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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中多是豪英 ──《今天》100期忆旧

发布: 2018-3-07 08:48 | 作者: 林道群



        对《今天》这样的批评,就我听到的还不算最苛刻的,另几个老朋友如甘阳、小枫、旭东知道我只是“承包”,说话从来不拐弯抹角。
        爱荷华--芝加哥聚会,对《今天》复刊来说是一次遵义会议,方针和策略都得以重新调整。一是《今天》同人在各处难得有机会见一次面,其二是在芝加哥因为李欧梵组织的研讨班,相聚的时间长,各方的朋友来得很多。我并没有参与爱荷华聚会,都是听说的,1991年编辑碰头会[7],1993年那个后来成为文学评论界一个“传说”的《我们怎样想象历史》讨论会。[8] 我来到芝加哥的时候已到尾声,很多与会者如香港的也斯、陈清侨、台湾的南方朔虽都回去[9],但国内来的王晓明、朱伟、吴彬等等都还在,加上旅居芝加哥的李欧梵、刘再复、甘阳、黄子平、查建英,我记得大家都在讨论“民间社会”。后来一直忘了问陀爷、北岛和万之,芝加哥研讨班有关民间社会的讨论,怎一个字也未出现在《今天》上呢。反而,我离开芝大时带走甘阳的一篇《民间社会概念批判》长文回香港,文中把与会者的讨论彻底地清理了一遍。
        说起来芝加哥之行是我第一次见到《今天》同人。1991年3月万之来信说夏天他们在芝加哥聚会,津贴半张机票,要我也参加。北岛、万之那时候还不完全知道,我们注册的所谓“社会理论出版社”,雏型跟芝加哥同人有关。1990年甘阳、刘再复等通过当时芝加哥大学东亚系的李欧梵教授,向卢斯基金会递交申请,申请项目包括在香港成立一家学术出版社。而更早的1988年,我因编辑《铁屋中的吶喊》,跟李欧梵先生早有联系,1989年更一度携手在香港协力帮助过流亡学者。加上当时人在香港中大的王晓明也参加芝加哥聚会,1991年7月中我和淑娟遂也到芝加哥甘阳家里呆了半个夏天。记得当时所带的行李是几十本总12期《今天》,到埗那天北岛请吃墨西哥饭,万之来接我们,捧抱的几十本《今天》在马路上脱手散了一地。
        当时香港的《二十一世纪》也刚创刊,专职编制有七位人员,本来是完全不相同的刊物,聊天时大家总免不了会问一些比较性的问题,一相比较《今天》显得更为艰难。我记得北岛当时的神情并不服气。
        《今天》的艰难于我来说有一件小事令人难忘。1992年我从《二十一世纪》转到了牛津大学出版社工作。此前我跟《今天》的联系多用学校的自费传真机,因转换公司,我要求《今天》花三千港币买一台传真机。此事虽最后落实但过程无趣之极。而在家里安装上这台属于《今天》的公家传真机后,因时差关系经常深更半夜接收欧美发稿,对家人的骚扰在此更不足为外人道。 
         
        四
        买传真机只是小插曲,后来我才渐渐从万之那里知道,自从《今天》成立顾问委员会和基金会后[10],问责和财务管理要求严格。遂有1992年万之和孟宁执笔全面整理的《今天》工作报告和财政报告。到了1992年秋天我已决定辞退,因为实在力有不逮。然而一直拖到年底,《今天》仍未找到接班人。我遂建议《今天》和牛津大学出版社合作。所有印制费、邮资,实报实销,牛津负责所有人力行政支出,其中500本《今天》牛津可自行发行收益(其实平均每期发行并不超过200本)。
        谭嘉(后来我才知道她也是香港人)打理《今天》财务的认真和严格,和牛津合作无间,我不再理会财务和邮寄刊物事宜,在一家有规模的出版社里编刊,毕竟跟以前大不一样。最主要的还是,从1993年开始,主要的编辑校对工作放在美国,由纽约的王渝大姐和加州的王瑞芸负责。虽然当时电脑开始普及,但彼此所使用的电脑不一样,常常因为文本文件未能互相兼容叫苦连天,甚至导致严重的错漏。但那毕竟是科技时代和手工作业时代的差别,与复刊初期的工作量不可同日而语。
