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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纵队”的传说及其他

发布: 2018-3-05 11:35 | 作者: 张郎郎



         
        六
        我曾仔细想过这个问题,当时在中国,在那样的环境,对写诗、搞文学的可能危险性,也有所察觉,但怎么还那么“胆大包天”呢?
        可能,我们那一圈人,从小就住在寄宿学校,对社会基本毫无了解。自己头脑中的社会和外在世界都是从文学中演化出来的幻象。而且,初生之犊没见过真虎,当然没有畏虎的心态。
        我母亲和海默在言谈话语中,对官僚的蔑视,对文化界党棍的鄙视,直言不讳,我从小就耳濡目染。例如说:周扬是一脸死人白。当时周扬如日当空。原来在延安,把我父母打成特务会议的主持人,就是周扬。我母亲不怕汇报,当时不只一次告诉我们说:当年爸爸被拖到台上之后,李江(另一个原来在北京的艺术家)上台去揭发说:张仃是特务,是发展他参加特务组织的联络人。歌唱家杜士甲跳到台上去,说:周扬同志,张仃要是特务,割下我的脑袋!周扬慢条斯理地说:杜士甲同志,你的脑袋值几个钱?第二天杜士甲也被抓成特务了,他气疯了,在回去的路上,趁看管人不在意,纵身跳到路边的井里。未料到,是个枯井,摔得鼻青脸肿……
        这样的故事,我听得多了。年少气盛,不但不怕,反而觉得,搞艺术的人就得有这么个气魄。恰好身边又有海默这么个榜样。我就觉得为艺术,冒风险算得了什么?认为当艺术家就是叛逆,一点儿不知道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我也在朋友中讲这些故事。基本的意思是,状元当不了艺术家,艺术家也不屑去当状元。
        那个阶段,我们写诗、画画,和现在的状况很不相同。因为那时候,我们很清楚,自己的东西,不但不合潮流,甚至相左,根本没有发表的可能性。所以,不可能在可预计的未来被社会承认。另一方面,也绝不可能用这些作品去卖钱。当时社会不允许,我们也没有这个概念。只是想当艺术家,这个“无冕皇帝”的头衔,足以使我们自得其乐。
        我们这样的选择,我母亲很支持。这也许是因为我家男孩子有五个,实在让人心烦。有一个想“为艺术而艺术”,也算是一种调剂吧。另一方面,母亲从小就喜欢文艺,始终未能如愿。所以,也许她对我有些期许。
        母亲常常告诉我,艺术家就是叫化子,问我是否甘心如此,那时候,我已经看过《梵高传》、《米开朗琪罗传》等等,心里有了一个价值标准,恨不得自己再穷困潦倒些才好。最后,母亲劝我好好学门手艺,以谋食粮,譬如理发等等。
        
        七
        1962年,当我们这伙人心气最盛的时候,正好来了一个施展的机会。当时母亲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文学,该校有一群诗歌爱好者。学生会主席张绪曼来我家,和我母亲商量举办一个大型诗歌朗诵会。我正好在家,就一起商量,我们和他们联合举行,上半场朗诵名著,下半场读自己的。
        我们这些人很兴奋,每个人都认真地准备。杨孝敏准备普希金的《致大海》,她又请来一位女生,蒋定粤——抗日名将蒋光鼐之女来助阵。两道剑眉,果然是将门虎女。人们说她像西班牙女郎。
        那天至少来了百十口子,座无虚席,后面也站满了人。我们这伙中学生虎虎生气,尤其下半场,张久兴朗诵了“马式风格”的一组短诗,尖锐幽默,使人耳目一新。张新华也朗诵了自己的诗作,但他在下面谈笑风生,一上台有些紧张,可能是他不如张久兴那样自信。我全文朗诵了长诗《燃烧的心》,实在太长了,居然大家坚持听完,然后掌声雷动。其实,大学生也是年轻人,和我们差不多。他们也兴奋不已,工艺美院的黄传伟、张鸿宾都跑到前面来,和我们接着交谈。张明明是后来才发文讲述这件事的,当时她并不在场。
        我在诗的结尾说:我们——太阳纵队!
        董沙贝平时说话不多,但一激动起来,比我们还疯。散会时,已经半夜了,人们沿着马路往我们家走,边走边兴奋地交谈。我们不只以为“震”了大学生,因为诗只有与读者直接见面,朗诵给他们听,看看到底能不能撞击别人的心灵。因为这以前我们只是在沙龙范围内,自我欣赏,到底有没有点真东西?心里还是没底。这第一炮打响了,使我们信心倍增。
        沙贝突然兴奋地大叫:“咱们就真的立刻成立‘太阳纵队’!”一句话,把谈话中的火花,变成熊熊火光了。七嘴八舌,如何活动,如何自己动手刻钢板,自己印刷,等等,一系列的计划。那天人太多了,有一半人留在我家继续聊了一夜,另一半人在大街上遛了一夜。
        可见,那会儿,我们爱诗、爱艺术到了半疯状态。那会儿,真是没想到政治的阴影将会多么沉重。我们又不想当官儿,政治和诗有什么干系?
        
