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冬歐遊歸來，寫了一篇短文〈閑話康橋〉，前不久寄給《萬象》發表。然而著名的康橋（Cambridge）起碼有兩處，一在英國，詩人徐志摩曾用他浪漫的筆調描繪過，那是劍橋大學所在之地，拙文「閑話」者即為此。此外還有一處在美國麻省，是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之所在，有查爾斯河環繞城的南面和東面流過，使康橋與波士頓隔河相望。一九八三至一九八九年我在哈佛學習，對美國麻省的康橋和查爾斯河一帶較為熟悉，夏天曾在河畔聽過波士頓波普樂團（Boston Pop）舉行的露天音樂會，沿河駕車或在橋上步行，更不知往返過多少遍。不過對我說來，查爾斯河的柔波固然優美，卻畢竟不如哈佛的樓宇給我更多親切的回憶。離開哈佛十多年了，我仍然清楚記得初到學校時住過的研究生宿舍柯南樓（Conant Hall），也記得後來住過的幾處地方。哈佛燕京學社座落在神學院路二號，門前有一對神氣的中國石獅子，裏面是收藏極富的東亞圖書館。壯麗的威德納（Widener）圖書館則在哈佛園內，前面是一片開闊的草坪，正對著有白色尖頂鐘樓的紀念教堂。這主圖書館的正門很高，許多級寬闊的石台階引至一排希臘式廊柱，然後是一扇鐵鑄大門，頗為氣派。館內收藏圖書三百多萬種，是全世界最大的大學圖書館。近旁一圓形建築是霍通（Houghton）善本圖書館，其中收藏各種手稿和珍本，為研究西方人文歷史提供豐富的原始材料。佛格（Fogg）藝術博物館收藏西方造型藝術精品，我很驚訝地發現，這雖然只是一個大學博物館，其中卻有從文藝復興到古典主義、從十九世紀印象派直至二十世紀的許多傑作。在書籍和明信片上早見過的一些名畫，想不到原作就藏在這裏。哈佛的薩克勒（Sackler）博物館收藏古希臘羅馬藝術以及古代亞洲和伊斯蘭藝術，其中尤以中國古代青銅器和玉器的收藏著稱。此外，我也常去拉芒（Lamont）圖書館、皮玻第（Peabody）人類學和考古學博物館，還有鮑伊斯頓（Boylston）大樓。我在比較文學系讀博士，系辦公室就在這座樓上，樓前有一只大石龜，背上托著一塊大石碑，在哈佛校園裏，來自中國這塊石碑顯得別有一番風味。
因為哈佛和麻省理工學院都在康橋，這個城市充滿了濃厚的學術氣氛。尤其在小小的哈佛廣場一帶，有好多家各具特色的書店、咖啡館、商店和餐館。這裏的書店面向大學讀者，各種學術著作應有盡有，而且從清晨開到深夜。無論陽光和煦的春日，或冰雪覆蓋的寒冬，哈佛廣場總是十分熱鬧，而在熙來攘往的人群中，很多是大學生和研究生。他們衣著各異，但大多整潔簡樸，在淡雅中顯出各自的趣味和修養。他們或挾著一包書匆匆趕去上課，或三五成群地坐在一起交談。如果你留心他們的談話，就會常常發覺當中有不少人來自世界各地，在英語之外，還會聽到一些別的語言，使人感到這裏的確具有「國際性」。他們的談話和舉動往往比較快捷，使康橋這個大學城充滿年輕人特有的活力與朝氣，似乎色彩繽紛，給人以新鮮明亮的感覺。
哈佛有不少滿腹學問的名教授，從他們那裏當然可以學到很多。我到哈佛比較文學系時，哈利．列文（Harry Levin）教授剛退休，後來只在系裏的聚會上見過他幾次，也聽他作過一兩次演講。他的演講總是旁徵博引，引用數種歐洲語言的名言警句，既淵博又恢諧而機智。我自己覺得受益最多的幾門課，其中之一是聽杰姆士．庫格爾（James Kugel）講《聖經》與西方文學批評的發展。但那不是講一般的文學批評，也不是把《聖經》當文學作品來讀，而是討論經典與整個文化傳統之關係，涉及許多文化史上的大問題。