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纵队”的传说及其他
发布: 2018-3-05 11:35 | 作者: 张郎郎
很快,我们周围吸引了一群文学爱好者。
张新华是我在一〇一中的同学,本来比我低一班,在我休学一年以后,我们同班了。张久兴反而比我们高一班。张新华父亲是西安第四军医大学的副校长,是个爱文的军人。张新华也爱写爱画,平时对朋友真是两肋插刀,一沾艺术就疯,在外语附中曾经因吃完了全月饭票,而不得不躺在床上吃伊拉克蜜枣酱。我把半个月饭票给了他,请病假回家。好在我家人口多,可以混过去半个月。但是,张新华竟在这年头非要画油画不可,让人哭笑不得。
于植信,多愁善感,一手漂亮字,一口漂亮法语。我们还胡乱穿衣的时候,他已经雪白挺刮衬衫,毛蓝布的贴身长裤。所以,人们叫他“奥里维尔”——《约翰•克里斯朵夫》里面的苍白小生。他天天皱着著名的眉头,念一些法文名诗,波德莱尔什么的。他也写一点,还翻译一首中文诗为法文。他主要兴趣当时似乎不在创作,而在于一种诗的氛围。人们说他脚不沾地。
张振州,薛宝钗外型。父亲是大提琴教授,在月光歌舞团时期,和王人美一起拼搏。所以后来,王人美成了张振州的姑姑。她内心细腻厚道,口碑一直极佳。王人美晚年之际,张振州为其尽心尽力,周围人都对她的孝心感动备至。但他们不知道,她年轻时写过许多优美感伤的散文诗,谁能了解年轻时的她?
杨孝敏,学者型的女生,学习成绩一直拔尖。她敏感而略显紧张,好写点东西,也似乎过于认真,过于激动,当时粗枝大叶的我们,觉得她有“过犹不及”的毛病。
董沙贝,黑瘦黑瘦,一身运动家似的腱子肉。他从小和我住在一个院子里,那就是黄永玉写的《大雅宝胡同甲二号》。他和我又同年,又是隔壁,从小就在院子里一起画画,搞壁报。沙贝喜欢滑冰,喜好宗教和神秘主义,那时就会讲政治笑话。他的幽默属于蔫逗,但关键时刻往往出语惊人。他本来动员我和他一起去美院附中,我都去了一次。但后来由于张久兴的热情,和美院附中的教导主任说要另考,我就来了这边。沙贝大为失望。不过,这个阶段,他经常来我们这边,他当时就画些现代派油画,那时是相当超前了,只能自己秘密地画。当时他父亲董希文又在改那张著名的《开国大典》,每过一个阶段,总要刮掉一两个人。那会儿可能是刮掉彭德怀吧。
张润峰,是我们中间最小的一个。脑子快,模仿力极强,记忆力超群。但毛病也较多,其他几个人都或多或少不愿意他参加我们的活动。后来,有人批评我领袖欲强,只要投奔于我,阿狗阿猫也都收留。其实,我当时读了他的一首叙事诗,写得很有灵气,也很感人。我觉得他毛病再多,也还是才子,别人说:“那诗准是抄来的,为什么再也没有更好的作品了?”我也困惑,但我们当时看了可以找到的各种诗,都没见过原型。至今我也不太清楚。
四
当时,我们这些人多半是出身于干部家庭或艺术家庭,对社会上的残酷和严峻,不甚了解,至少觉得与我们无关。而且,我们在学校里也不屑去争权夺利,别人只要别干涉我们的文学游戏就行了。这沙龙的成长是在困难时期完成的。
谈到我们这个沙龙的形成,有两位不能不提。
第一位是我母亲陈布文,她和我们沙龙的每个人都见过,与其中几位都经常长坐恳谈。她自己年轻时,就给《论语》、《宇宙风》写稿,给《扶轮日报》撰文。解放后,她也给《人民文学》写过小说,给《新观察》写过散文或报导,但始终觉得无法畅所欲言,希望在我们这一代。当时,她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文学,和许多文学青年成为朋友。周末,我家里经常挤满她的学生。想来,后来张明明对我的帮助,多半是看我母亲的面上。