        1993年是《今天》转折年,但那年秋天顾城谢烨的惨剧,对《今天》来说是一大震惊。我并未见过顾城谢烨,《今天》复刊后好像也未发表过顾城的新作,但顾城出事,很多人看着《今天》。10月12日王渝传真:“顾城之事感觉不好,很难受。为谢烨、谢的男友、亲友还有他们的幼儿。我和张枣、李陀、北岛、万之都讨论了,正在收集他们的遗稿,就刊出他们的遗稿作为追思。”过几天10月16日王渝又传真:“顾城之事,先是不知如何感觉,后来感觉很不好,很不好。我们还没找到谢烨的稿子。我希望能找到。”后来找到了,这就是后来《今天》1993年冬季号(总23期)刊出的谢烨《你是小木耳》、顾城《鬼进城》(组诗)和张穗子的《顾城访谈录》。[11] 当时远在伦敦的赵毅衡也来传真“谢顾惨剧,令人震惊,日夜不安”,赵毅衡和在英国一群关心中国现代文学的朋友想10月23日办一展览,展出谢顾两人的照片、手稿和画作,希望《今天》给他们一些复印件。
        自从在美国成立基金会后,《今天》的财务情况有所改善。1993年北岛来信说,我们最近筹到一点钱,印刷费危机过去,有点余钱,能否送点小礼物给读者,恰逢《今天》十五周年了(1978-1993),这一期加印一张日历卡好吗?我说好呀。周氏兄弟画作,陆智昌为《今天》设计了一张别致的1994年日历卡。直至2008年《今天》纪念活动,我印象中这是《今天》唯一一次送“礼物”。
        1994年4月5日纽约的王渝大姐寄来机票,忘了从哪里筹募到的经费,这是一次编辑部扩大会议。后来都叫做第三次编辑会议。我是4月9日晚上才到肯尼迪机场的,王渝怕我人生路不熟,一再传真教路令我感动。这一回又是第一次见到很多新的《今天》成员,除了万之北岛,新任社长谭嘉原来是香港人,在纽约开会期间我们常常私下用香港话笑骂其他与会者。和王渝第一次见面一见如故,她跟我香港很多朋友作家如古苍梧是七十年代保钓运动的战友。我还抽空拜会牛津的作者严家其和胡平。有趣的是我手头还留着一纸会议议程:
        1994年4月14日星期三,在北岛房间。
        上午:孟悦主持会议,伦敦大学的赵毅衡报告《今天》英文选集的进度。
        张亮作文艺上「西方中心」论与民族主义心态的探讨。
        下午:王渝主持,漫谈编务,包括如何申请基金如何推广如何发掘新稿源。
        来自伦敦的胡冬在我这张会议议程背面留下了他住在Earldom Road的地址和电话号码,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会上滔滔不绝发言的欧阳江河(《今天》现任社长)。晚上在236E. 47th Street, Apt. 27F附近第二大道,有精美点心和美酒宴会,尤其让我感到温暖的是,这位家在曼哈顿酒会招待我们的主人,是在联合国总部工作的一位香港人廖女士。最近虹影还在微博上跟我说起这一次见面好玩的事。关于这一次的编辑会,我还写过以下的文字,纪念逝世的《今天》重要成员张枣。
        诗人张枣三月八日于德国图宾根大学医院病逝时才四十八岁,北岛写了一则悲情往事,用电子邮件传给我们跟张枣一起编过杂志的人。在不容易的九十年代,我们几个人跟张枣一起,编过十年的《今天》。说是“一起”,其实有些言过其实。张枣一个人在德国念博士的时候,和他一起编诗的另一位诗歌编辑宋琳寄居巴黎,其后又搬去阿根廷布宜诺斯艾里斯。主编北岛居无定所,十年间住过十个国家。评论编辑李陀和刘禾虽一直在美国,但从芝加哥到柏克莱到密歇根到纽约,地址变了又变。很多时候稿子寄出的和收样刊的地址已不一样。只有小说编辑陈迈平的不变,那是借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东亚系的邮址,那是在北欧,差不多有北极那么遥远。
        这样的一些人“一起”编杂志,以前没有电子邮件,又不可能每个人都买得起传真机,靠的只能是写信。信件稿件从世界各个角落寄到编辑手上,再从四面八方的编辑分寄到香港,印成杂志,再分寄回内地和世界各地。如此这样,1990年复刊后的《今天》一直活到今天,一度也被称为流亡杂志。这个“流亡”,不是词语,是生活。相对很多已经停刊的流亡杂志,很多人都说,《今天》这样活下来是一个奇迹。事实上,现在不管我怎么回过头去想,也觉得当时那样的操作模式,实在有点匪夷所思。
        那样的编辑操作模式,是1994年在纽约,似乎是唯一一次编辑碰头会议上决定的。忘记了是什么人赞助的机票,在纽约开编辑会,但我记忆清晰,最后一夜在高楼天台看曼哈顿夜景,对着璀璨的灯海,张枣忽然向下纵身一跃,他说真有跳下去的冲动。我当时觉得他举止狷狂,有些造作。他那种过于奔放的浪漫,和九十年代初那种压抑的政治气候、和别的流亡者那种焦躁不安,格格不入。那是我初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他。当然后来的十年我们写了很多信。找回那些写信的日子,读已不复在世的你的信。
