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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五月的一个周末，我跟一位朋友，麦克考瑞大学（Macquarie University）人类学系教授Pal Ngril坐火车去悉尼西南郊的小镇Campbelltown。那里的艺术中心自从2005年改建后成为大悉尼地区一个很活跃开放的社区艺术中心。我们这次去是去参加一个新书发布会，顺便看看就要结束的艾未未的画展。
新书发布会就是琳达主持，她的客人是远道而来的加拿大名记者兼作家黄明珍 (Jan Wong)。 黄是来推介她的新书，《北京秘档》 (Beijing Confidential: A Tale of Comrades Lost and Found), 英国版名为《中国细语》(Chinese Whispers: Searching for Forgiveness in Beijing)。我在温哥华读书时经常能在Global and Mail上看到黄的文章，那时她有一个访谈名人的专栏。黄以言谈激烈尤其在宗族歧视上异常敏锐著称。她是第二代华裔，七十年代在美读书时就是个理想主义的毛分子。1972年中国一恢复与西方世界的联系打开国门，她就是最早到中国的北美留学生。是周恩来总理特批的两个到北京大学留学中的一个。那年她19岁。 这段留学经历使得她写出后来成为畅销书的《红色中国布鲁斯——从毛到现在，我的长征》（Red China Blues: My Long March From Mao to Now）。
而新书《北京秘档》就是黄以当年她做的一件让她负疚的告密事件为引子，二十多年后再访北京的所见所闻。不难看出，从个人经历和对中国的情感上，琳达与黄自然惺惺相惜。
文化中心能容纳三四十人的小会议室坐满了，中国这个题目对澳洲人还很有吸引力。尤其三十年的急剧变化，不仅中国人自己，就是像琳达与黄明珍这样当初最早目睹中国的七八十年代的人都有物是人非， 恍如隔世的感慨。只是隔壁展厅艾未未的画似乎提醒人们，猴子与龙的搏斗还在以新的形式在继续。
那天新书发布会和签名结束后，已经是下午三点了。我们一行人在文化中心的室外咖啡馆坐着，享受着澳洲秋日金色的阳光。火红的头发，彩框眼镜，谈吐伴着长耳环摇曳生动，琳达看上去真是风情万种，活色生香，像她小说里走出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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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琳达又开始追寻莫里循的故事。
莫里循（George E. Morrison, 1862-1920）大概是在中国最有名的澳洲人，他的故事现在几乎是人尽能详。有文化的人是从近年来陆续翻译过来的莫里循的各种传记包括他自己和别人写的；没太有文化的也从那部轰动一时的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记住了这个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非凡痕迹的澳洲人。
莫里循二十一岁就在澳洲本土以冒险家而出名，他长途跋涉两次穿越了这片不久之前还是以流放不守法律的英国罪犯而著称的蛮荒之地。年轻的他随后又跑到其他大陆上探险。在南太平洋上新几内亚岛与土著人遭遇。那一次遭遇在他身体里留下了两块矛头。他在爱丁堡大学医学院治伤之余，读下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又到美国，西班牙和法国巴黎学习行医，直到1890年才回到澳洲的维多利亚州。但年轻不安分的他不久就选择再次漂流世界。1894年进入中国西部。1895年出版的《一个澳洲人在中国》(An Australian in China)为他赢得了在西方世界的知名度，也赢得了英国《泰晤士报》的赏识。1897年英国《泰晤士报》终于决定聘他为该报第一个永久驻华记者。莫里循从此在皇城北京定居下来。逐渐成为中国问题的专家。在世纪交替的那几年，北中国尤其满洲里成为列强明枪暗炮的争夺目标，而莫里循跨越大洋的电报稿常常因其惊人准确的预言使《泰晤士报》成为远东时事的权威。 在1900年义和拳攻占北京的六月到八月间，他又因保护妇女组织反击成为当时在北京的外国人中人人皆知的英雄，而且七月间因为误传他阵亡，《泰晤士报》还发了两版追悼文章，更使他成为帝国的一面旗帜。莫里循在华期间也结交了大批上层人物和政府官员，有时为他们与外国政府引介周旋。1912至1916年间莫一度成为袁世凯的政治顾问。1919年在凡尔赛和谈中还代表中国政府出席和谈。不过，虽然莫理循一生超过一半时间是在远东中国度过，但1920年他死时还是选择在英国，在内心深处，他毕竟还是大英联邦的臣民。
这个被外界所知的“北京的莫里循”在历史上留下他个人的痕迹的同时，也具备一个天生的历史学家对史料的敏感和勤奋。他的另一个传奇，除了冒险和时事新闻，就是他的图书馆。在北京的几十年，他搜集了大量图书文献，从传教士的内部通讯，到他自己照的各类照片，从各式各样的日常用品，名片，到最珍贵的中国典籍，这些东西他都悉心收藏并分类，保管得有井有条。1917年，他把这个图书馆所藏以三万五千英镑的价格卖给一位日本商人，后来成为东京远东图书馆的镇馆之宝。莫理循去世后，这个图书馆按他的遗嘱被全部搬回故乡澳洲，如今在新南威尔士州博物馆里。几年前，移居澳洲的中国艺术家沈嘉慰把其中的老照片收集到一起，编成了三卷本的视觉历史书，《莫里循眼中的中国》。据说这本书对国内出版界有一定影响。我不久前回中国，就看到大量翻译的外国人回忆录。在晚清民国历史被严重毁坏和丢失的情况下，形形色色的外国人，从传教士到外交史官到记者作家，他们的视角和记忆成为一个弥能珍贵的资料库。
莫理循传奇般的经历和大于凡人的性格无疑是史学家传记作者们最好的素材。在他们的笔下，这个有着人类冒险和博爱之心的先行者，这个十九世纪殖民文化的产物，，无疑也带着历史的局限和争议。所以莫里循也被一再书写。
