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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忆老《今天》

发布: 2018-3-06 17:24 | 作者: 万之



        当然,刊物一旦停办,“今天文学研究会”本来是为了继续出版刊物而成立的,又没有其它活动,自然没有了存在的意义,也自动消亡。此外,没有了刊物,也就没有讨论作品的必要,赵南家的作品讨论会也就停下来了。老《今天》的历史就是这样结束的,结束得有些无声无息。
        一九八九年的夏天,我曾开车和北岛一起访问了捷克首都布拉格,当时的捷克还是专制者的天下,哈维尔还在监狱中,边境在线的士兵毫无表情地检查我们的护照,还车里车外检查我们有无夹带宣传品,那种气氛真有些恐怖。在布拉格,我们经过一个汉学家的介绍会见了当地的地下文学刊物《手枪》的编辑。那是一份真正的地下文学刊物,他们和捷克的警察玩着真正有趣的猫捉老鼠的游戏。这些编辑中也就有后来“天鹅绒革命”的参与者。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而且至今也没有考虑出一个令我满意的答案,那就是说,我们为什么没有捷克知识分子那样的自信,没有坚持到底,没有建立真正和官方文学对抗的地下文学?
        
        五 
        徐晓曾写到,八十年代中北岛等人到北大演讲,介绍当年创办《今天》的经过,但当时的北大学生对《今天》已经非常生疏和冷漠了,这让也在台下听讲的徐晓感到 一种深深的悲愤。我非常能理解这种悲愤。八十年代中的北大学生尚且如此,那就更别说我自己现在在瑞典碰到的九十年代的中国留学生、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留学生了,他们对《今天》更是一无所知。不过,我也能理解,每一代人都会有每一代人自己的命运和遭遇,自己的激情和风暴,自己的记忆和历史。《今天》当然不可能也不会属于每一代人,《今天》大概只能属于我们自己,属于我们这一代人。在我们的同代人中,我们确实曾有过非常多的知音。这里也不妨拾取一些我自己的碎片记忆,说明老《今天》在当时中国文坛上的影响,也许还能提供一些编织文学历史发展的线索。
        那时,《今天》已经发行到全国,编辑部收到过各地读者很多热情的来信,而且还会有人千里迢迢赶到北京来和我们《今天》的人联络,来找北岛﹑芒克,到赵南家来参加我们的作品讨论会,其中有些人当时就已经小有名气,而后来将会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成为引人注目的人物,比如湖南作家韩少功,比如贵州诗人黄翔,比如广东秀才孔捷生。黄翔后来到了美国,一九九九年我曾代表瑞典笔会邀请他来参加一次诗歌朗诵会,我去机场接他。他还以为我们是初次谋面,我笑着告诉他,其实就在他刚送给我的一本自传体作品集《狂饮不醉的诗兽》中,我看到有几张当年他到北京来和《今天》成员在园明园废墟上聚会时的照片,那上面就有我。一张旧照片帮助了我们的记忆,把横跨二十年的友谊又连接了起来。
        至于住在北京的人,与《今天》交往就更多更为方便了。值得一提的首先是当时北大的文学团体“未名”社的成员,我记得他们还约我们《今天》的人在北大举办过一次座谈会。我就是在屋子中间还挂着晾衣绳,绳上晾的衣服还滴滴哒哒往下滴水的一间北大学生宿舍里第一次见到了黄子平:一对小眼睛总是智慧而憨厚地微笑着,而他当时写的关于北岛中篇小说《波动》的评论,至今仍然是我看到的相关评论中最好的一篇。另外一个不可不忆的“未名”人物是小楂(查建英),那时她还只是个二十刚出头的女大学生,但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短篇小说“最初的流星”已经才华毕露。我想,很多人会承认,她在赵南家的沙龙中是最有光彩的来客之一,而她出国很早,也像一颗流星一样很快在这个圈子里消逝了。十年之后,当《今天》在海外复刊的时候,子平﹑小楂都成了编委,为这个杂志的死而复生出了很多力。所以,我想在这里强调,虽然人们要说老《今天》和新《今天》已经不是一回事了,新《今天》没有了仍在国内的芒克﹑徐晓﹑铁生﹑老周和老鄂等人的参与是很令人遗憾的,但是新《今天》其实仍然是老《今天》的延续和扩展,子平﹑小楂的参与就是例证。历史并 没有被一刀切断。