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伟大领袖提倡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以来，我就往往在对立面挂着。文革结束后，我感觉自己基本没站错队，便常有几分窃喜，口里虽说不恨那些整过自己的人，刻在心底的往事却像噩梦，一辈子化不开。
近年，读到《圣经》中耶稣被鞭打得鲜血淋漓、临上十字架时，曾对那些迫害他的人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句话深深打动了我，我不由不感到羞愧。这就是神的儿子与我这凡夫俗胎的区别。耶稣没有任何过犯，却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而我这个罪人，却在一味谴责别人所犯的罪错，闭着眼睛不看自己。我这里所说的罪，不是杀人越货之类，而是跟神的儿子耶稣相比太不完全，距离神造人的初衷过分遥远。
人的罪性之一，即是趋利避害。我没有去迫害别人，很大程度取决于我没有这种权力与机会；试想若有这种机会，在长期阶级斗争观念灌输与洗脑之下，在高度迷信与对伟大领袖的崇拜下，在革命形势的驱赶下，我会不去迫害那些所谓的“阶级敌人”吗？不是我往自己脸上抹屎，而是有行为可证：就是对最疼最爱我的父亲，我也曾手下无情，在他处境最艰难的时刻，为显示自己是要革命的，为了表示要与他划清界限，曾向他投过一枪，只是杀伤力不大而已。
自从填履历表有了出身一栏，父亲便让我们写成“旧军政人员”。他是民主党派的，解放前曾参加过民主运动。大院里的孩子就连与民主运动不沾边的，也填“职员”，但他强调要对组织忠诚老实，结果，却把自己的子女推到了对立面。随着我处境的不断恶化，我对父亲的埋怨也逐渐加深，甚至有恨在心里发芽。
父亲最疼爱的一直是我，在心底我与他感情最深。自从因出身不好挨整后，我就开始怨恨他，爱与恨纠缠在一起，充满着无奈与矛盾。我不得不试图与他划清界限，曾写过不少思想汇报，将自己和他批得一无是处，想挤进团组织内。可是，我很快灰心地发现，这界限根本划不清，无论我怎么努力，写多少思想汇报都是一堆废纸；无论我怎么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组织的大门不会向我打开一角，还把我撞得头破血流。因进步毫无希望，争强好胜的我恨自己生在这样的家庭，怨父母不该把自己带到这个世界上来，骄傲也随之变成了自卑。
文革初起。父亲的机关有人给他贴了十几张大字报。他被贴得脸色铁青，眼里满是恐惧。我似乎还嫌父亲的压力不够，为表现自己的革命与赶潮流，更为了表现确实在与他划清界限，遂做起了家里的造反派，动员弟妹和我一起给他写过一张大字报。内容如今已经记不清楚，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例如他自私，困难时期曾到自由市场买过一只鸡之类。解放以来，父亲变得特别谨慎，即使在家里，也常常望着天花板发呆，谈话从不涉及政治。这张揭发父亲的大字报，最后是父亲自己拿到机关去的。他觉得正常，我也觉得理所应当。几十年来，他从没为此指责过我。直到父亲去世的前几年，回忆往事，我才有了内疚与不安，觉得自己的行为是给他雪上加霜。其性质与那些大义灭亲的弑父者一样，只是我的手里没有足具杀伤力的子弹，我的革命意志还不够坚定，也多少有些作秀的成分。十诫中有“孝顺你的父母”。试想，一个人连给予自己生命的人都不懂得去爱，那他（她）怎么可能会真正地爱别人。所谓爱人民，不过是一种无的放失的虚幻意念罢了。
那时，社会上整校领导的声势已经相当凶猛。我校在大潮冲击下，给校长、团委书记等戴高帽游街，打人也发生过，可能跟清一色高中生有关，都不算特别狠。
运动初起，老师给校长贴大字报提意见，校长却找几位历史有问题的老师谈话，威胁要将他们的档案抖搂出来。有个姓王的老师，上大学期间正是1957年左右，反右时曾有过所谓“右派言论”，虽没打成右派分子，却已记录在案。这一谈话，搞得王精神失常，第二天在学校的楼道里突然跳出来，扬言要与毛主席拼命。并没有攻击伟大领袖的施政纲领与人格，只是一通胡言乱语，却已足够货真价实的“反革命猖狂进攻”。在工作组和师生代表委员会的领导下，将王整得很惨，五花大绑，跪在地上，拳打脚踢……
我校团委书记整天大讲阶级斗争，整人也狠。我们班的何景仪，听说被查出家庭出身不是小业主，而是地主，团委书记就提出要开除何的团籍，搞得何有好几个月精神到了分裂的边缘（后来，每次与她见面，她都在叨唠这件事情，可见伤痕之深，并在更年期时跳楼自杀。）后来团委书记也被批斗，还挨了打。我虽然觉得打人不对，但看着给我不喜欢的老师戴高帽，批斗他们，我都觉得挺正常，甚至有种快感。那时，“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已经深入我心，阶级斗争与造反有理也逐渐成为植入我血液中的蛊虫。
