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撞
秦牧叔叔写于１９８９年４月的一段话，是我读到他的时间最晚近的一段文字：
“……这是一个‘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时代，这是一个方生未死的历程。用单一的色彩是不能描绘出它的梗概的，应该从多侧面以各种的笔墨来表现它，才能够让人们真正理解它的风貌。”（《中国当代散文精华序》，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９）
走笔至此，我想我也应该从“单一的色彩”走出来，面对这篇回忆文字最艰难的一道隘口了。事实上，作为多少年来在“方生未死的历程”中行进跋涉的秦牧叔叔，他的作品和为人风范，是和这个时代的所有欢乐哀愁紧紧相连的；成年后的我和他的交往，也不能不印上时代的深深印辙。回避这一切，就不能“真正理解他的风貌”。秦牧叔叔，你是这么一位求真求知、有着博爱真挚心灵的贤厚长者。我相信你越洋过海的走进我的梦来，一定是期待着阿炜的秉笔直书，不会愿意看到他因为“为尊者讳”而文饰春秋之笔的吧？
一九八六年十月的一个深夜，在西班牙马德里火车站，我在打算夜宿车站前，给秦牧叔叔和紫风姨寄出了一张欧游明信片。那时候，已经是我大学毕业后越洋求学，结束在加州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四年学旅，在归国前夕只身欧游的途中。这些年来，在飘泊的异国行旅之中，除了父母以外，秦牧叔叔和紫风姨是我始终保持着书信联系的少数长辈亲友之一。欧游途中我其实反而不敢给父母写信，怕他们担忧。我没想到，给秦牧叔叔夫妇写的明信片会给他们带来那么大的惊喜和感动，当我披着一身旅途尘烟步入国门，迎候我的，是秦牧叔叔那篇因我的明信片而起的长文《邻家少年》，刊满了南方一张报刊副刊的一整版。文中说：他期待着和一位沐浴过五洲风四海露的“小朋友”的欢聚畅谈。确实，万里归来，有说不完的新鲜话题。“欢聚畅谈”一如往昔，仍旧是那么多的零食，那么多的回忆和笑声。然而，也就是从这时候起，我渐渐发现，“沐浴过五洲风四海露”的“小朋友”，和他多少年仰慕心仪的邻家长辈叔叔，不觉间已然拉开了巨大的时空距离，开始发生种种样样的代际分歧与观念碰撞了。
刚开始是我发现，几乎每一次的“欢聚畅谈”都会发生“言语卡壳”，谈着谈着什么秦牧叔叔会突然沉默下来，然后就是他或我下意识地马上转移话题，于是话题便始终在客气礼貌的表面滑动，最后又止于客气礼貌之中。只是，患难结下的交情和辈份间的尊重，始终维系着这种亲切的交往。回想起来，我和秦牧叔叔之间真正发生过的正面言辞冲突只有两次，一次轻，一次重。第一次是为黄秋耘伯伯。黄秋耘是广东另一位具有全国影响的老作家，也同样是父亲有多年交情的老朋友。那天，我代父亲看望完病中的黄伯伯后，顺路到秦牧叔叔家小坐。我知道他和秋耘伯伯相知多年也共事多年，秋耘伯伯可算是秦牧叔叔的文坛知音之一。只是我也隐约感觉到，两位老朋友近年来好像有些什么隔膜，不像以往的关系密切了。谈话中我偶尔谈到秋耘伯伯向我言及的北京文坛近事。秦牧叔叔沉默了一会儿，突然说：秋耘这几年有点出格，说话经常走火，我有点为他担心。在我看来，文革劫难结束后，秋耘伯伯好像重新焕发了文学青春，正直、敢言，他记叙劫难时代的散文《雾失楼台》和《丁香花下》，曾在全国引起很大的反响。我的话于是脱口而出：“可是，秋耘伯伯说的都是真话呀……他这两年的文章，我们年轻人都爱读……”秦牧叔叔深深望我一眼，没有言语，谈话于是又陷入沉默。我心里明白：文革后变得言语谨慎、文章也尽量写得藏锋去芒的秦牧叔叔，显然是不满意秋耘伯的耿介敢言，更觉得我这位“小朋友”涉世太浅，不知时世的高低深浅了。
下一回，则就是我到北京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工作以后。我自然是带着一腔对改革时代的热情和幻想回国工作的。到新单位报到不久，就发生了一系列风云突变和各种“批判”风声骤起的事情，有点“当头棒喝”的意思。我在北京的所见所闻——从各种官场腐败到普通百姓知识分子的生活拮据、怨气冲天等等，又更加剧了我的恶劣心情。那年春节回到广州，便在探访秦牧叔叔时一古脑儿发了一大堆牢骚。秦牧叔叔听罢，脸色渐渐沉了下来，说：“我发现，你从国外回来，整个人改变了很多……”他突然提高声调，“你现在，为什么对什么都看不惯呢？你的许多想法，是很危险的！”我一愣，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秦牧叔叔对我疾言厉色的说话。可是我也不甘示弱，回嘴说：“可是，这些都是社会的真实面，我们不能回避的……”秦牧叔叔沉声说：“我劝你先回到文学，回到学问，先学会甘于寂寞，安于寂寞……”我一下子打住了。我不愿就此与秦牧叔叔僵持下去，又不愿意不咸不淡地转移别的话题，那次谈话有点不欢而散。这是我们多少年的交往中头一回发生的事情。以后，虽然还有每逢年节、假日的例行造访，但以往我的那种倚小卖小的放肆、无话不谈的融洽，似乎也悄然而逝了。
