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关于“伟大的作品”
也许有人会说哈金的时代比张爱玲幸运，其实不然，犹如爬山，哈金总是让自己选择高峰和险峰。那年纽约评选“五大道”文学奖，请哈金做评委，他在颁奖仪式上讲话，讲的重点就是美国小说为什么繁荣，是因为他们有一个“伟大小说”的概念。听众反响热烈，叫他把这个观点写出来，哈金回去就写了，提出了“伟大的中国小说”，结果引起轩然大波。
在哈金看来，目前中国的文学中缺少的正是“伟大小说”的概念，他认为“伟大的中国小说”应该是这样的：“一部关于中国人经验的长篇小说，其中对人物和生活的描述如此深刻、丰富、真确、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认同感。”这个定义显然是受了“伟大的美国小说”的影响，早在1868年, J.W. Deforest 就给伟大的美国小说下了定义：“一个描述美国生活的长篇小说，它的描绘如此广阔、真实、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美国人都不得不承认它似乎再现了自己所知道的某些东西”。这个定义当然只是一种任何作家都只能努力接近而无法达到的理想，却是深深地影响并引导了哈金的创作。在哈金写作的桌子上，常常竖立着托尔斯泰、契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理的书，他坦言自己每天是仰望着这些大师写作。西方文学界至今仍以旧俄文学为学院派的典范，哈金从中体会最深的就是“对小人物的关怀、丰富的生命感以及人性的神圣”。由此，我们看见了哈金创作的起点，这也决定了他的作品必然无法平庸。
此外，与一般的写作者不同，哈金在创作时常常想的是：“所谓读者，不仅仅包括现在的人，也包括过去和将来的人。”（3）他还说：“文学创作，很多人名滿天下，卻沒有‘不朽’，眼下的名声往往是不堪一击的，作家的生命只能靠作品来维持。” 他甚至笑谈：“我相信灵魂，相信将来会遇到一些已经去世的作家，所以我不喜欢鲁迅，觉得跟他来往会不自在，而契柯夫和沈从文则是我喜欢打交道的人。”
在我看来，哈金的一部部“笨重小说”，没有汪洋恣肆，也没有轻松娱乐，但却不会过时，相信在很多年后，人们还想要读。
五，关于“自由”的代价
哈金的文学贡献，除了他在大的历史背景下所挖掘的“道德难题”，作为一个杰出的“新移民作家”，我以为哈金的特别了不起是他写出了我们这一代“离散者”在追求“自由生活”的过程中所付出的沉重代价。
《自由的生活》是哈金写得最长的一部小说，英文版达600多页，他把自己的视线由中国转到了美国，他要写的是美国新移民的生活境况，写自己身边的人和事。当然，他是借了别人的经历，来完成自己的精神自传。在这部移民小说中，哈金以他特有的客观和冷静，将“自由生活”背后的痛苦代价淋漓尽致地和盘托出。为此，哈金说过一句特别深刻的话：“自由的生活，是有高昂代价的。在追寻自由生活的过程中，失去的恰恰就是自由。” 在我看来，这正是哈金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哈金自己也说：“我认为这是我的代表作。”
《自由生活》中的武男和萍萍来到美国，先是做着回国教书的精神准备，后来一家团聚，开始了“美国梦”的追寻。书生气的武男一心想要成为诗人，但美国改变了他，他不再是一个软弱的书呆子，也不再羞于为金钱而苦干，他在学了些手艺之后，顶下了乔治亚州的一家中餐馆，开始落地生根，一步一步地拥有了自己的房子。
小说中关于主人公为什么留在美国？为什么有那么多中国人想去美国？武男和朋友雅芳有过这样一场对话——
武男：“我觉得人们并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想到美国来。”
雅芳：“他们怎么不明白，为了更美好的生活啊！”
武男：“可是这里的生活一点也不容易。”
雅芳：“可是，这里有自由。”
武男：“要是你不知道怎样利用自由，那么自由就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被压迫和限制得太久了，所以要我们改变思维方式，获得真正的自由，是很难的。我们习惯了被遁词和虚无所限定的现实存在。我们个人品味和正常欲望大部分都被谨慎和恐惧束缚了。简而言之，我们纯真的内在自我已经失掉了。”