就在那門課上，我第一次讀聖奧古斯丁《基督教教義》一書，發現那薄薄的一本小書包含了許多極有意思、在西方歷史上也極有影響的一些觀念，而奧古斯丁對閱讀過程和不同符號的分析，可以說在千年以前，早已得現代符號學理論之先聲。我為那門課寫的期末論文得到庫格爾教授好評，後來投稿《比較文學》（Comparative Literature），刊發在一九八七年夏季號上。哈佛英文系教授芭芭娜．盧瓦爾斯基（Barbara Lewalski）是彌爾頓專家，跟她讀《失樂園》真是韻味十足，用這部重要作品來檢驗當代各派批評理論，對瞭解這些理論的得失，也很有用處。英文系研究維多利亞時代文學的權威杰洛姆．巴克利（Jerome Buckley）教授，退休前最後一次開課講十九世紀三大批評家阿諾德、裴德和王爾德，十分精彩。我上此課得益很多，期末寫了一篇論文討論作為文學批評家和理論家的王爾德，也頗得巴克利教授讚賞。在最後一堂課上，他當眾念了給我的好評，並鼓勵我去發表。後來我投稿《德克薩斯文學與語言研究》（TSLL），果然被採用，發表在一九八八年春季號。數年後斯坦福大學的伽格尼爾（Regenia Gagnier）教授編一本英美有關王爾德的論文集，還收了我那篇文章。我在中國沒有真正接觸過佛洛伊德心理分析學，有一個學期聽哲學系教授斯坦利．卡維爾（Stanley Cavell）講心理分析與莎士比亞，就到圖書館借來五卷本佛洛伊德的主要著作瀏覽一遍，又選讀多卷本全集中一些重要篇章。看完之後，自覺頗有收益，但也覺得那種理論很多地方荒唐牽強，無法使人信服。佛洛伊德有他獨到的見解，他在西方的影響更不容忽視，不過心理分析用在文學批評上，往往弊多於利。用佛洛伊德來深入探討文學敘述問題，我所知寫得最好的一本書，是耶魯大學教授布魯克斯（Peter Brooks）所著《研讀情節》（Reading for the Plot），但一般所謂佛洛伊德派文學理論，卻大多故弄玄虛，以蒙昧充深刻，反不如佛洛伊德本人的文字明白曉暢，令人佩服。更重要的是，佛洛伊德對自己的理論常常反躬自問，絕非如有些教條主義的心理分析派批評家那麼自信。
哈佛除了學問淵博的教授之外，更有很多聰明好學的大學生和研究生，所以在哈佛學習，不僅從教授們那裏學到知識，更能在與同學的切磋砥礪中，互相啟迪，激發新的思想。比較文學系的研究生們各有不同的研究範圍，甚至掌握的語言也不一樣，他們多半研究歐洲各國各時期的文學，大家在一起交談，尤其能互相激勵，長益新知。在取得博士資格的大考之前，我和另外兩位美國同學一起準備，萊絲麗（Leslie Dunton-Downer）是比較文學系的同學，她專攻中世紀歐洲文學，並很有寫作才能，畢業後據美國作家愛倫．坡一作品改寫的歌劇，曾獲一項重要的藝術獎。另一位是英文系同學葆拉（Paula Blank），她專門研究文藝復興時期英國文學。她們兩人各有專長，讀書很多。我們每週聚會一次，把歐洲文學史分不同階段，每人負責報告一個階段或一個主題，然後互相提問研討。與同學互相探討對答，是我在哈佛學習收獲頗豐的一段愉快經歷。
在哈佛指導我論文的老師是尤里．施垂特爾（Jurij Striedter）教授，他生在俄國，長在德國，是德國康斯坦斯學派開創人物之一，後來受聘到哈佛任教。他論俄國形式主義和捷克結構主義的著作，在學術界很有影響。因為我研究文學闡釋學，而他在德國曾師從闡釋學大師伽達默（H. G. Gadamer），對闡釋學和接受美學造詣很深，所以他指導我做論文。不過他因為不懂中文，就請東亞系教授歐文（Stephen Owen）協助他審讀論文。施垂特爾教授頗有德國學者思辯精微，認真嚴謹的學風，讀我的論文一絲不苟，對我幫助很大。歐文教授有很多討論中國古詩及文論的著作，尤其在翻譯介紹中國古典文學和文論方面，作出了不少貢獻。在有關中國文學的許多問題上，我和他的看法往往不盡相同，但我們在一起討論中國古典文學，也頗為愉快。
