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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大国如管小村

发布: 2016-5-16 18:29 | 作者: 王克明



        按照阶级斗争逻辑,想从共产党手里篡夺领导权的人,目的一定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余家沟文革史料中便出现了那位贫苦“走资派”的交待材料。材料写道:
        我头脑里存在资产阶级思想,想走旧社会,在我家赌博时,社里的驴我家喂,把驴梁绨(tì)丢了,损坏了集体经济。(1970③)
        这是1970年谷志有交待材料里的内容,是知识青年执笔帮着写的。“驴梁绨”是鞍架下搭在驴背上的一块厚布垫,一尺多大小,用破布拼缀缝成。这样一块“驴梁绨”,涉及到了“资产阶级思想”、“走旧社会”、“损坏集体经济”等严重问题。由此满足了有敌人破坏行为的阶级斗争需求。
        余家沟另有两位农民,下午在山上劳动时,不幸被没有上山劳动的人提名为“要搞”的人,晚上就被揪到会上批斗了。史料里记下了1970年8月15日发生的这一幕:
        今天下午,干部开会研究了我队一打两反运动,还要搞谁,提出了郝祯有和钟丕库。晚上就将谷、郝、钟揪上了大会,进行了批斗。郝祯有……就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分子。(1970⑥)
        这位郝祯有的罪行是:
        前年在脑畔可能是打花麻,大家都喊“毛主席万岁”,郝说“毛主席万岁,农业社倒灶八百辈子”。去年在土沟挽黑豆,大家都说咱们喊“毛主席万寿无疆”,挽得快,所以就边挽黑豆边喊“毛主席万寿无疆”,而郝祯有却喊“毛主席万寿㞗疆”。(1970⑥
        专案组逼迫农民郝祯有,让他承认说了那两句“反动言论”,但他拒不承认。于是边批斗边设法让他承认:
        看来他很不老实,还需要做深入细致的家属工作与个人工作,如屡教不改,只有从严处理。(1970⑥)
        所谓“屡教不改“,是反复施压也不承认。而“深入细致的家属工作”是这样做的:积极分子教这位农民的女儿说这两句“反动言论”,让她回家教会父亲,第二天来承认。承诺只要她大(父亲)承认了就没事儿了。女儿回家一路走一路背诵,但一进门就忘了,急得大哭起来。32年后了解到,那些内容是对他的诬陷。他记得当年还强迫他承认说过“万寿无疆,挣断驴缰”的反动言论。从余家沟村一打三反运动史料得知,1970年8月10日晚上,有一位老贫农向知识青年反映这个农民的问题,诬陷就是那时发生的:
        他说:一打两反运动,说反动话的搞不搞?我说:只要是反对毛主席、反对社会主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就要搞。×说,他怕字当头,一直想说,但又不敢说。又和他讲了党的政策,不是每村就斗一个,有几个搞几个,要搞彻底。×××慢慢谈起郝祯有的事……
        老贫农欠这位郝祯有十几元赌资,贫穷得实在还不起。农民经历过政治运动,总被动员揭发他人,深知整人材料多为不实,却都能弄假成真。适逢一打三反,又有揭发需求,便出此诬告下策,保住了十几元欠资。如果没有政治运动的洗礼,人性何以如此不堪?
        那时运动的一般程序是:一,在村中筛选要“搞”的人,即运动需要使用的批斗对象。余家沟有一户富农成分,属全大队最穷户,好不容易给儿子娶进的媳妇,却数月坚不同房,最后离去。村民同情他,找批斗对象时,不选用这户富农。二,用初步收集的材料,直接组织批斗会,营造政治压力,强迫批斗对象“交待”,并要求村民揭发。三,召开规模放大的批斗会,上纲上线罗织罪名,使批斗对象近似敌人,要求村民发言批判。四,书写定案处理总结材料,上报公社革委会。
        今天下午,因为材料问题去找了郝祯有,目的是让他在他的交待材料上按手印。他是8月31号交待的,事隔九天,他又想翻案,不愿压手印。说给他父亲定富农他有怀疑,1935年分了他家,东西又还了,1964年社教干部调查几次,其父是中农等等。还说,你们到什么地方调查去了,看了档案材料不可能,一定是虚的(意思是这样)。当时自己气急了,就和他吵起来。最后他只好按了手印,并说了一些好话。(1970⑥)
        这一段文字记录的,是以政治压力手段定案挨整农民罪行的过程。虽然文字中没记载具体吵嚷内容,但反映出农民郝祯有从中感到了恐惧。那时的农民,被批判的不敢分辨,不被批判的不敢同情,都失去了免于恐惧的自由。
        余家沟的一打三反运动从8月初开始,一个月后,队干学习班提出处理意见:给谷志有和郝祯有都戴上富农帽子。然后,全大队社员会通过对谷志有的处理意见:
        按其剥削量,平均29.5%,定富农成分。按其反革命罪行,反革命分子帽子戴上。没人提出其他意见。(1970⑥)
        文革“砸烂公检法”后,一打三反批斗对象的生死存亡,以“群众讨论”的形式决定,有“杀、关、管”三种处理选项。这是群众专政方式。在运动压力下,个别农民按照专案组的安排,依据虚构的“剥削量”和“反革命罪行”,在会上提出处理意见。同样是在运动压力造成的恐惧中,群众面对专案组,虽然都明白运动是无事生非,也只能同意。
        那天余家沟的社员会也通过了对郝祯有的处理意见:
        同意戴现行反革命份子帽子。郝祯有和他爸过剥削生活五年左右,自己也放债,一石米一月五升利,同意定富农分子。没有反面意见。(1970⑥)