在这里，哈金借着小说中的人物表达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渴望摒弃那种把国家凌驾于个人生活之上的生活，换句话说，他想要的是个人的、有意义的自由生活。但这种“自由生活”的代价首先是一无所有从零开始，并且因自由而忍受孤寂。
近年来，哈金说他一直都想写有关移民生活的小说。他有句名言：“移居是人类现在的生存状态，每一个人多少都是移居者，我不过是移得稍远一些。”（4）
二〇〇五年的二月，哈金去纽约法拉盛参加一个会议。他回忆说：“那是我第一次去法拉盛，见到熙熙攘攘的街道和大量的华人移民。他们大多来自大陆和台湾，在这里落地，开始新的生活。繁杂的街景让我十分感动，我想许多美国城镇一定就是这样开始的，于是我决定将所有的故事安置在法拉盛。后来我常去那里察访，主要是寻找细节，并保证它们在书中都准确。前后一共大约去过二十次。”于是有了后来的《落地》这部纽约新中国城的故事。
《落地》在2012年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后受到了海内外读者的喜爱，因为这些华人移民的故事也是他们自己的或是他们父辈和祖辈的故事，也是世界上无数孤独坚忍、寻找家园之人的故事。评论界认为：“小说中所呈现的海外华人的生活充满了艰难与辛酸，真实可感又具戏剧性，写出了新移民对新世界的探索与追寻，对故乡无奈的眷恋与牵挂，以及对自身身份的迷茫与确认。”
最难忘在小说《自由生活》中，哈金曾写下这样一段话：“做一个自由人，他就得走自己的路，就得忍受孤单和寂寞，就得丢掉成功的幻想，以便适应他作为一个新移民，作为另一种语言的初学者而被贬低的境地。除此之外，他还愿意冒着消耗生命而什么也没得到的风险，冒着成为别人眼中笑料的风险。最后，他还得有足够的勇气，专心致力于写诗而不是挣钱，而且甘愿面对失败。”这与其说是小说主人公武男在漫长移民旅途中的精神觉悟，不如说就是哈金想要表达的“新移民”内心独白。
6，“局外人”的艺术语言
哈金的小说语言非常奇特，很阳刚，很顿挫，充满了一种“局外人”冷眼旁观的力量，有人形容为是“推土机似的叙述方式，笨拙并且轰然作响”。
在当代作家的语言风格中，有的是充满意象如莫言，有的是充满古意如贾平凹，有的是充满紧张如严歌苓，有的是充满柔韧如张翎，但是哈金的语言很是独异，大冷里有大热，大俗里有大雅。比如他的短篇《皇帝》，所有的小孩都是用绰号：皇帝﹑光屁股﹑孙子﹑镰刀柄﹑大虾﹑斜眼﹑白猫﹑大帽等。他叙述故事的语调，是那种男性的沉着、镇静、简洁、清晰，穿透力强，有股子金属般平稳的硬度。那年他来休士顿演讲，干脆就直言：喜欢《水浒传》而不喜欢《红楼梦》。
在哈金的小说里，我尤其喜欢他的那些如匕首般锋利简洁的短篇，如《光天化日》和《落地》，虽说写的都是他早年生活的“中国经验”，但却完全是一个“局外人”的文字气场。哈金在接受译者明迪访问时曾说：“艺术家不管在哪里都是局外人，我害怕成为局内人。”这一点，正造就了他不动声色的语言魅力。也因为此，哈金的短篇小说每年都有一些被收入美国课本或选集，不少青年作家在读它，学习着怎样写短篇。
说到自己文学信仰的改变，哈金坦承有一部书深深影响了他，这就是奈波尔的《大河弯》，写一队前行的蚂蚁不会因为有些蚂蚁掉队或迷失了而停下来等待，依然继续前进。奈波尔的蚂蚁譬喻确切地捕捉到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我们这一代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已经被灌输这信念，即在你和国家之间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合约”。对哈金来说，这个合约到美国便失效了。无论掉队或迷失，哈金意识到，作家就是作家，他必须学会独立，用作品回答一切。一个好的作家能够尽力所做的一切，就是发出个人的声音——这成了他今天的文学信仰。
很多人在期待哈金小说的中译本，哈金说：“我能做的就是努力给作品一颗强大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