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二年的一个夏日黄昏，我在街上走着，忽然看见一幅电影广告。仙台的一番町步行街，相当于北京的王府井。在街的南端有一家“名画座”电影院（日文称电影为“映画”），常放些欧美名片，是我的心爱。那个黄昏，我看到悬挂在三楼临街的大广告牌上，是一个有点憨有点惊诧的侏儒，注视着大街上匆匆来去的熙攘人群。我本来是要去大荣商场的地下超市买菜的，但是，当我看到那侏儒，我立即改变了主意，向名画座走去。
海因里希.伯尔和君特.格拉斯是战后西德的两大作家。伯尔获一九七二年诺贝尔文学奖，所以文革后不久，就开始出版一些伯尔作品的中译本，而格拉斯作品的中译本，要等到八十年代末期才面世。一九九九年格拉斯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中国顿时声名鹊起，而伯尔反而没有多少人读了。我在一九八一年读过伯尔的《莱尼和他们》，叙述纳粹的兴起和战时的德国的背景中，一个身怀异禀的女性的感觉和人生际遇。我曾为莱尼深深感动，以后会写一篇关于这本小说的文字。当时通过读伯尔，知道了和他齐名的格拉斯，却连他究竟有哪些作品都不大清楚。就这样，我事先一无所知地看了根据他的小说拍摄的《铁皮鼓》 。对于我来说，真正难忘的电影其实很少，影象，音响，语言由视觉与听觉而直达全心身的震撼感十分难得。那天晚上从电影院出来时，橙色路灯已经点亮，我晕晕乎乎地走在人群里，周围的真实世界突然变得很不真实，我好似置身于一幅印象派斑斑点点的画中。《铁皮鼓》的故事喧闹而荒诞，电影的基调却是很有节制。德国风格的象征隐喻需要冷静思索，而尖叫和死亡这样似乎很刺激的音像，过去后竟然让人感到荒凉。在一九八二年夏天，我还不曾看过多少好电影——我们这代人很多课是后来补的，自然也谈不上什么鉴赏分析能力。然而，凭着童年的文革记忆，青年的敏感内心，我就走进了《铁皮鼓》。与奥斯卡相似，我在朦胧里以童心感受了一个暗黑的时代，大人世界的暴力，愚昧，谎言和背叛；有些场景，在一九八二年还困扰着我。有相当一段时间，面对外部世界，拒绝成长是潜藏在内心深处的一个愿望。可是我没有一面鼓，我不得不长大，不得不走入实际人生。穿过整个青春岁月，在某个夜深人静的时刻，我偶尔会听见一个声音对我说：我并不想这样，我只是不得不这样。我从不曾对别人叙述这个声音，觉得它不可言传，别人也无法听到。
在我的历史阅读里，纳粹时代的气氛与文革时的气氛非常相近。正因为如此，我才会一看《铁皮鼓》就感到了拒绝成长背后的力量。虽然格拉斯和伯尔的风格差异很多，奥斯卡和莱尼的故事却都是关于在疯狂的世界里完全无能为力的个人。虽然他们并非犹太人那样的受难者，但他们分别是儿童和女性，是只可能被动地听任时势拨弄的弱者。他们的故事，不只是自身的命运，更是关于他们如何感受外部世界，以怎样的方式守护自己内心的过程。 奥斯卡的拒绝成长，确实意味着对第三帝国的一个姿态。关于小说与电影的批评，不可能忽略侏儒的现实象征意义。我曾看到一篇影评，认为奥斯卡是隐喻当时知识分子的良知，这种解读也颇有见地。文本分析，意象诠释，符号解读，是做文学批评的基本功。不过，我以为文学批评说到底和文学本身一样，是诉诸感觉的。结构或解构分析，于研究方法的发展不无裨益，却容易使批评本身有“隔”的感觉。另一方面，上述关于奥斯卡的隐喻的见解，又似乎太“实”了一点。能够穿越时空流传的故事，大约总有一些地方，具有超出所叙述的时空本身的动人之处。事实上，当年我看《铁皮鼓》时，还联想到福克纳的《喧嚣与骚动》里的傻子。在我看来，福克纳说的也是一个相似的故事。侏儒也好，傻子也好，他们看这个世界，有着独特的视角；较之他们周围的碌碌众生，他们的心灵更为单纯，想不到要去遮掩他们或从臀部的高度或以混沌未凿的意识所看到的人生百态。拒绝成长，是直面不美好的现实世界时的拒绝介入，未必只是指向某些特定的时代与事件。
也许，很多人都曾有过拒绝成长的愿望，在美丽幻觉轰然倒塌，世事人群看上去令人无法接受时，如此的愿望是一种本真的反应。然而，愿望仅仅是愿望。如今我已不再听得到许多年前曾埋藏在心底的那个声音，虽然我或许更深地感到一点《铁皮鼓》的审美意义：拒绝，是一次关于美感的选择。拒绝，至少和追求同样重要，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更为艰难。追求大多来自虚妄的念想，拒绝很少不基于清醒的悲观。人很容易在追求的过程有意无意地迷失，人也很难不在拒绝的同时或多或少地妥协。
我们的文化背景，注重道德事功，人情世故，天真从来是这个民族的弱项。我们在心情上能够达到的最好境界，不过是历尽沧桑，淡于名利。一个熟透了的文化里，没有人可能拒绝成长；我所想的是：在怎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拒绝，我们应该拒绝什么？
写于2006年，重发悼念君特.格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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