在哈佛還有幾位教授，雖然我沒有正式上他們的課，但常在一起交談，形成亦師亦友的關係，使我時常想到他們，感念於懷。英文系中世紀文學專家布隆菲德（Morton Bloomfield）教授約我一起吃過幾次午飯，也請我上他家去過，對我研究諷寓（allegory）文學大加鼓勵，也給我很多指點。人類學系的張光直教授不僅是考古專家，也是美食家，對中國飲食傳統深有研究。他和我常常光顧哈佛廣場的幾家餐館，尤其喜歡去馬薩諸塞大道一家叫海豚（The Dolphin’s）的希臘式海鮮館。他一面吃飯，一面關切我的學習情況，海闊天空地無所不談。我極敬重的還有史華茲（Benjamin Schwartz）教授，他不僅研究中國近代史和古代思想史很有成就，而且對西方文化傳統有十分深入的瞭解，遠非一般漢學家可比。我們常在一起散步交談，他很鼓勵我比較研究中西文學和文化。我反對把中西文化截然對立的看法，更得到他的支持和贊同。後來我的英文著作《道與邏各斯》獲得列文森書獎的榮譽獎，就得力於史華茲教授的推薦。以上這三位在哈佛結識的師友，現在都已作古，但他們的著作永在，他們在學術界的盛名和影響亦將長存不朽。他們的學術思想和我對他們的尊敬和感激，用這樣寥寥數語，實在不能道其萬一，但說起康橋，念及哈佛，就不能不想起他們的音容笑貌，哪怕簡短的幾句話，在我也總算表達了自己一點思念緬懷之情。
在哈佛交談極多的，還有英文系的丹尼爾．艾倫（Daniel Aaron）教授，他雖然早已退休，但由於他的聲望和對學術的貢獻，也由於他精力過人，一直積極從事研究和寫作，哈佛校長特別讓英文系保留他的辦公室。他住在學校附近，每天騎自行車到校，連星期天也不例外。我常到他辦公室和他聊天，談學問，談時事，談中國，談美國，無論什麼話題，都可以推心置腹，暢所欲言。丹尼爾到過中國，對中國很感興趣，尤其關心中國知識分子的情形。社科院的趙一凡就是他在中國訪問時見到，後來成為他的學生。我到哈佛不久便認識了他，很快成為經常見面的忘年之交。他常常叼著一只大煙斗，坐在那張寫字檯後面，一面聽我講，一面提出一些問題或發表一通意見，或者給我談論有關美國歷史和文學的問題。他寫的文章，文字簡練生動，讀來真是一種享受，而他的談話也既有學問又很風趣，與他交談總是十分愉快。我寫的英文文章，他幾乎都要拿去一份，仔細看過之後給我提出意見。他曾指點我說，作文要特別留意動詞的運用和把握句子節奏，避免拖沓冗贅。在寫作和學術研究上，丹尼爾的確給了我很多幫助。最近十年間，他都在寫一部回憶錄，但不是著眼於個人經歷，而是通過他的經歷，尤其他一生中結識的許多人物，寫出二十世紀的美國歷史。前不久接到他一封信，說起去年9．11恐怖主義分子襲擊之後的情形，認為美國經受這樣一種前所未有的打擊，在社會和經濟生活上都發生了深刻變化。他說，這一巨變和美國歷史上其他重大危機一樣，「引出了我的同胞們最好和最壞的方面，到目前為止，最好的方面佔主導，盡管已經產生了一些極惡劣的後果。總的說來，紐約人表現出了一種不動聲色的英雄主義（a quiet heroism）。」他還告訴我說，他的回憶錄基本上已經完成，並寄給我在《哈佛雜誌》上發表的一段，寫在美國經濟大蕭條的三十年代中，他從芝加哥乘車來康橋，到哈佛做研究生的過程。這部由個人回憶角度寫的二十世紀美國史，預計二〇〇三年在美國出版。丹尼爾在信中寫道﹕「我發現到了八十九歲，我的行動甚至和十年前相比，也已經大不如前。我騎自行車倒還勝任愉快，但女孩子們已經走得比我快（這徵兆大為不妙），而且我記人姓名的能力也大有衰退。」大約兩年前我在久別之後重到哈佛，恰好是個星期天，可是和十多年前一樣，丹尼爾仍然在他辦公室裏。我在那裏和他見面，契闊談讌，親切如故，好像昨天才見過面一樣。他的精神依然矍鑠，聲音依然爽朗，談起話來依然那麼條理分明，興味盎然。我祝願丹尼爾活到一百多歲，而且相信這絕不成問題。
