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 年4月，我来到澳大利亚。第二年，当我的英语稍有长进，我准备联系导师和大学读研究生时，我几乎毫不犹豫地就决定了论文选题：中国话剧四十年 （1949～1989）。等我在悉尼大学注了册，导师说，这题目大了点儿，你做起来费劲儿，可以再把范围缩小一些。我于是改弦易辙，准备研究曹禺的后期创 作。
我 把自己对曹禺的了解以及中国的政治大环境如何窒息了这位戏剧天才的创作生命，讲给导师听。导师是海外华人。他惊讶我有独到见解，并鼓励我回京收集资料。没 想到，写信回家之后，妈妈坚决不同意。她说，要研究曹禺，就应研究他的前期剧作，怎么可以研究后期？其实，研究曹禺前期辉煌的著作，国内国外扬扬洒洒；研 究他后期天才泯灭的文章才真正缺乏呢！
我当时人在海外，得以远距离地思考中国的事情。曹禺的悲剧亦是整个民族的悲剧。我作为晚辈，虽然对悲剧的造成，难以承担很多责任；但是，总结经验教训，杜绝悲剧重演，我们应是义不容辞的。我赞成巴金的提法，一个民族一个人应该具有忏悔意识。
我 和妈妈鸿雁传书地讨论来讨论去。然而后来，选题的困扰让位给金钱的困扰。澳洲海外学生的学费实在太高，使我不胜负担。于是，趁澳洲政府允许我们全职工作， 我考入悉尼一家中文日报当翻译，而与悉尼大学告别，将论文束之高阁。在获得永久居留之后，不论想研究曹禺后期还是前期，都是有可能的，但我对读学位搞研究 已失却了兴趣；于是，一心一意地在悉尼的中文传媒当编辑记者。
1999年底回京过年，一天晚饭桌上，小弟突然问：“你想不想看新排的《茶馆》？林兆华导演的，已经演了50多场了，很受欢迎。”
我说：“票不好弄吧！”他往我大弟妹那边一指：“她有办法，让她找姐妹儿给弄票。”
大弟妹果然就弄来了票，只有三张。她和大弟、妈爸都谦让了，说让我和小弟夫妇先看。
自1986年以来，我已十几年未进首都剧场。坐下之后，特别是听到开幕前熟悉的钟声，看到剧场天花板上渐渐暗淡的藕荷色光线，不免感慨万千，思潮泉涌。小弟一回头，笑着对我说：“你看姜文坐在最后一排，来看蹭戏来了，他特崇拜人艺的老演员……”
我回头一看，果是姜文。再看剧场里的其他观众，几乎清一色西服革履打扮入时的年轻人。小弟说：“现在看话剧的全是北京年轻的白领们。”
戏 一开始，我才发现，林兆华魄力不减当年，他竟修改了老舍先生的剧本，将说书人去掉了，而且将布景做了很大改变，扩大了纵深。可惜的是，这一台人艺中青年演 员虽然表演水平相当整齐，但没有几位出彩的。连“师奶杀手”濮存昕演的常四爷都没什么特别。倒是松二爷的扮演者形象和嗓音都挺像黄宗洛。最让人遗憾的是， 演王老板的梁冠华和于是之水平相差较远，人物的分寸把握得较差，尤其是第一幕，人物完全走型，有点惨不忍睹。
不过，让我欣慰的是，年轻的观众们不仅踏雪前来且看得聚精会神，秩序很好，最后又对演出报以热烈掌声。我想，只要观众继续捧场，人艺的戏就能演下去，“老人艺”的薪火就可以传下去，世界话剧舞台上这股独特的“中国风”就会一阵一阵地刮下去。
2000 年末，我把以上的文章分五次连载在我自己担任编辑的澳洲中文周报《东华时报》上。本来，提笔之初，我并没想到要写多长，只是不吐不快，不写不行。但文章一 见报，出乎我的意料，反映空前热烈。我接到不少电话、来信，说文章好看，请尽量多写。这样说的人，一部分来自北京，大多数则来自外地。这使我意识到，老人 艺的影响还真不小。
最 让我感动的是，悉尼读者陈锡早写来读者来信，指出我文章中对《雷雨》剧情的描述不准确。他感叹说：“曹先生大作《雷雨》堪称不朽之作。曹先生作古已几年， 《雷雨》已上演无数场，至今日，距中国一万八千里之外的澳洲，还有人写文章纪念，还有一个傻乎乎的老头子认真地推敲剧情。可谓一部戏感动了几代人，一部戏 流传几十年长盛不衰，称为不朽之作实不为过。”
我当即在连载之四发表了陈锡早来信的部分内容。
读 者“一翔”在信中说：“现在是午夜12点，我刚刚又是一口气读完了你的第五篇‘老人艺’怀旧大特写。激动的心情促使我起床穿衣写几句，方能平静。我要说， 谢谢你！谢谢你写了生动的五大篇‘老人艺’，读时我感到亲切。你敬业，记忆力如此之好，对老人艺充满了爱，深深地感染着我，让我更加了解了我国老一代艺人 的艺术水平。我为老人艺自豪！五篇大特写仍嫌少。我将珍惜保存。这是一篇史诗，是老人艺的家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