        八
        “太阳纵队”的确开过一次正式的成立大会,那是在老北师大的筱庄楼。在一间腾空的教室里,下午斜阳,懒懒照在墙上。那是1962年底或1963年初。参加的人有:张久兴、张新华、董沙贝、于植信、张振州、杨孝敏、张润峰和我。由我起草了章程。那时,还是太年轻,我在章程开始,直率地说:这个时代根本没有可以称道的文学作品,我们要给文坛注入新的生气,要振兴中华民族文化云云。那时,我哪里知道,当时文人们失去灵感、失去灵气的原因和苦衷。
        我们打算至少每个月搞一次比较正式的文学沙龙活动,每次每个人必须有新作品问世,墙上挂画,诗人们朗诵作品。然后,切磋研讨,慢慢形成艺术强力集团,最终会被社会承认。
        在那个阶段我写了长诗《燃烧的心》、独幕剧《对话》、电影剧本《孔雀石》和一本短诗集,其中自己比较满意的是《鸽子》。我也画了《丹柯》、《随梦录》等画作。
        张久兴那时的主要作品都是短诗,张新华也是。
        后来加入的牟敦白作品比较多,有诗、有文,也有画作。
        我的这些作品的风格显然受洛尔迦、艾吕雅的诗影响较大。喜欢用比喻、象征,也喜欢用颜色来装饰。我画的画,在那时受蒲菲和其他后期印象派画家的影响。
        当然,用语言来描述原来作品的风格,就很难贴切。原来在写“太阳纵队”一文时,以为作品已经全部散失了。这次回到北京,才听说这几年来,有许多有心人已经开始整理和收集这方面的东西了。他们也收集到一些我的短诗。
        早几年,我们沙龙后来加入者,甘恢理打算出一本我们这个沙龙参加者的作品集。据说材料已经收集不少了,可他突然病逝,使那些资料就下落不明了。至少,我不知道会在哪里。
         