如今，一个女人，一个小说作者也想写莫里循， 而且她想写他的私人生活，被他的公共形象或人格面具所掩盖的私人生活，而这段私人生活又是从莫理循与一个不守常规的女性的遭遇讲起，那将是一个多么“不正经”却有趣的故事。这个故事有个最恰当的名字，“一个最不正经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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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不正经的女人》(The Most Immoral Woman) 截取的是历史的一个片断，1904到1905年日俄开战的一年。熟悉历史的人知道西方各国对日俄战争的关注程度。而对中国人，这是近代史上又一个侮辱性的事件，两个争夺霸权的国家在第三国的土地上开战，让那里的人民遭殃，满清政府无力无能到如此程度。这场战争因为莫理循准确地预言了这场战争以及在战争中的某种推波助澜的作用又被称为“莫理循的战争”。
但在莫理循个人历史上，这一年也许是他，这个大英帝国维多利亚时代的英雄的滑铁卢。这一年的早春，他在山海关遭遇了梅 珀金斯 (Mae Perkins)小姐，或者被他爱称为梅西的自私任性，放荡奢华的美国女人。即使对见多识广的莫理循，珀金斯小姐代表了他所不熟悉甚至也不能理解的新型女性。二十世纪最早出现的“新女性”，从时尚画报上Gibson Girl， 到现实生活中的爱丽丝 罗斯福（Alice Roosevelt, 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女儿），她们掀起了争取教育权利，工作权利，甚至选举权的运动，并开始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 梅正是上流社会开风气之先的这类新女性，虽称不上真正独立的女性――她的父亲是加州的百万富翁，也是加州在国会的议员，这是她挥霍交游的基础，但无疑她享受着丰厚的物质带来的精神上的自由以及社会变革给女性带来的机会。早在１９０３年就以单身未婚女性的身份到欧洲和东方旅行，一路上屡屡出击，艳遇不断。从华盛顿的国会议员到旧金山的牙医，从荷兰的外交官到驻远东的美国记者，她把他们玩于股掌之上，丝毫不担心自己的“前途”――她继承的家产足够养活她自己。
也许正是她的无所事事，她的不计功利，使她对她周围的雄性政治性动物的虚伪与野心有了局外人的洞察和了解。在书中，她是唯一敢挑战和调侃莫理循的人。年过中年的莫理循，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穿越澳洲大陆，探险亚洲的有着朝气与信念的青年，他更多看重的是自己在政治江湖中的地位，和作为帝国代表的权威。几十年殖民地政治文化的熏染，使他身不由己地成为另一个殖民主义和男权社会的维护者，即使时不时他也许会在他坚持了几十年的日记中流露一点矛盾与迟疑。
于是，在琳达的小说中，梅这个新女性才是小说的主人公，她带着美国物质文化的奢侈自信，带着女性对自己的权利和欲望的充分认同张扬，嘲笑并颠覆着莫理循的世界，使他陷在这个“最不正经的女人”营造的陷阱中不能自拔。一方面，她的聪慧，直觉，纯感性的美和在性爱关系上的主动进攻和尽情享受，一次又一次把他吸引到她的裙下，成为众多的崇拜者之一，并为此常常“玩物丧志”；另一方面，她的浮华享乐“毫无廉耻”，是对他所崇拜的传统女性美德的挑战。他不能娶她为妻却又对她无法忘怀，这种为情感左右的局面威胁着他几十年雄性逻辑和殖民文化所建立的理性世界。
小说的另一个主角是年轻的刚刚被《泰晤士报》派到远东报道日俄战争的战地记者詹姆斯（Lionel James ）。 詹姆斯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有着理想主义的执着和坚持。为了能及时报道战争进展，他试图引进最先进的无线电台发送电报技术，但是却受到环境的限制以及日军的层层阻挠，最后也没有成功。但在小说中他的先行者的勇气使他“虽败犹胜”，他是作为与已经变得世故圆滑只为政治利益盘算的莫理循的对比而出现，让我们再一次感叹世事对人的精神的侵蚀。同样，莫理循的中国随从Kuan的理想和行动――他最后与爱人私奔，投身反清革命组织，为自己的民族寻找新的出路，也向莫理循的世界提出了道德的质疑。
就这样，《最不正经的女人》以莫理循在日俄战争中所扮演的道德含混的角色和他的私人生活中的矛盾处境两条线的平行发展，给我们呈现了英雄的另一面，或说让我们看到了英雄的末路。琳达的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批评视野无疑赋予了她重写历史所需的新的历史感。
小说家亨利 詹姆斯在给他同时代的一位历史小说作家的信中曾说，恰恰是现代人的“历史感“ 成为小说存在的理由。 “你应该尽可能搜集历史遗留下来的蛛丝马迹，虽然去用我们现代的头脑来穿凿和表现过去的意识，灵魂，感觉和视界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你必须用尽全力，用你现代的头脑来想象。”他似乎在暗示，正是这种在历史的蛛丝马迹和现代头脑之间的张力或说平衡造就了小说的历史感。
澳洲国立大学著名的年度种族学讲座自1932年开设以来就是以莫里循命名。在2011年七月的第七十二次讲座上，琳达受邀成为主讲人。面对台下众多的权威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史学家，小说家琳达不无抱歉但充满自信地为自己辩护， 引用英国小说家L. P. Hartley （1895-1972）1953年的小说The Go-between那段经典的开场白：“过去犹如异国，在那里人们不寻常地行事” (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 they do things differently there)。是的，在那片充满异国情调的土地上，小说家可以和历史学家一样成为我们的向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