哈佛的師友中，有不少來自大陸、台灣、香港等地的華人。大概從一九八三年年底起，大家每月聚會一次，或在陸惠風先生家，或在卞趙如蘭女士家，每次請一人主講，講完之後自由討論，或議時事，或論學術，海闊天空，無所不談。這仿效十八世紀法國沙龍式的聚會，參加者不僅有波士頓地區的華人朋友，而且有少數幾位研究中國學問、講得一口流利漢語的西方人。張光直先生來自德國的高足羅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就常常參加這樣的聚會。我們為這每月的聚會取名「康橋新語」，這當然取意魏晉清談，同時也以「康橋」二字，點明我們在美國哈佛這樣一個特殊的文化環境裏，舉行這一沙龍聚會。在哈佛這樣的聚會，我參加了六年。一九九八年到香港城市大學工作，從紐約來的鄭培凱教授恰好也到城大，他當年也曾常常參加「康橋新語」的聚會，我們現在成為同事，就一起在香港辦起了類似的文化沙龍。城大張信剛校長有很深的人文素養，他和夫人周敏民女士在校長住宅辦起了規模更大的文化沙龍，於是每月有一個晚上，城廬高朋滿座，談文化，論學術，更時有傑出的表演藝術家現身說法，既讓大家欣賞藝術，又談論與之有關的話題。無論在康橋或在香港，在哈佛或在城大，這種文化沙龍為提高我們生活的素質，都極為重要。據聞以前有香港是「文化沙漠」的說法，可是近年來香港人才薈萃，大陸、台灣和海外學術界、文化界人士過往香港者更不計其數，誰還能說香港沒有文化呢？我們的文化沙龍與當年哈佛的「康橋新語」一樣，目的都是希望在緊張忙碌之中，在市井繁華之外，為我們自己開闢一片自由的空間，可以以超然的態度，討論有關文化的種種問題。這自由空間需要我們自己去創造，這自由空間裏的人文關懷，也正是我當年在康橋深深感受到的氛圍和精神。
離開康橋十多年了，這當中我也曾回哈佛去過幾次，但畢竟有新的工作，新的環境，有新的道路，更有新的進取，和做研究生的階段已經很不一樣。有時回想起來，我文革後考入北京大學讀碩士，後來留北大任教，在北京前後五年，那是生活中一次大的轉折。在北大任教兩年後，我到哈佛繼續攻讀，在康橋前後六年，那是生活中又一次大的轉折。先哲有言，謂生命有限而智術無涯，正因為學無止境，人的一生應該是一個不斷學習的過程。而在我的學習過程中，能有機緣到北大和哈佛求學，可以說是我的幸運。我每想起康橋，便有一份親切感，念及哈佛，也總有許多愉快的記憶。我覺得這些記憶也許像上好葡萄釀出的好酒，時間愈久，會變得愈加香醇。
附记：此文写毕于二〇〇二年五月十八日，发表在《万象》二〇〇二年八月号，到现在不觉又是近十年过去了。今年（二〇一〇）四月十二日，我应邀到哈佛比较文学系做波吉奥利讲座的演讲（Renato Poggioli Lecture），又故地重游，引起不少回忆。很高兴的是又见到已经九十八岁高龄的丹尼尔·艾伦教授，而且仍然是在他办公室里与他交谈。他的回忆录题为《美国研究者》（The Americanist），已经由密西根大学出版社在二〇〇七年出版。丹尼尔亲笔题赠他的书给我，我也把自己恰好也在二〇〇七年由多伦多大学出版社出的英文著作送给他。思想、学术、研究和著述，这的确就是哈佛，也是我在哈佛得到最可宝贵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