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路沿线
发布: 2018-3-06 17:00 | 作者: 田晓青
那时诗与艺术是一种生活方式。现在看来更像是一种低成本的对社会和公众无害的自戕的生活方式。在厂门诊部和合同医院泡病假是这种生活方式必不可少的技巧之一。一位朋友曾向我生动地描述过那些高手们的真功夫(听上去像武术的内家功):当人伸出胳膊量血压时，如果你悄悄走到他的身后，从他的屁股底下冷不丁抽去椅子，你会发现他纹丝没动，仍旧稳稳地端坐在半空中，就像一位太极高手在向医生示范骑马蹲裆式。而功夫稍差的可以暗地里用脚使劲儿蹬住椅子橕儿，于是就出现如下灾难性的场面:厂医正读着血压计上的汞柱，只听得桌子底下“咔嚓”一声响亮，厂医先是吓了一跳，随即脸上带着一种意味深长的表情将血压计的气囊从患者的胳膊上解下来……
有些画家是从写实主义风格起家的，最早的作品是“因病返城”证明上的各类公章(是为“萝卜章”)，继而是北京公共汽车上的月票，据说某月的月票票据因颜色过于特殊，以致难于模仿，后来灵感突至，遂采用“点彩派”的手法进行临摹，经测试，一米开外看不出破绽。当月果然平安无事……
至于“窃书”(孔乙己语)的手段却简单得像哄小孩的戏法儿，拆穿了兴味索然。道具是一件普通的棉大衣，只是两个口袋是漏的，因此，即使装上十本书，拍上去仍旧是瘪瘪的十分清白。据说某一位窃书者因过于贪心，以致出门时有点迈不动步，因而露出了马脚……
“我这是怎么啦?”从阿城家出来，在去德内大街一家小饭馆的半道上毛头叹道，“本来挺好挺乖的孩子，怎么会变成这样?”那时他刚刚写完一首有毒的长诗《鳄鱼市场》，在这首诗里他回顾了横遭压抑的青春艰难而邪恶的蜕变。
宫门口横二条
在那段时间里，朋友刘建平带着我探访十三路沿线的半地下文学社会。他带着我初次走访了于友泽、赵南和黄锐家，然后像维吉尔一样告退，把我独自留在这文学炼狱的边缘……
在下班的路上我会伸长脖子向窗外探视，有时我会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留着小泽征尔式的齐耳短发，蓬松花白的头发打从中间分开，若是夏天，他会光脚穿一双塑料拖鞋，一条毛着边儿的牛仔短裤。那条短裤的裤角朝前翘着，后边紧贴着大腿。那是由一条破了膝盖的牛仔裤撕去下半截形成的效果。而撕下的半截数年后被顾城拿去做了帽子，我想他因而经常做颠倒的梦，在梦中他把地狱当作了天国……
通过阅读我已经知道浪漫主义是一种综合病症。它的早期症状是神经官能症，晚期症状是邪恶。这两种症状合在一起便产生了本世纪最大的天才希特勒(后来当我听到别人说自己最崇拜希特勒时，我便想到充满爱国主义热狂的德国小布尔乔亚。德国人不应该抱怨，这样几百年才诞生一个的天才，正是从循规蹈矩的德国小市民偏狭而阴暗的天性中滋生出来的)。
艺术应该是天才最恰当的形式。如果当年维也纳艺术学院降低入学标准，破格录取一位眼神忧郁的青年，那么历史将会改写，古老的欧洲将会多一个无足轻重的伪古典主义的画家或建筑师，少一个杀戮了欧洲一半人口的屠夫。世界上的艺术院校招生时若遇到眼神不对的考生最好录取，免得生出后患……
至今我仍旧是个艺术天才的爱好者，他们富于戏剧性的生动的人格和才华横溢的作品使世界变得有趣。
“站着别动。”在宫门口外的马路边我对于友泽叫道。老于站在路灯下，不解地望着我。他头发长长的，穿着一件露出棉絮的破大衣。“你这样子活像个要饭的。”我说。老于放声大笑。
剩下的是些伪先知
是些荒原上的布道者
他们翻披着褴褛的灵魂
出没于人群糜集的街头巷尾
叫卖无人问津的天堂指南
……
后来我在一首诗中写道。现在我怀着感激之情回忆那一段时光，回忆那间大概不足八平米的狭长的小屋(因它主人的不安分和精力旺盛像中了邪般的生气勃勃)。当我有一次无意中骑车经过宫门口横二条，看那空寂的门洞时，我想到他那白发苍苍的老母和美丽的妻子已不在人世，不禁黯然。我似乎又体会到看见那扇小门上了锁时那种隐隐的失望。我会在一个挂在门边的留言簿上写道:“老于，今天来访，不遇。”
当我们悠闲地穿过这条胡同，往往会碰上一个光着板脊梁的汉子冲着老于大喊一声:“于子，吃了吗?”当得到肯定的回答，便很痛快地找补一句:“得嘞”。随即扬长而去。
当时北京的啤酒供应困难，时值盛暑，我们像沙漠中的骆驼，满城转悠着找啤酒喝。我们之间做了很好的分工:他加塞儿我掏钱。老于加塞儿的功夫令人叹为观止。我远远地站着，看他同队中某一酒客客气地交涉，然后从容地站进队里，这一招几乎是屡试不爽。当我看见他端着满满的两升啤酒小心翼翼地向我走来，我的心兴奋得要蹦出嗓子眼……若是在晚上，我们会端着啤酒坐在小饭馆前面的马路牙子上，柏油路面还散发着太阳的余热，一大口冰凉杀口的啤酒灌进焦渴干燥的喉咙，就像吞下凛然的剑气，精气神儿陡增，于是万事皆备于我，可以高谈阔论了:“如今这人们不论诗写得如何，可一个个活得都像诗人”……老于喝了一口感慨道。