        《今天》最重诗歌,整个九十年代主要是张枣在编,他编的这十年诗歌,后来精选成一部《空白练习曲》诗集,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那无疑是当代中国文学史不可能被忽略的成果。张枣寄来诗稿之余,有时候也会为大家打打气,他引豪夫里斯塔,这是“词语抛下我们不管”的时代。接着张枣总会说,真正的诗人必须活下去。举步维艰,荷戟独往,就算是一个结结巴巴的追问者。他喜欢、或者说妒忌北岛,他爱引用北岛的话,比如他也说诗人是“黑暗中的演讲者”。
        认识张枣之前,读过他的《镜中》。今天重读,仍觉得好:“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 梅花便落了下来 / 比如看她游泳到河的另一岸 / 比如登上一株松木梯子 / 危险的事固然美丽 / 不如看她骑马归来 / 面颊温暖 / 羞惭。低下头,回答着皇帝 / 一面镜子永远等候她 / 让她坐到镜中常坐的地方 / 望着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 梅花便落满了南山。”据说是大学时期写的,据说他很早就意识到自己的出类拔萃。北岛说,张枣无疑是中国当代诗歌的奇才。
        读着北岛的《悲情往事》,我回了一封杂乱无章的电子邮件,说了一些无关重要的琐碎,比如说张枣为了说服我出版柏桦的《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破费给我打了好几个越洋电话;比如说张枣让我记着当年编刊的艰难,那时每期收到张枣寄来的诗稿,所有的诗稿都被剪裁修葺过,绕着诗行字句,裁掉空白的纸张,只保留写有诗行的小纸块。不是嗜好手工艺,张枣要减轻邮件重量,省下邮资。
         
        五
        如此这样,《今天》和牛津合作了四个年头(1993-1996),虽说是牛津和《今天》的合作,其实除了财务、邮寄和存货不用我操心,其余的仍是我独自在编印,所以当1997年我有意移民海外时,牛津也不可能再继续下去了。幸好谭嘉找到了台北的联经出版社。为了交接工作,谭嘉回到香港,那是1997前,我们两个《今天》香港人的寒暄家常,她代北岛送了我一支名贵的Waterman原子笔,我一直没用过,权且留着作为纪念。1997年《今天》转移到台北后,生生不息。而我和家人虽最后放弃了移民,但九七前后香港的故事太热闹,竟渐渐的和《今天》相生相忘了。直到有那么一天,北岛来信说台北出版愈来愈困难,问我能否再接着干下去时,我笑着说,《今天》离开香港这几年,你们连杂志都没给我赠阅过一期啊。我虽开的是玩笑,但事实上我知道,包括我自己参与的那些年,《今天》的确没能力顾得上每一个作者和读者朋友,有的更多只是作者和读者的默默支持。
        我回复北岛和谭嘉说好吧。这大概可理解为一种复婚吧,只是事过境迁,牛津的出版方向早已调整,不再出版文学期刊。我遂建议以“今天文学杂志”名义在香港印行,法律名义上保留美国注册,也照样沿用美国的通讯地址。[12] 每期杂志文章稿件均由美国的王瑞芸统筹,完成录字校对后寄一张磁盘到香港,一如既往,我工作之余挤时间在香港编排,跑印刷厂印行出刊,再从香港邮寄发行往内地和世界各地。好在经过十年操练,加上王瑞芸负责编校工作,我自己的电脑文字排版技术,从PageMaker 4.5到7.0持续跳了六个阶梯,再进入InDesign世代,早已能独立操作,不用再如十年前般跑植字公司,假以他人之手。发行方面,在本地仍找回田园书屋[13],经过那么多年,我已不敢再抱有幻想,田园代理只维持最低的发行数量(虽然在港台这样的商业社会,低处总还有更低,每期仍存货不少),我要感激的是,找到了刘氏友人愿意负责所有的刊物邮寄工作,感谢老友魏承思代为存放过期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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