工作组一来，就反对将矛头指向校领导，主张全面开花，大揭盖子，很像当年的反右派。特别是那位组长，对普通老师态度极坏，在全校大会上严厉指责那些给校领导提意见的老师。在他引领下，开始给老师们上纲上线，几乎是一个个过筛子。我们班有位女同学，历来爱当老师的向日葵，特别喜欢围着老师提问题。不知道是团支部的几位怂恿了向日葵，还是向日葵主动向团支部表功，他们突然贴大字报揭发穆老师，说他讲过“反对毛泽东思想不一定反党反社会主义”，并据此将他打成反革命。一时间，墙上堆满了声讨穆老师的大字报，有老师们的揭发，更有诸多同学的声讨。我记得穆老师那些天主动将分头剃成了光头，无论见到谁脸上都没任何表情。运动开始，他曾和当时的几个年轻教师一起，给校领导贴过不少大字报，这下引火烧身了。向日葵的揭发，根据他让我们学习毛泽东主席在全国最高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引起。那天下课后，向日葵向穆老师提问：反毛泽东思想是不是一定反党反社会主义？穆老师拿毛泽东主席的话回答她，说宗教是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但爱国宗教人士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所以，反对毛泽东思想不一定反党反社会主义……
文革一起，讲的是造反有理。这句话特别对我们的口味，小人物被压制久了，一旦有了条件，不造反还能怎地！我们几个人写一张大字报，指出在工作组领导下，现在运动的大方向错了，不该压制群众的革命热情，更不该把矛头对准普通老师。穆老师在我们班挺有人缘儿，一时动员了共十一位同学签名。结果工作组长在大会上直接把矛头指向了我们。
没多久，听到工作组要撤离的消息。工作组临撤离的头一晚，陶铸突然光临我们学校。那年头革命革得人人都像打了鸡血般兴奋，不知道什么叫困，同学们大都连轴转，不分昼夜商讨革命形势，筹划对策，赶写大字报。我们这几个无法置身事外的当然也不例外，陶铸来的那晚我也在场。那时的陶铸已经是中央的第四把手，对我们学校来说当然是莫大的荣幸。首长讲话大概的意思是工作组要走了，你们学校的学生代表骨干表现不错，坚持了运动的正确方向，今后就靠你们这些小将，把学校管理好……这番讲话的含义明显是把学校的管理权交给工作组支持的干部子弟。
工作组撤离大约在8月份左右，不久，以工作组依靠的骨干为核心的干部子弟组建了老红卫兵，想要领导学校的运动，但想把权力接过来却颇有些力不从心，学校里一时出现了群龙无首的状态，压在我们肩头的山，大有摇摇欲坠的趋势，我们的队伍又有些壮大起来。实际活动中，我们以战斗组为单位，战斗组的名字就叫“造反有理”。看来，伟大领袖的这把火，也把我这从不关心政治的人点着了。我们班的这个战斗组什么出身的都有，甚至有个据说出身军统兼中统双料的女生，大家也一视同仁。
当初进入65中时，我心性高傲，有棱有角。三年多来，在阶级斗争这把锉刀的磨砺下，已经钝成了一块易碎的木片。回想少年时代，一心想学居里夫人，起码当个一代名医，而革命一来，却突然发觉自己一门儿不门儿，形同废物，由于字写得糟糕，连刻蜡版和抄写大字报都不配，只能跟着跑龙套，心里的懊丧与自卑可以想见。
不久，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明确了这次运动的大方向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记得那天晚上，我们战斗小组齐聚我的男友刘小佈家中，商议写大字报的事情。他的姥爷走过来，很激动地举着个半导体，让我们听广播中的内容。双方都兴奋，觉得自己没站错队。谁也没有预见到，这场运动将指向包括这位老人在内的当权派，并且要彻底打垮，秦城监狱一住七八年。
八月初，“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著名对联也在我校张贴，不久抄家就开始了。“老兵”们都穿起绿军装，腰间系根宽皮带，有时还将皮带解下，在空中张扬地挥舞，皮带发出劈啪脆响，金属的皮带扣撞击在木头上有碎裂的声音。听说就用这皮带扣往人身上抽，阶梯教室中摆满了抄家来的东西，听说还成为了刑讯室，不少所谓的“地富反坏右”就在那里用肉身体验皮鞭的滋味……
我一直绕着阶梯教室走，眼睛也不敢看那些勇敢的战士。尽管没体验过皮带扣的滋味，却感觉自己的脊梁骨已经断裂，断裂的脊梁搅拌着残存的骄傲碎末，拌出的是生不如死的痛苦，而恐惧是油，点燃了痛苦之后变为一片麻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