也有困窘的时候，通常是在月底。我和他的钱都花光了。于是就精心设计出一条路线:先去北影宿舍的刘禹家，若他不在，就去西四的老牛那儿，老牛刚拍完电影回来，兜里肯定有钱。
刘禹果然不在。
西四街边的地震棚
从刘禹家出来，我们就找老牛。老牛当时栖身于西四街边儿上的一个地震棚里。当我们离开刘禹家，蹭车赶到他那儿的时候，正巧他在。但随即看到的情景却让我们凉了半截——他光着膀子，一边往里让我们，一边赶紧往嘴里塞一个干花卷儿。还没吃饭吧?老牛满嘴塞着花卷儿呜呜地问，我去看看对面饭馆关门没有。老牛是个爽快人，不由分说，拎着小铝锅就出去了。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出门以前是盘算好了的:一定得有冰镇啤酒，得有凉菜。结果是每人揣一肚子沉甸甸的榨菜面铩羽而归。
那时老牛正在北京漂泊，把扛大个儿和跟剧组挣来的钱寄回山西侯马养活家小，听说他想自己办回北京未遂，便当着警察的面把户口扯得粉碎，把自己从这个国家的户籍上勾销了，就像他在十多年后，被一场交通事故从这个尘世上一笔勾销一样，痛痛快快，干脆利落。老牛是个爽快人，受不得这户籍和人世间的拘束。
老牛死前骇人的雄心是想制造一场大规模的杀戮——雕刻数千枚古代战俘的首级铺陈于月夜荒郊(斩首数千级。古书上说)。他才做出几十个，命运就叫他住手了。我见过其中的几个样品，栩栩如生，令人震动。它们形态各异，似人，似马，似牛，似羊，在死亡的安详后面，流露出顺从，忍耐，悲苦，麻木，让人想到荒芜的田园，女人和孩子。这不是“数千级”，而是一个，加一个，加一个(这是一篇文章的标题)……这就是为帝王陪葬的千人一面，排着整齐队列的兵马俑(“兵马”这个词用得好)的原型，是古今无数战士的原型……
你看，我又扯远了。此刻我从电脑上抬起头，端详书橱里摆着的一个瓷盘，我突然发现上面画的后羿的脸很像那些首级，但更接近狼，他的姿态乖张，迹近猖獗。从叛逆的半人半兽的后羿到驯顺的半人半畜的首级，这其间经历了怎样的屠戮!
“随便拿，随便拿”。当时老牛说。小地震棚像个瓷器店的库房，堆满了白色的盘子。老于从中挑出一个给我，聊充没有喝到啤酒的补偿。我又看了那盘子一眼，老牛标出的日期是一九八一年五月初，如此说来，我跟老于去他那儿打劫未遂的当天应该是那年的七八月份，我又在一本杂志上查了一下老牛的生平纪事，上边说那一年老牛曾在一个电影中任道具。今天，这盘子摆在我的屋里，就像从忘川之水冲上岸边的一个碎片，提醒我前世般遥远的往事。
有时在晚饭后，我会点上一支烟，站在窗前向外张望。我会看到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全球化浪潮正冲刷着京城，在二环路两侧留下一座座豪华的商厦，同时也在银行的数据库中留下大笔的呆账(就是这些呆账在东南亚曾引发了波及全球的金融风暴)。激进折中主义。一个朋友在我的窗前对这些建筑评价道，既体现全球化浪潮，又不违背长官意志。谁说不是呢?似乎是为了体现官本位和对“顶子”的爱好，这些漂亮的现代建筑都戴着各式各样经过伪装的顶子，远远望去，真可谓“冠盖云集”，此乃现代之巴别塔，集混乱矛盾悖谬的语言于一身，此亦不可言说之大镜像也。当一座座广厦华灯初上，在东北偏北方向的老城区，一个熟悉的旧影正隐没于暮色之中。那是历史上早得多的一次浪潮——蒙古浪潮留下的痕迹。在“冠盖云集”的不远处，它就像一个戴着斗笠蹲在街边的老农，守着他那穷街陋巷的破烂摊子。我和老于曾出没在那迷宫般的街巷之中，享受着我们贫寒的自由时光。当一阵秋风刮过，半空中传来喑哑空洞的风铃声，像是丝绸之路上隐约的驼铃、鸣沙或者泉水，诉说着那个尼泊尔工匠古老的乡愁。而我们只不过背过身，缩缩脖颈。此时，我们诗中的那些古老的意象，那用血汗和尸骨堆砌起来的象征世界，正在无声地坍塌，取而代之的将是我在我家窗前看见的用金钱和数字堆起来的林立的商城和金融大厦，而跨国资本正通过电子结算系统在全球扩张(似乎并未伴随着耻辱、仇恨和血，也没有正义的反抗、不屈和光荣，只有一种加速度的欣快感)，使以往的历史遥远得像史前史……而我们竟浑然不觉，一边聊着他的新作，一边寻思着当晚的饭辙。
三不老胡同
作为《今天》的中心人物，振开的位置正好处于十三路沿线的中段。这种巧合似乎印证了《今天》作为一个小小的地域性的概念所暗含的意味——文化意味着交流，交流有赖于交通的便利。一个不怎么合度的比方是，历史上那些沿大河流域或沿地中海形成的文明。在一个封闭与隔绝的社会里，除在家庭邻里之间和学校单位，任何别处的交往都是缺乏正当理由的，因而是可疑的。而十三路汽车就为这种可疑的交往提供了方便，尽管那些可疑的搭乘者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本文开头的那个年轻人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只是在西单墙和沙滩文化部的围墙上初次见到他们的大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