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车两个字太现实，太俗，单车是南方说法，按普通话，那玩意儿应该荒唐地叫做自行车。但我又不愿意用别的虚假的字代替，破坏这种宝贵的真实性。后来想起，王维有一句“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你看唐人就说单车了，我这两个字其实是很古雅的，简直是大有来头。
我们的小学是解放前的一座祠堂，教室也好，老师住的地方也好，都是一些很不规整的房间，那个寒假我一个人住在那座老祠堂门楼旁边的阁楼上。木楼板，一踩上去就喀喀的响，下面灰尘乱掉。阁楼楼顶很低，屋面是冷摊小青瓦，有缝，刮风的时候呜呜的叫，下雪的时候雪子打得瓦沙沙的响，雪子直往屋里蹦，倒也有些意思。夜里我一个人躺在床上，听着雪落在青瓦上的一片细微的响声，觉得世界安静到了极点。如果再添两声远远的狗叫的话，那就简直是真的有点诗意了。冬夜显然怀着某种阴谋，一心要把我培养成悲惨的诗人。
有一天，我记得是下午，我一个人在楼上书桌前坐着，一点也不知道伍老师进房间来了。当时，我那几篇想念女教师的所谓的诗，跟别的一些写满钢笔字的八开的新闻纸一起——都是我写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那时候特别喜欢用新闻纸写字——随便摊在桌子上。本来，只要有人上楼，木楼梯就会吱吱呀呀的响，我也就有时间把不该让别人看见的东西收起来。那一次伍老师大约是轻手轻脚走上来的，或者我正在那里发呆，根本没有听外面。等我看见他，想收起那些东西时，已经来不及了。他一进来就抓起那些纸看。我的耳朵一下子就热了。因为诗的题目写了那位女老师的真名！他也脸红了，说不定红得比我还快，我之所以脸红倒是因为他脸红在先。
不用说那时候大家都非常难堪。
他胡乱说了几句话就下楼去了。
我生怕他把这件事传扬开去。我知道人家一定会添油加醋地作一些非常生动的注解。而实际情况是，我跟那位女老师之间半点什么都没有，连那位女老师本人一直到现在都根本不知道我有过这一类的荒唐心思。我特别害怕的是闲言碎语最后会传到我母亲耳朵里去，让她难做人。
让我感激的是，我相信，他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别的人。至少我不知道他跟谁讲过。我有一个表叔，年龄只比我大几岁，那时我们经常在一起玩，他跟我无话不讲，不管是怎么隐秘的事情。他就从来没有问过我这件事情。如果他听到什么风声的话，一定会来找我核实，而如果有什么传言，他一定会听到的。他是一个成天东游西荡，数一爱管闲事的人。
当然后来我也就不再惦记着那个女老师了。她毕竟是有夫之妇。这纯粹只是一个笑话。实际上这根本不能算什么，我只是在当时那种环境下很自然地对她有了一种亲近感，一种友谊，如此而已。
本来是要讲伍老师的，又扯到别的事情上去了。现在还是回过头来讲伍老师。
关于伍老师，我特别记得的是两件事。
一是1976年，天安门事件之后不久，算起来我那时还小。有一天，我不打招呼就推开他房门进去玩（我经常这样）。他一把把我扯进去，然后把门关上。房里还有另外一个年轻老师。桌子上有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一些粉笔字。我问我懂不懂小黑板上那些话是什么意思，我说不懂。我当时确实不懂那些话的意思。他就不管我了，自己对着黑板念起来，声音不大，
但是很抑扬顿挫的样子。然后他警告我，这件事不能讲出去。
我后来才知道那是地下流传的四五运动诗词，也就是“天安门诗抄”。
二是后来改革开放之后，我已经参加工作了。有一次我回去，晚上，伍老师喝得醉醺醺的闯到我家来了，兴高采烈地向我们宣布：
“户口要取消了！以后农村人和城市人没有区别了！平等了！民办老师跟国家老师一样了！”
他满面红光。他真是很高兴。那大概是我见过的他最高兴的一天。
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不过是又一次没有根据的传言。党国坚持种姓制度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