        黄土高原深山里的这两位贫苦农民,在失去土地、牲畜等生产资料约十五年后,于阶级斗争高潮的文革期间被认定富农成分,并定性反革命分子,上报公社革委会。这是余家沟一打三反领导小组和专案组的成绩。那份《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引述道:“毛主席教导我们:解放以后,我们肃清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反革命不多了,但还有反革命,而且还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反革命分子。”有“新的反革命分子”,才可能有继续革命理论的实践,才可能在和平年代继续搞残酷的阶级斗争。余家沟的这两位贫苦农民,不幸被选用为这种“新的反革命分子”。本来平静的小山村,终于能有敌人了。
        
        四、发动群众
        毛泽东说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整个国家就年年搞、月月搞、天天搞政治运动。运动治国的运作方式,是从国家层面到深山村落,都在政权之外,以非治理的目的成立领导小组,用只言片语的论断挑动仇恨,发动群众。发动群众的过程,其实是裹挟民众的过程。1970年《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说:“号召广大群众,对反革命分子检举、揭发、清查、批判,从而把隐藏的敌人挖出来。”《余家沟生产大队一打二反运动工作日志》记录了这个过程。
        在陕北,这个运动前期名“一打二反”运动,也叫“一打两反”、“一打双反”,约半月后更名为“一打三反”。余家沟的运动开始当天,领导小组已选择了批斗对象,立即进入发动群众过程。“工作日志”8月3日记:
        今天学习班正式转入一打两反运动。当谈到我村阶级斗争表现在什么地方时,大家都谈人所共知的“赌博”、“小自由”,谈到具体谁破坏,思想有顾虑。在这次学习班里,一打二反小组点出了谷志有的名字,让大家回去考虑。(1970⑥)
        所谓“思想有顾虑”,是村民都明白这个小山村没有人破坏,没有阶级斗争。权力集中的领导小组,用强迫表态的办法发动群众。8月5日记:
        队干学习班,大摆大议我村阶级斗争情况。一打两反小组反复谈到一打双反的重要意义,呼吁党员、干部积极投入运动,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会议揭发出谷许多问题,到会干部一致认为这次运动就要搞谷志有。这次会议底下工作做的不好,有些人思想没认识,在形势迫使下表了表态。(1970⑥)
        然后,在小组的领导下,利用积极分子,迅速召开批判大会,制造声势,以进一步裹挟群众。群众经历过以往的政治运动,深知运动都是席卷一时,栽赃整人,不感兴趣,面对压力发言几句而已。当时的积极分子只有插队知识青年。8月7日记:
        上午开了批判斗争谷志有全体社员大会。群众对谷志有有了初步认识,但许多人不敢揭发。这需要我们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今天会议知识青年都能冲锋陷阵。今天会议存在问题:过细的做工作不够,老社员发言不多,有些人发言不能打中要害,另外应作家属工作……今天知识青年分头做了工作。(1970⑥)
        在知识青年的发动下——实际是压力下,对每天一起上山劳动、说说笑笑的批斗对象,有的群众不敢不表态了。8月9日记:
        晚上开了批判斗争谷志有大会,社员群众对谷的面貌基本看清了,一些受蒙蔽群众开始动起来。还需要做工作。(1970⑥)
        运动开始几天,“罪证”尚未落实,领导小组已经认定性质。性质认定所依据的不是事实,而是当时流传的林彪关于政权的语录,和毛泽东有关阶级斗争的一些最高指示。政治运动的主要动力是仇恨,领导小组需要先调动自己的仇恨。8月10日工作小结中记:
        谷志有搞一系列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他重新篡夺政权做舆论准备工作。运动如何再深入发展下去,一打两反小组心里不是特别有底……最关键的是自己对敌人不是怀有刻骨仇恨,对一打两反运动理解不深。(1970⑥)
        使用“亲不亲,阶级分”的手段分化民众,用以“扩大阶级队伍”,是开展政治运动的重要手法。得到领导小组信任的村民有了安全感,会靠拢组织,服从安排。对这些村民宣讲中共中央关于一打三反的1970年三、五、六号文件,施加思想压力,要求他们按照统一口径发言。8月12日记:
        今晚上开了贫下中农会,主要是让大家统一思想,和干训班配合起来,大胆和谷志有展开面对面斗争,积极在会上发言。(1970⑥)
        组织规模大一些的批判会,放大运动声势,强化敌人性质,营造更大的压力氛围。这一天会后,批斗对象遭到北京知青拳打(事见王克明文《我打谷志有》)。8月14日记:
        今天在万庄开了批判斗争一小撮坏分子大会,大长了无产阶级志气,大灭了敌人的气焰……对谷志有的问题,现在需要做分化瓦解工作。(1970⑥)
        在运动局面已经形成了势不可挡的“正能量”后,便进一步向中农成分的农户和批斗对象的亲族施加压力,这便是“分化瓦解工作”。8月16日记:
        晚上分了几部分,分别给李家、谷家和贫下中农开了会。看来,谷、李两家对这次运动态度都不错,还需继续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1970⑥)
        队干做出斗私批修的态度,以敦促众人也斗私批修,服从领导。斗私批修是文革政治压力下控制思想的根本纲领,在农村也可见效。看上去群众成功发动了,可以服从领导小组的指挥,参加大批判了,实际上是政治压力完全奏效,因为余家沟的农民从未产生过对批斗对象的仇恨。8月17日记:
        晚上开了社员座谈会,主任进行了斗私批修,到会社员也都发了言,表示了态度。这是一个团结的会、胜利的会,对我们今后的运动起了极好的作用。这次会议更能说明,95%的人民是要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他们一旦思想觉悟起来,就会对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1970⑥)
        余家沟当时约200人,其中成年男女不到一半,一打三反运动期间被揪到会上批判的,有4位贫苦农民,接近成年人的5%,基本符合毛泽东规定的敌人比例。群众出于恐惧,按照组织者要求的态度做大会发言,使批判会有了合作表演的性质。这时,运动形成了比较稳定的领导核心,而骨干人员只有三位农民和一些知识青年。8月18日记:
        上午知识青年和×××、×××、×××开了座谈会,统一了思想,统一了认识。晚上开了斗争谷志有、郝祯有、钟丕库的大会,大家配合的都不错,会场气氛很好。(1970⑥)
        在“群众发动起来”的条件下,余家沟成功地在全公社面前进行了阶级斗争演出,“发言人很多,气氛好”。8月20日记:
        今天全公社党员干部、学生代表在我队开了阶级斗争现场会。到会者一致认为,我队群众发动起来了,家属工作做得好。这次会确实开的不错,会场上发言人很多,气氛好。(1970⑥)
        从8月6日通知第一个要“搞”的农民,到9月9日要最终落实农民交待问题的材料,余家沟的几位被批斗农民一直坚持实事求是,被迫屈服的表现是“交代了其全部问题”,但“态度还是不十分老实”。虽然余家沟一打三反运动史料中的“问话笔录”和“交待材料”,整理了一位批斗对象承认所有“罪行”的“口供”,但是那些天的“工作日志”里,记下了他们在运动中的真实表现:
        很不老实(8月6日)。对他自己问题毫没认识,负隅顽抗(7日)。态度很硬,明目张胆跟一打两反运动搞对立,拒不交待(8日)。要害问题仍回避(9日)。很狡猾(13日)。出尔反尔(14日)。意思是有人陷害他,把他亏了,不是事实(20日)。态度十分蛮横(23日)。是愿意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了(25日)。近来很嚣张(28日)。对问题没认识,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还笑(30日)。交代了其全部问题,态度还是不十分老实(9月3日)。极不老实,想蒙混过关(7日)。又想翻案,不愿压手印(9日)。(均摘自1970⑥)
        陕北农民淳朴、宽厚、善良,一打三反属于陕北农村搞得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了。虽然没有表现为毛泽东发动起来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更没有杀人吃人,但方法同样是文革大民主。大民主是发动群众打倒指定对象的运动模式,即群众专政模式。余家沟的一打三反,让群众揭发、批判、决定处理意见,看上去他们得到了支配敌人命运的权力。但这只能是群体权力,而不是个人权利。个人没有支配自己意志的权利,必须赞同群体的决定,否则必遭批判。当时余家沟的大队革委会副主任,总实事求是地以个人矛盾认识“阶级斗争”,被批判为右倾。他说:“愿咋说了(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凭管(不论)左了右了,反正不能把我的老镢头把子夺走。”以群众名义做出的决定,一般体现的是运动领导者的意见,并没有群众的个人意见,没有一点民主的含量。个人权利化入了群体权力,便被完全覆盖了。所以,大民主时候群众得到的权力,可以叫做“人民权”,而不是人权。人民权的合法性来自神一样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认可,由管控体系来执行和控制。与“天赋人权”的理念不同:神赋人民权。
        人权是个体的权利,人民权是群体的权利。民主能保护人权,文革大民主释放的是人民权。大民主排斥民主,人民权排斥人权。总之,文革大民主以解放群众权力的形式,消灭了个人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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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评论

删除 引用 Guest  post at 2016-5-19 12:48:03
烹大国同煮小村,踞龙廷似做支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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