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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大国如管小村

发布: 2016-5-16 18:29 | 作者: 王克明



                                                          ——余家沟山村文革史料分析
        
        在文革发动50年、结束40年的今天,出现了否定中共对文革做出的历史结论的鼓噪,认为中共建政头三十年里的文革缘起过程和文革浩劫过程,都有不容否定的合理性。这种说法扰乱了全社会的历史价值判断和未来价值认知。
        陕西省延安市河庄坪镇余家沟村一打三反运动和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原始文字材料,是十年文革期间以阶级斗争方式管控村庄的历史记录,内容并涉及文革前的四清社教运动,及农村集体化过程,因此也是前三十年非治理方式管控国家的底层历史记忆。约4万字的史料,包括《批判谷志有调查总结材料》(1970①)、《谷志有问题问话笔录》(1970②)、《谷志有交待材料》(1970③)、《谷志有单行材料》(1970④)、《余家沟大队阶级斗争情况》(1970⑤)、《余家沟生产大队一打二反运动工作日志》(1970⑥)、《以阶级斗争为纲创社会主义大业》(1976),以及若干村庄历史调查材料。这些史料大部分是当年在余家沟插队的北京知识青年手写,一些知青深入参与甚至领导了政治运动形式的村庄管控工作。
        治理是制度安排,不依靠政府的权威和制裁去运行,是以法律为根据的服务行为。管控是运动安排,依靠掌控者的权威和指示去运行,是排斥法律的强制行为。余家沟乡村史料反映了管控体系末端的史实。正如古话“治大国若烹小鲜”是说见微知著,通过余家沟村庄文革史料,可以认知“治大国如管小村”。
        
