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家里同样漫溢着恐怖气氛，抄家仿佛是迟早的事情。父亲已经把行李打好，随时准备以“公安六条”的身份被遣返回乡。一天我回到家，小妹告诉我，我们学校的老兵已经来抄过家了，拿走了一只皮箱，把我的邮票和日记什么的全抄走了……从小学起我就开始集邮，母亲在人民银行工作，全国所有往来的信件都要经她之手，一天就有上百封，邮票更多。那年头时兴积攒盖销票，有此便利我遂有了集邮的兴趣。什么梅兰芳票，金鱼票，牡丹票，十几张一套的，别人很难弄齐一套，我却有好几套，多出的就去换外国邮票。多年下来，积攒了好几册。解放以来国内邮票我已经攒齐了，其余几册则是外国的。
回想往事，我校的老兵应该是比较文明的，基本不打本校的学生。为数不多的打人者多是军队子弟，可能听战斗故事淤住了。
我班的老兵头目，长相颇似李逵，本以为他抄家中必会逞凶，没料想却做了两桩好事。一是我校党总支周书记的妻子为某中学的书记，该校红卫兵去他家抄家并毒打其妻，周书记在旁边不识时务为妻说话，惹得老兵怒上添堵，皮鞭疯狂冲他挥舞，结果打成脾脏破裂……还是我班这位小头目赶去，说这属于我们学校的势力范围，才将他从皮鞭下救出，并送往医院抢救，救了周书记一命。后来，这位头目又揭发有人在抄家中私藏金子……。
红色恐怖的时间不长，可对我们这些亲历者来说，却是刻在心上的一道伤疤。我总是后怕地庆幸自己还活着。因为庆幸，从来没有想过讨回自己的邮票与日记。但是，从它们被抄走的那天起，我就再也不写日记和集邮了。爱好与噩梦联系在一起，我惟有将爱好与噩梦一起斩断。
很快大串联开始，顾不上打砸抢了，老兵们纷纷到外地去见世面，外地的学生来北京的更多。我们这些“狗崽子”不但松了口气，还派上了用场，昼夜值班，接待外地来的红卫兵。我特别羡慕能去外地串联的人，可走出去的念头想都不敢想，没觉得自己有这种资格。那时候，我的心灵已经被革命扭曲，原先觉得人生而平等，这会儿却只想如蚂蚁似的活着。
1966年入秋后，萧瑟的秋风也吹到了老兵身上，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从那时侯起，我们就算彻底翻身了。一觉醒来，突然发现自己从地狱到了天堂，你说是什么感觉？轻飘飘的幸福感，有点儿像在做梦，很美的梦。一点不夸张，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因为幸福在心中涨满，便想分给别人一些，甚至分给曾经整我的人。看到老兵被批得低下了高贵的头，仍有人不依不饶，在我提议下，我们又贴了张应当团结绝大多数同学的大字报。许多同一战壕的战友不满意了，批判我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我闹不清人道主义该属于哪个阶级，到今天才搞明白，人道主义是普世原则。
期间，我和刘小佈去了趟清华大学，并和蒯大富见了一面。引见者是我的邻居阿春，在清华自动控制系上学，与蒯大富同属井冈山派。记得那是蒯大富给刘少奇贴出大字报的第一天。
那时的蒯大富刚被解放，还没有牛气冲天的架势，挺平易近人，长得白净，很有些风流倜傥。记得他的左右臂刘才堂与刘泉也在场。我们聊了大约两个小时。期间我曾直言不讳地问他，为何要给刘少奇贴大字报？就不怕再次打成反革命吗？他有点神秘地对我们说，周总理跟他长谈过，大字报是在总理启发下写的。至于蒯大富说的是否为实话，那就只有当事人自知了。
正与蒯大富聊着，外边的扩音器里突然响起震耳欲聋的声音：资产阶级的狗崽子竖起你们的驴耳朵听着……他立刻站起来对我们说，你们快走吧，来镇压了！我们只好赶紧往外走。只见成群穿着绿军装，臂戴黑字红袖章的少男少女们正狂撕大字报，嘴里骂的都是“狗崽子”之类的话。一打听，原来他们是海淀区11所中学的老红卫兵。
说实话，蒯大富给国家主席贴大字报，我当时并不认为是反革命行为。我们也是所谓反工作组的，在感情上自然与他站在同一立场。那时有句话特别流行：怀疑一切。我深受这种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认为给国家领导提意见挺正常。