她亲手帮我、张久兴、杨孝敏改诗,改文。也在读书上常给我们忠告。我们这一时期的沙龙活动,她差不多都参加了。只是,她不知道后来我们要搞组织。当时,我们沙龙许多人读书,都是向她借书。除了文学名著,我家还有一些书是她自己精选的,比如《冰岛渔夫》、《伊尔的美神》等在当时没有出版,这是解放前的旧版,都是她保存下来的。
此外,她还奇迹般地保存差不多全套的《论语》、《宇宙风》、《太白》、《小说日报》等30年代的文艺月刊。这些书是我们的一大泉源。
第二位是作家海默,当时,他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去劳改了一段时间,由于劳动沉重和严重营养不良而半身麻痹,被同意回京治病。我家的诗歌晚会,他差不多都参加了。当时不愿惹麻烦,就说他是我家的三叔。因为他也姓张,所以顺理成章。沙龙里的年轻人只知道我家有个有趣的三叔。他富于激情,出口成章,而且非常幽默,你想那年头在北京还有多少这种人物?所以很快他就成了中心人物。
张久兴后来也到海默家去,和他谈他自己的诗作,后来的蒋定粤也常去他家,谈文学、生活之类。但多数人直到后来许久,才知道他是谁。
在“太阳纵队”圈子内,人们不无调侃地说我是“精神领袖”,而真正的精神上的导师,无疑是上述二位了。
五
我们的“精神资源”,可以说是下述几个方面:
第一是书籍,除了上述家藏的书之外,海默家的藏书,也是我们争相阅读的“资源”。比如雷马克的《凯旋门》、《流亡者》,巴尔扎克的《刚巴拉》等都是罕见的解放前版本。《基督山恩仇记》更是国内当时绝对见不到的。
再者,当时我父亲有北京图书馆的内部借书证,可以借许多当时中国的禁书,像《十日谈》、《地粮》等。同时,我父亲也买了许多后来被称之为黄皮书和灰皮书,这才读到了《麦田守望者》、《在路上》、《向上爬》、《愤怒的回头》等作品,我拿《愤怒的回头》到学校,热情推崇,从头到尾读给朋友们听。那时虽然也喜欢叶甫图申科的《娘子谷及其他》、阿克萧诺夫的小说《带星星的火车票》等,总之,读遍了当时的“内部图书”,但最喜欢也最受震撼的还是《麦田守望者》和《在路上》。
当时狂热到这样程度:有人把《麦田守望者》全书抄下,我也抄了半本,当红模子练手。董沙贝可以大段大段背下《在路上》。那时居然觉得,他们的精神境界的和我们最相近。
那时,我们读书、谈书成了主要话题。所以搜寻书刊也是重要活动。外语学院附中,离琉璃厂最近。下了课,我们流连在旧书店。在这里,我买到了《美国现代诗选》,也第一次读到了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让-保尔• 萨特是上大学后才从内部书中读到他的作品,那是后话了。
第二是画册,前面讲过陈乃云家的俄罗斯画册,而我家有从欧洲尤其是从法国带回来的画册。我们也常去图书馆看各国可以阅览的画册,也去参观有限的各种画展。
国画欣赏的机会更多,我们就住在琉璃厂旁边。
第三是电影,当时引进了一批外国电影,至今来看水平也不低,那种西方幽默,给我们震动很大。卓别林的《淘金记》、《凡尔杜先生》、《城市之光》等,都是这时开始内部放映。而公开放映的英国影片《一个士兵的经历》、《鬼魂西行》,德国的《神童》、《献给检察官的玫瑰花》、《古堡幽灵》,西班牙的《影子部队》,法国电影《红与黑》、《她在黑夜中》,奥地利影片《冰上的梦》在北京家喻户晓,我们都看了很多遍,张润峰差不多能背下来全部台词。
可见,在困难时期前后,“人们饿瘦了躯体,养壮了灵魂。”
在这样状况下,我们沙龙的人,都创作欲极强,很想找机会表现一下,光在小圈子里比试,觉得很不过隐。还想大展鸿图。
但陈乃云比较面对现实,有一次来我家参加诗歌晚会,完后,她诚恳地对我说:“还是要注意些,不然会有麻烦。”我听了根本没放在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