        一、不许反对
        中共建政不久,为巩固新生红色政权,开展过一次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到文革中,各省革命委员会都成立后,中共九大认为夺权完成,文革胜利。不久又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即一打三反运动,目的同样是为巩固新生红色政权。文革夺取政权是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真实实践,即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毛泽东说自己一生干了两件事,其实就是两次夺取政权。这两次大规模镇压反革命,是两次为新政权立威。所以,巩固第二次夺取政权成果的一打三反运动,是文革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全国各省成立革命委员会不久,应该也是出于巩固红色政权的综合考虑,毛泽东让知识青年离开城市上山下乡。北京知青到陕北的第一年,中共九大确定在和平年代长期进行阶级斗争,第二年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第三年在农村进行阶级斗争教育。之后,“三变五翻”,批林批孔,学大寨轰轰烈烈,一直都是用阶级斗争手段“抓革命促生产”。当时知识青年受这方面影响较深。
        1970年余家沟一打三反运动的领导者,不是当时的大队革命委员会,也不是大队党支部,而是运动发动前成立的一打三反领导小组。小组把主要队干包括在内,起核心作用的则是几位知识青年,由此开始小组管村。运动的最初环节由领导小组发起,迅速进入整合罪名的过程,根据整合需要管控运动进程。为给罪名定案,又依当时流行方式成立一打三反专案组。文革时候的这类专案组,由运动领导和积极分子组成,是群众专政的需要,实际上是砸烂公、检、法后的非法组织。专案组因运动而设,为运动目的需要而整理充实材料,材料内容真假随意,满足定案需要即可。余家沟的运动领导小组和专案组是一套人马、两个名字。《批判谷志有调查总结材料》、《谷志有问题问话笔录》、《谷志有单行材料》都是以专案组的名义整理的。这是运动管控的组织建设。
        政治历史问题从来都是建立罪行逻辑的需要。余家沟的《批判谷志有调查总结材料》,因此引述了文革前农民个体反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言论:
        他说:“要不是合作化,光我那群羊也够维持生活了,可以不劳动当个掌柜的。”(1970①)
        他说:“穷人就喂不了骡子。”(1970①)
        当时给入社的家畜、财产定价,谷志有认为给他订的驴价不合理,咬牙切齿地说:“打这么个价,我杀吃它。”(1970①)
        农民不热爱集体,是一个独特的时代现象,是毛泽东时代才有的现象。集体化给农民带去了普遍饥饿,所以农民不热爱集体,所以那时大力宣传农民热爱集体。毛泽东治下,政治权力强大,文化权力强大,经济权力也强大到可以任意消灭经济规律。其他时代没有因此而出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以不存在热爱与否的问题。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是使国家步入共产主义的理想捷径,巩固人民公社制度便成为管控乡村的首要目的。为了打击和压制农民反对合作化的思想,管控体系通过末端权力收集农民的随性言语,渲染上纲,列为反对合作化的“罪行”,在乡村公开批判。
        叛徒、工贼、内奸刘少奇大刮单干妖风、鼓吹“三自一包”、“四大自由”。谷志有凭着他的反革命的灵敏政治嗅觉,认为天要变了。他公开明目张胆地讲:“政策松了,原物归主了。我们这些人又能回转两天了。”(1970①)
        上世纪60年代前期,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造成的大饥荒过后,“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得到农民拥护,广泛自觉地扩大发展,贫苦状况有所改善。但是,走向共产主义的理想实验,与农民的权利和愿望敌对。强迫农民服从别人的理想,农民必然反对。
        社教以后,自由种植越来越严重,扩大小自由现象越来越多。刘少奇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流毒,在余家沟极深。第二生产队的社员,每户都扩大了小自由,最多为四分多地……(1970⑤)
        他要退社单干,搞资本主义,直至攻击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1970⑤)
        担任村干部的农民,日常生活话语也会流露反对集体化的情绪。四清社教运动曾采用组织处分等手段,剥夺流露者的权益,用以威慑其他农民。而农民能清醒地认识处分的不合理,反对这种处分:
        他说:“共产党也亏人。”(1970①)
        ×××说:共产党把他的头压着呢。(1970⑥
        方言“亏人”见于墨子《非攻》,词义是使人亏,今陕北词义是冤枉人,不实事求是。
        在反对中共集体化制度的同时,陕北农民也观察最高统治者毛泽东。余家沟的批判材料里,记载了一段“反党”性质的民谣:
        他是多么盼望他的主子蒋介石呀。难忘的时机终于盼来了。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国际修正主义分子进行了反华大合唱,蒋介石狂妄叫嚣要反攻大陆,谷志有配合他的主子,放出了大量的反动言论,什么“缸打了,盆烂了,锅漏了,猪也卧下不动了”等等,大肆污蔑党和国家领导人,为高彭反党集团辩护。(1970①)
        民谣里,“缸”是指陕北人高岗,陕北一般都说毛泽东整高岗是“亏人”。“盆”是说彭德怀,陕北方言“盆”音近“彭”。“锅”是说苏联老大哥,陕北话“哥”音近“锅”。“猪”则是谐音朱德。黄土高原偏远深山里的农民,看得懂中共权斗,用民谣的方式讥讽毛泽东害高岗、整彭德怀、排挤朱德、跟苏联闹翻的行为,表现出反对毛泽东做法的基本态度。
        批判材料里只收集到这一句民谣“罪证”,并没有“大量的反动言论”。“大量”是大批判的习惯性夸张语言,“配合他的主子”是大批判的程式性造谣语言,“高彭反党集团”属于大批判的随意性扣帽子语言,这里是说高岗和彭德怀。这些语言形式今有少量传承,如“依靠美国主子撑腰”等造谣语言。
        农民的这句民谣,由于有反对毛泽东不法行为的含义,便被定性为“反动宣传”,强化了反党性质:
        谷志有出自于他的剥削阶级本性,妄想等待国民党反动派卷土重来,他好东山再起。(1970①)
        配合国内外阶级敌人,里应外合,大搞反动宣传。(1970①)
        史料文字中定性类的造谣和扣帽子语言,是十年文革流行的群众专政语言,都是由知识青年学写的。这些语言准确地反映了政治运动的任意方式和污浊手段。比如对批判对象曾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一事的描写,十分夸张,为余家沟描写出了一个篡夺政权的野心家、阴谋家:
        谷志有就当了我们余家沟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我们的人由于眼睛不亮、警惕性不高,没有看透谷志有这个对人讲话面带笑、心里怀着杀人刀的反革命两面派的狼子野心。余家沟的政权被篡夺了,一时乌云压顶。那时余家沟的天是昏沉沉的天……过去他认为合作化把他亏了,心怀不满,妄想变天,他的阴谋得逞了,更是笑在心头。(1970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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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评论

删除 引用 Guest  post at 2016-5-19 12:48:03
烹大国同煮小村,踞龙廷似做支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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