后来听说蒯大富搞得很不象话，甚至真刀真枪地搞起了武斗。我的邻居阿春也和他反目，从井冈山到了414。她的男朋友被围困了几十天，没吃没喝，后来还得了严重的肺结核……而我印象中的蒯大富永远定格在他刚解放的那个时刻。我一直为他惋惜：一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能从农村考进清华多不容易！若没有革命，他肯定是个出色的工程技术人员或企业家。一场革命点燃了多少野心，烧毁了多少脚踏实地的理想！
后来，兴起了“四三”派与“四四”派之争，一派反对解放军领导学校的革命，一派力挺解放军。按说，解放军对我们这派够意思，刚开始，我们的感情倾向于“四四”派。可看到曾经的战友突然站在了对面，互相喷吐沫星子，彼此毫不留情，那感觉真不是滋味。因此，我们自称“不三不四”派，主张大联合及复课闹革命，超然于两派之外。这让解放军和两派都不满意，说我们是“骑墙派”。眼见得斗来争去，大家都变成了乌眼鸡，这革命也太没意思了。我们索性很少在学校露面，而改为天天去北京图书馆坐班。那几个月，从早到晚，我们按着图书馆的目录索引，将没看过的世界名著扫荡了一遍。
1967年10月份，听说了曲折一行十人去内蒙古草原插队的消息。我头脑一热，想要证明资产阶级小姐也能比别人革命，从此，结束了学生生活。从本质上说，我本该是距离革命最远的人，一无野心，二无热情，在环境稍有缝隙的条件下便贪图享受。然而，革命一天不结束，它就是我们无法摆脱的宿命。等待我们的将是草原上更加严酷无情的革命。
我们所在的牧场分为两派，一派主要是外来户，属于造反派，另一派主要是贫下中牧，是保场部哈书记的。我们认为，既然是来与贫下中牧结合的，当然应当站在他们那一边。这样，就与造反派发生了冲突。有个造反派的打手，把派出所所长也专政了，两次打我们队的知青，第三次把我们知青买粮食的牛车也扣了，还扬言，你们陶森队的知青来一个打一个，来两个打一双……没有说理的地方，大家只好集合了几个知青去教训他。当时我的劝阻很无力。以暴制暴，鲁智深拳打镇关西，在民间一直是大快人心的。面对这种形势，这群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怎么能不去效仿！结果，这个打手在旗医院死了。死因到现在都是个迷，这是否跟他们那派的医生给他打了一针兴奋针剂有关，是否跟让他平躺在卡车上颠簸了几百里有关？知青头头、我的恋人刘小佈主动承担了主要责任，被判了七年，坐了三年多牢。
不久开始了“挖肃”运动，大批蒙古族干部都成为了“内人党”，严刑逼供下，整个内蒙古地区大约死了一万六千多人，八万七千余人致残。我们牧场，哈书记自然首当其冲成为了“内人党”，他老伴就是那时自杀的，但直接因“内人党”被打死的却没有，这在整个内蒙古地区都属罕见。或许是因为我们牧场没有打手了？
那个时代对与错是颠倒的，许多人犯错误和迫害别人皆出于要革命的目的，品质恶劣的应是少数。而我尽管心里明白对与错，出于自私的天性，为了自身利益，却矛盾着甚至准备违背良知去选择自己的行动与道路，这属于明知故犯，应该罪加一等。回忆往事，感觉自己和那个时代的多数人并没有本质区别。我自以为超脱，其实并不超脱；我自以为宽容，其实内心极其苛刻，对以暴致暴同样缺乏清醒的认识；当我与人有不同观点时，使用的语言会不知不觉用上大批判的语言……造反有理与阶级斗争观念已经融化在我的每一个细胞中，就像古时候犯人额上的金印，别人看得清楚，我不照镜子却看不见。
每一个人都是革命不同程度的参与者，也几乎每一个人都不得幸免。所以，寻找责任固然必要，但更重要的是搞清楚自己究竟做过什么，早一天挣脱套在良心上的枷锁，释放自己的良知。因为我不完全、不自觉地以自己为世界的中心，神便给了我生活上的种种磨难，那其实也是对我的历练，破碎我，重新塑造我，让我终能认清自己是距离神要求甚远的罪人。
张华，1967年自愿到内蒙古插队，一直做牧羊女。1974年困退回京，做过售票员、医院的会计，最后从国家工商总局退休。退休后在朋友的帮助与鼓励下，闲时开始爬格子，出版过《羊油灯》、《机关大院的故事》、《燃情年华》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