗以同光大老而推举公度（至少颇多赞词，而非力诋）所潜蕴之近代诗学范式间之关系，皆当置于传统诗学流变之大框架下细为辨析。此必专书累年方能办之，可俟异日他人。
姑略举一端，如《晞发集序》所论，谢翱诗文之风，所自在中晚唐，与“三元”之元祐似可相契。公度诗格，多出石遗判诗标格外（如用今语、俗语入诗）而深恶痛绝者——如其诋王壬秋云：“壬秋之作，学古往往阑入今语，正苦不纯粹耳。至以‘泥金捷报’入诗，岂不使通人齿冷”，而以壬秋较公度，直是小巫也——然石遗竟置而许之，嗣于谢翱，其中消息，或有暗线可贯。
又若谢翱撰记“出入於昌黎柳州之间”；石遗亦于韩诗颇推崇，且为偏于写景体物——特重辞章文法之《南山诗》辩诬，谓：“《北征》虽忧念时事，说自己处居多。南山乃长安镇山，自《小雅》‘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后，无雄词可诵者。必谓《南山》可不作，《斯干》诗不亦可不作邪?”，表现出颇具现代性的诗学观；而公度则自觉以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入诗，钱氏《谈艺录补订本》评曰：“宁非昌黎至巢经巢以文为诗之意耶。”此中关节钩连交织，都堪在不同之命题下和向度上予以梳理、考量。
又，饮冰、石遗二论不悖，尚可于公度“新派诗”之局限得到索解。此论钱氏已于《谈艺录》发之，引如下——
“近人论诗界维新，必推黄公度。《人境庐诗》奇才大句，自为作手。五古议论纵横，近随园、瓯北；歌行铺比翻腾处似舒铁云；七绝则龚定庵。取径实不甚高，语工而格卑；伧气尚存，每成俗艳。尹师鲁论王胜之文曰：‘赡而不流’；公度其不免于流者乎。大胆为文处，亦无以过其乡宋芷湾。差能说西洋制度名物，掎摭声光电化诸学，以为点缀，而于西人风雅之妙、性理之微，实少解会。故其诗有新事物，而无新理致。譬如《番客篇》，不过胡稚威《海贾诗》。《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不过《淮南子;俶真训》所谓：“槐榆与桔柚，合而为兄弟；有苗与三危，通而为一家”；查初白《菊瓶插梅》诗所谓：‘高士累朝多合传，佳人绝代少同时’；公度生于海通之世，不曰‘有苗三危通一家’，而曰‘黄白黑种同一国’耳。凡新学而稍知存古，与夫旧学而强欲趋时者，皆好公度。盖若辈之言诗界维新，仅指驱使西故，亦犹参军蛮语作诗，仍是用佛典梵语之结习而已。”
是论位置公度，“卑格”、“俗艳”之评，聚讼颇多，姑不赘。而“其诗有新事物，而无新理致”，“仅指驱使西故”，实是的论，切中要害。钱氏但称其为“诗界维新”，不许为“诗界革命”，可谓眼毒手辣。（公度在《与严几道书》亦自称：“文界无革命而有维新”）
文言诗近世丕变，开维新/革命之局，当事者胥有申说。如康南海谓：“新世魂奇异境生，更搜欧亚造新声。”饮冰室云：“独辟新界而渊含古声”、“熔铸新理想入旧风格”、“欲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成其为诗。”前引公度之《诗草序》，亦极重要之文件。撮其要，其所谓新开辟新熔铸者，大率局于名物，囿于“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而非意识神理。康南海《人境庐诗草序》誉其“诗之精深华妙，异境日辟，如游海岛，仙山楼阁，瑶花缟鹤，无非珍奇矣。”然此无非地域名物之外在扩张和同，而非诗心气质之内在扩充变化。境是新了，然只如换了衣服，身子未洗；意或异了，然只如洗了身子，脑筋未变。而所谓“新理想”，大抵仍是把诗歌附庸于社会政治文化变革之“新理想”，并非独立、纯粹、自觉之诗性自我观照。
“文章之革故鼎新，道无它，曰以不文为文，以文为诗而已。向所谓不入文之事物，今则取为文料；向所谓不雅之字句，今则组织而斐然成章。谓为诗文境域之扩充，可也；谓为不入诗文名物之侵入，亦可也。”（《谈艺录》）公度之变止于此。更上一层，或当为“以向所未意识之意识，向所未体验之体验，今则取为诗思、诗料”。无此变，则文言诗流变之极，亦只能止于“维新”而已。
钱氏做诗不足观，而中西融通，识见甚精，故能窥到此节。《谈艺录》中复有两处及此——
“老辈惟王静安，少作时时流露西学义谛，庶几水中之盐味，而非眼里之金屑。”
“余称王静庵以西方义理入诗，公度无是，非谓静庵优于公度，三峡水固不与九溪十八涧争幽茜清泠也。”（《谈艺录补订本》）
这个比照，也很精到。尝读研究资料，公度虽历游外洋，博学通识，其根本思想，仍为中体西用，以中国优于形上，西方胜于形下。而读静安作，时可见西学义谛化入骨髓血脉。
公度《与丘菽园书》，自道其天命：“少日喜为诗，谬有别创诗界之论，然才力薄弱，终不克自践其言，譬之西半球新国，弟不过独立风雪中清教徒之一人，若华盛顿、哲非逊、富兰克令，不能不属望于诸君子也。” 独立风雪中清教徒之一人，此喻极感人也。而其所属望，或今日文言实验所当担当者也。当然，悲观之论调亦或终始与之俱，如知堂老人论公度诗时所云——
“我又觉得旧诗是没有新生命的。他是已经长成了的东西，自有他的姿色与性情，虽然不能尽一切的美，但其自己的美可以说是大抵完成了。……若是托词于旧皮袋盛新蒲桃酒，想用旧格调去写新思想，那总是徒劳。”（《秉烛谈》）
然而没有清教徒，新世界又将是怎样的寂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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