        九
        郭世英的沙龙X诗社成立,那时他正在北大哲学系读书。据说由于他们想去法国,被破获,全数被捕。消息很快传开,我们立刻停止了有形的组织活动,只是同人来往而已,化整为零。所谓:凛冽冬风百草散。
        1963年,我们沙龙人员也发生了变化。张久兴参军走了,成了坦克兵,而于植信因为要去法国留学被发现,被送去天堂河农场“组织劳动”。秋天,我上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美术理论系,同班有一〇一中的同学巫鸿,他和我当时在文学艺术方面都很谈得来,他也通过我认识了沙龙中的各位朋友,也经常参加我们的活动。
        那个年龄的人都很重视难得的友情,那时我们就成了铁哥们儿。我们也都写东西,也画画、摄影,志趣相投。又同时爱上了蒋家的女孩子,我追蒋定粤,他追妹妹蒋定穗。她们家的大哥蒋建国也是中央美院毕业生,搞版画、摄影,二哥蒋之翘写古诗,蒋庆渝写新诗,小弟蒋庆宁也一心想写小说。那一段时间,他们家成了这阶段的沙龙。
        1964年至1965年,地下沙龙的压力越来越大。我的朋友袁运生的毕业创作《水乡的回忆》,被视为西方资产阶级艺术观的产物。在官方权威杂志《美术》登了这张画,准备批判。学校里马上剑拔弩张,把这幅巨幅油画搬出藏画楼,堆在乒乓球室,准备狠批。
        袁运生、丁绍光、张士彦三个叛逆型画家,和我们都是铁哥们儿。当时袁运生已经去了吉林,还不知道大祸临头。
        我和吴尔鹿、于植信、蒋定粤分别商量,怎么救哥们儿一把。我忽发奇想,偷走它!失去了靶子就无从批判了。我那时真喜欢那张画。我决定独立行动。趁美院团员大会之际,校园里没人,我濳人学校体育馆,从画框上割下那张画,卷成一卷,极为惊险地混出学校。
        当那张画铺满了我家客厅的地板,吴尔鹿跑来欣赏。我大汗淋漓,一面为老袁高兴,一面为自己独行侠的成功而得意。
        公安机关为此到美院“作案现场”,作为政治案件处理。气氛紧张,没人怀疑过我。
        哥们儿纷纷来欣赏那张画,对我的邪大胆五体投地。蒋定粤以女性的现实精神告诫我:当局一旦获悉,这一条就能判你。对此,我是毫不在乎。我相信都是铁哥们儿。
         
        十
        当时,沙龙人员也在流动中,一次在天安门集合准备到文化宫去活动时,董沙贝和吴尔鹿骑车过来告辞,说他们不去了。事后才知道,人们当时已经觉得,我的领袖欲太强,老想当“精神领袖”。所以,就会使同龄人心理上不舒服。那时有人已经给了我四个字——“不可一世”。可见年轻的艺术爱好者们,真不知天高地厚,人生艰险。其实我天生对人热情。那时,一方面我年少气盛,也无所谓。另一方面,也照顾不同的人面,所以沙龙也只好分散活动了。你总不可能让人人都能互相容忍。
        在那一阶段,主要活动除了上述的蒋家沙龙,还有其他的活动地点,特别是在一个不愿写他姓名的朋友家,那时我们是好朋友。他家的沙龙主要去的人有李昌元、朝增兴、巫鸿,吴尔鹿只去过一两次,后因和他不和而不去了。他家除了有大量的灰皮书、黄皮书,还有最新的西方音乐唱片。后来,也是在他家听了“披头四”,我们开始迷上了现代音乐。
        一天在他家吃午饭,我们放着德国现代歌剧唱片。他父亲进来,脸色就不太好看。我那时居然没注意到。等放完一面,本应该赶紧换一张古典的。我却拿自己不当外人,又放那另一面。老天!
        那年头儿,现代音乐就是反动音乐。我真是个不顾后果的祸头子。
        他们老两口儿诚恳地找我谈话,给我亮出了黄牌。他们当然怕我影响他们的孩子,同时也担心我这样下去非常危险。当时,我很耐心听他们的劝说,心里却觉得他们多虑。
        后来回想,他们是有预感的,他们对残酷的政治比我们清楚。对政治斗争,也有长远与深刻的记忆。
        初生之犊,哪儿听得懂?另一个活动地点是在阜外大街一片楼里。郭世英一案里,最年轻的一个牟小白,最早被放了出来。就跑来找我,自然而然,他就成了我们沙龙的新人。
        他家成了另一个活动地点,也有时候去王东白家、去甘恢理家,后来又认识了郭大勋、郭路生。我们经常聚会,玩秘密写诗、画画,游戏,喝酒。没有钱,只能喝廉价酒。下酒菜往往是咸菜,或生拌大白菜。有一次董沙贝带来个青萝卜,用铅笔刀削了削,大家觉得别有风味。他还会把萝卜雕成一只猪。连吃带玩。张士彦是老大哥,他已经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毕业,到文化用品公司上班了。每次他来看我们,总是带一瓶“中国红”。大家齐声喝彩。
        那个时期,我写了一本短篇小说,也许受了海明威早期小说影响,风格比较像散文,情节性不是很强。记得有一篇是根据王东白讲的一个真事,发展变化而来的。写的是一个日本女孩,在中国长大后邂逅一个中国男孩的故事。另一篇是关于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的故事。有次,我哥碰巧翻到我这篇小说,他大惑不解,问我:想说明什么问题?我说这没法说清楚。
        