现在回想起来，秦牧叔叔其实有先见之明，他是担心我不安分的个性惹祸，并且，日后的情势也果然被他言中。或许是文革受创的经验实在太惨痛，我注意到，以往极少发表应景文字的秦牧叔叔似乎也难以免俗，在他的晚年，不时也有随风而起的表态性文字见诸报章了。只是，在许多小事情上，又可以看出秦牧叔叔内心里对文坛现实纷争的真实见解与基本的底线。八十年代末的一次全国文代会，秦牧叔叔在北京跟我通过一个电话，电话里忿忿说道：你没办法来看我，一个文代会开成这样警备森严，连外出、打电话、见客人都要层层限制，这是不正常的，非常不正常的！有一回，提到一位正当权的文坛头头又在点名批判什么人，秦牧叔叔非常轻蔑地说：他是一贯的，过一段时间总要找点什么事情出来，非得要强调一下他的“太上皇”地位不可。另一回，他听说我的一位京中兄长辈朋友、正在挨报刊批判的北京作家恰好在广州养病，秦牧叔叔先请我代为致意问候，后来又相约见面（由我陪同登门造访）。只是我记得，那次见面谈话的时间很短，气氛也相当客气拘谨，但在那样一种特殊敏感的时势下，这样的“雪中送炭”已经殊为难得了。以后许多年过去，我在海外又遇见了这位客居域外的兄长，他告诉我：在九0年代初年那些漂泊的日子，秦牧曾多次托人隔洋捎话给他，转达他在北京开会时有关人士的问候，殷殷关切他的近况，让他多年来一直感念不已。
乡井水
记得好多年前我曾经问过紫风姨：你觉得秦牧叔叔写得最好的文章是哪些？她告诉我：你可以找秦牧以前的杂文集看看，这书现在一般不容易找到了。若干年后，我在洛杉矶加州大学的东亚图书馆终于找到了这本秦牧叔叔写于1940年代末的杂文集。读罢后的第一个感慨，是惊讶于秦牧叔叔的文风丕变：像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作者的文字，那种对时代、现实问题辛辣、峻峭的批判锋芒，那种对社会百态的细微观察和随手拈来的独到见地，及其汪洋恣肆、才情过人的行文笔触，都与我熟悉的那个以“知识性、趣味性”著称的“秦牧散文”大相径庭，确实有“脱胎换骨”之感了。我才忽然明白：在那些年调门越来越高、道路却越走越窄的笔耕生涯中，秦牧叔叔在一片动辄得咎的禁忌荆棘中走出一条风格独具的写作路子，并且因始终远离政治八股而广受读者拥戴，有多么多么的不容易，其间又经历过多少痛苦、隐忍、“虽九死而犹未悔”的“改造”、蜕变与抗争、坚持！多少年来，“秦牧散文”是作为“当代中国散文三大家”之一（其二为杨朔与刘白羽）名世的。我知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情感寄托和生命轨迹。我不想以简单化的“今是昨非”的态度去苛责前人与长辈。但当我此刻写下这些回忆文字的时候，我也清晰地看到了秦牧叔叔从早年我所熟悉的幽默、开朗、话锋机智锐猛，渐渐变成晚年的平和却谨慎、达观却少言的不无疲惫、压抑的面影。这个面影，在二十世纪这样一个坎坷多难、“方生未死”的大转折年代，也许可以看作一代善良、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真实缩影吧。他的奉献和他的委屈，他的深挚和他的软弱，他的才情和他的无奈……，每每念及，都让我心头百味杂陈。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一段佚事：早年我从秦牧叔叔的《社稷坛抒情》里读到，当年那些飘洋过海“卖猪仔”出洋的华工（秦牧叔叔的父辈也是其中之一），常常怀揣一瓶故乡的井水、一包故乡的泥土，混合到外域的水土里食用，以解水土不服。我曾经在当年第一次留洋时如法照办，并且在回国后面告秦牧叔叔：那法子，似乎真的是可以奏效的，我好像因此从来没犯过水土不服症。秦牧叔叔瞪大了镜片后面圆圆的眼睛，连连追问：你真的这么试过了？那两方水土混合的水，有什么特别的滋味么？我说：还没来得及品出滋味，就让我一口咽下去啦。他呵呵笑了：傻孩子，你怎么这么实心眼，现代人，那应该是象征意味多于实用意味的吧？——秦牧叔叔！多少年了，从小一直深受你影响的阿炜其实始终是这么一位实心眼的“傻孩子”——咽下过两洋水的各种滋味却始终忘怀不了乡土深蕴的甘苦百味。记忆，就是出门人的乡井水。那个早晨与你在梦中惊见，使我多少个月来寝食难安。苏轼有诗云：“到处相逢是偶然，梦中相对各华颠。还来一醉西湖雨，不见跳珠十五年。”（《与莫同年雨中饮湖上》）
——粤城一别，竟成永诀，一晃又整整十五年了！当年的“邻家少年”，在梦中与你，也真的是“华颠”相对了！饮水思源，点滴入心。我知道你不爱喝酒。就让我以水代酒，把这篇回忆文字当作一盏混合着两洋水土、烟波、百味和牵挂的清水，拂去尘埃，献到你的灵前。
写毕于2003年10月15日
于耶鲁澄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