新《今天》在海外复刊是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后,当时国内的气氛还是很令人恐怖的,因为顾虑到国内朋友的安全,没有让仍在国内的人担任编委,这应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读了老《今天》而从外地到北京来找我、和我接触最多的是南京的“我们”文学社成员。“我们”社是一个比《今天》成立稍晚的民间文学团体,也出版过几期自己的刊物,说他们是受到了《今天》的一些启发大概也不为过。“我们”社成立不久,就有成员北上和我们《今天》联络,而我因为父母住在上海,姐姐住南京,寒暑假回上海去探亲,常在南京停留看望姐姐,也去找过“我们”社的人,这样,接触就更多一些。在我看来,这个团体也有一些非常优秀的人物,在文学史上不为他们书写一笔也会是很不公正的。比如善写知青小说的女作家徐乃建,文笔细腻老道,艺术感觉非常之好,远胜当时的其他女作家。我是从她那里第一次听到了米兰‧昆德拉的名字,后来也是她和丈夫景凯旋两人一起翻译了米兰‧昆德拉的《为了告别的晚会》等小说,是最早把这位对中国当代文学颇有影响的捷克作家介绍到中国的人。另一位蔡玉洗,后来是国内相当有声望的文学季刊《钟山》和江苏人民出版社的重要编辑,我后来有几篇小说都是他拿去在《钟山》上发表的,让我赚到了这一生的最初几笔稿费(当时的《今天》是不发稿费的),因此让我念念不忘老蔡的好处。再有一位是小说家李潮,老右派作家方之的儿子,大概是因为家学渊源,他出手不凡,处女作“面对共同的世界”在《青春》杂志上一发表就得了奖。可惜李潮后来生了肝炎,创作力也因此大减。不过,他的衣钵显然是被他的弟弟韩东接过去了。韩东和朱文等更年轻的一代南京作家反“我们”社之道而行之,成立了“他们”社,出版多期《他们》,诗歌小说都有后来居上的成就。一九九〇年,小楂给我转来了韩东和朱文的几篇小说,读之不忍释手,都发在新《今天》上,他们两人再加上“他们”社另一些成员如吴晨骏、顾干等后来都成了新《今天》的小说主力。老《今天》—“我们”社—“他们” 社—新《今天》,就形成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历史连环:如果说老《今天》和“我们”社的名字本身就反映出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偏重现时性和主体性的现代主义特点,那么“他们”社通过主体的外移和解构,促进了新《今天》往“后现代”的转换。
        因为老《今天》而和我建立友谊的另一个作家是马原,一个辽宁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关东大汉,毕业后自愿到西藏工作,也通过他独特的叙事把小说的可能性推展到了中国文学前所未有的边缘地带。他也是因为在《今天》上读了我的一些小说来北京找我的,两人切磋交流颇为投机。我有篇小说就是根据他的批评重写了一遍,然后头一稿、我和马原关于头一稿的对话以及重写的二稿都作为一篇小说发在《丑小鸭》上。 也就是说,同一个故事的先后两稿或者说两种不同的叙述方法都同时登了出来,而我们插在中间的关于这个故事的对话更突出说明这不过是玩了一次叙述游戏。像这样用后设方法发表作品的例子后来我还没有见过。
        八十年代后期,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成为潮流,有很多评论家把马原称为始作俑者之一,然而当年能认识到他的作品的先锋性的评论家还寥寥无几。他的第一本小说集 《冈底斯的诱惑》要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时候,曾希望北京文坛的一些“大师”级人物作序,竟无人应允,结果他还是来找我这个无名之辈,我只好勉为其难,写了一个小序。这也是我唯一的一次给别人的小说集写序。我无意在此表示我对马原作品有比别人更高明的见解,我只是想通过这件事的回忆说明老《今天》在当时的影响,把这种影响和中国当代文学后来的一些发展线索联系起来。这对后来的文学史研究者可能是有用的,而这也是我们回忆老《今天》的意义之一。 
        
        原载《今天》杂志“今天旧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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