        十一
        那时候,我哥哥正在“哈军工”上学,他在党内还是个干部。戴晴开玩笑说:他是我们上级。他们暑假回到北京,和我们一起玩。他们听说我爱朗诵,晚上在颐和园长廊,我先朗诵老马的,然后朗诵艾吕雅的《自由》、《贝里》……他们大为惊奇,可能我们接触的文学不是他们熟悉的,而是另类。戴晴当时也喜欢文学,正在熟读《红楼梦》。那时,我们的趣味是有些差别,似乎我们那伙人太“现代”了。我估计那会儿,他们根本没有听说过这位法国诗人。这些大哥哥、大姐姐们的关心与宽厚,使我感动。但我并没有给他们念我那些“不合时宜的”怪诗,也没告诉他们我们有那样的沙龙。
        我们那时有两套系统,一套对付社会,一套是我们自己的游戏。
        有一次,在展览馆餐厅门口聚会,吴尔鹿和牟敦白与我谈起,到底我们写的东西,到了什么水平?是文学青年的习作,还是已经可以算是成熟的文学作品?
        我们争来争去,后来决定,一个月后,每个人拿来一篇新作品,既要有自己的风格,和自认为有艺术性的作品。同时,也不触怒社会,然后投给《人民文学》,投石问路。
        一个月后,我拿来了《进军号角》,很受老马未来派风格的影响,是首政治抒情诗。但是艺术必须走出一条新路。在那时,也必然要先批判西方没落的艺术。同时,也写了毛泽东。但没有从感恩的角度来写,而是试图从一个人、一个诗人的角度来赞颂一个质朴的人。
        我忘了别人写了什么,总之,大家同意投我写的这篇。
        必须说明,那时候我们“太阳纵队”不是一个政治组织。秘密写诗,只是怕别人破坏我们的游戏。但我们也没想用诗来反对“现政”,对抗当局。我们既不是革命,也不是反革命,只是不革命而已。
        我们以马雅可夫斯基的话说:从我们自身角度,诗人是天生的革命者,天生的叛逆。但和无产阶级的集体性的团体革命,是不一致的。可以说《进军号角》,是用老马式的语言,阐述我对文艺必须革命的愿望。当时,有个错觉,认为党内官僚系统是下面搞的,而毛是诗人,周是智者,他们心里是清楚的,可改变不了整个官僚系统。
        我这首诗,没有通过任何关系,而是像千百投稿者那样寄给《人民文学》的,未曾想到引起了一场小小的风波。
        大概两个星期后,我的干爹朱丹伯伯来电话找我去。先插一句,朱丹伯伯是我父亲多年的老朋友,因为他自己没有小孩,就计划把我过继过去。后来,他妻子有个亲戚的孩子也过继了过来,我就成了哥哥。后来就改为“干儿子”了。他原是文化部艺术局负责人,特别爱开玩笑。知道我去看他,传达室问我和他什么关系,我张口结舌。他说:下回再问你,你就说“太子乾天下”!从这里,可以看到他的豪爽与幽默。
        我一到他家,看见冯牧先生也在。朱丹伯伯见了我激动地说:怎么你写东西也没告诉我,也不拿来让我们看看就直接寄出去了?我嗫嗫嚅嚅不知如何回答。后来鼓起勇气说:自己写的东西,好不好还不知道,不想借您的力量去帮忙。冯牧先生淡淡地一笑说:现在年轻人真厉害。
        他们告诉我,这首长诗在文艺界上层引起很大震动,下期《人民文学》就要全文发表。发表以后,很难想象是什么影响。朱丹伯伯又兴奋,又担心,因为当时文艺界正处在一个进入敏感时期的关键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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