参加工作以后，我星期六一般都回家去，跟伍老师接触也比以前多了。在一起也无非是喝茶喝酒聊天，谈附近新近发生的事。当然也少不了相对背诵《增广贤文》的句子，来印证彼此对于人生社会的感受。这期间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可记。
有一次，伍老师，成老师，还有一个谁，我们在一起吃饭喝酒。当时街上流传《烧饼歌》和《推背图》，他们都还没有见过这两篇预言，就要我介绍。我也记不得那么多，随便讲了一点。那时我已经变得有点喜欢讲话了。大家都听得很有兴味。听到我说天下最后属于一个姓成的人，因为《烧饼歌》最后说“文武全才一戊丁，创立新君修旧京”，成老师兴趣陡增，一定要我把那本书带回去，再三保证他抄录完之后，一定“完璧归赵”，并且对我关于这篇预言很可能是民国以后改写过的结论表示极端的怀疑。
我后来把《烧饼歌》和《推背图》带回去给成老师看了。我相信他会把这个预言告诉他的儿子，并且希望他儿子继续向下一代流传。成老师是有学问有才能的人，写一笔出色的颜体字，手书流利优美，博古通今，样样事情都懂，连单车都修得特别好，简直是诸葛亮一流的人物。成老师年轻的时候应该是有大志的，只可惜出身不好，最后官至小学校长而已。
伍老师大约也看了这两篇预言。不过他对这类事情可能没有什么兴趣。他决不是一个自己想得天下或者指望后代能得天下的人。
他家里的日子不太好过。妻子有病。有两个孩子。父母亲都还健在，也要赡养。家里就靠他这点工资才有一点现钱。湖南农村小学民办教师，你知道他们的工资是多少吗？我当然知道，但我不想讲。
他又要顾学校，又要顾家里，又要管田里的事，又要管菜园的事，拖着疲倦的身体劳作着。他身体不好，经常咳嗽，咳得很厉害。有时候我想，他可能不教书日子更好过些。当然也不一定。做民办老师辛苦，但也不见得比纯粹的农民更辛苦些。
后来他在茶厂前面开了一家小杂货店，经济情况应该是好多了，精神也好多了，不过就更忙了。
越到后来，伍老师越爱喝酒，喝了酒越爱讲话，对《增广贤文》越来越深信不疑，越来越相信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没有意思，这一类的结论。弄到后来人家都不敢请他喝酒了。
听说有一次他又在外面喝了酒，单车也骑不稳了，就把单车交给路上遇到的一个什么人，说：“麻烦你帮我骑回去。我家住在茶厂边上”。然后一挥手把那个人送走了，自己在路边上的草里面睡了一觉。事后他也不记得那个人是谁了。单车后来自然是杳如黄鹤，这个故事也成了经典笑话。
世界上也真难得见到这么荒唐的人了。
后来我母亲退休了，离开了那个学校，我也就很少去我们的小学校了。
我最后一次见伍老师是97年初。我从广东回老家去，那一次专门去学校看了看。他们正在上课，我就在石老师家跟桂支书聊天。下课了，伍老师从教室那边走过来，我迎上去。他拍了拍手上的粉笔灰，接过我递过去的烟。我们站在地坪中间抽着烟聊了几句，然后铃响了，他又上课去了。他看起来老了很多。
算起来，几个月之后他就死了。
唉，人生在世，真的像电光火石。亮一下，就灭了。
伍老师是文革前的高中毕业生，就是人们喜欢叫做老三届的那些人中间的一个。当小学老师，无论知识还是资历，是足够的。他没有教过我的课。我想像他上课一定喜欢闲扯。这样的老师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小学反正就那点东西，让孩子们多懂一些别的，并不是什么坏事。
他有两个儿子，现在都已经长成大人了。大的现在接他的班当民办老师，小的在家务农。在我的印象中，大的本分老实，小的倒是个机灵鬼。就教书来说，我恐怕小的更合适一些。有一次，那是我们学校的老祠堂还没有拆的时候，我在屋里，听见外面有人吹笛子，吹的是《编花蓝》，吹得还真不错。出去一看，见四五个小孩在菜园那边玩，吹笛子的是伍老师的小儿子。我有意在这班小家伙面前卖弄一番，就拿过他那支小笛子吹起来，结果是吹不成调。笛子实在太小，小得不好抓手，再说我也好久没吹过了。孩子们都笑起来。我回到屋里，自觉好笑。过一阵，又听见外面响起《编花篮》欢快的调子了。
喜欢搞乐器，这一点，看来他像他父亲，只不知道伍老师的其他一些特长他们两个继承下来没有。
愿伍卓华老师安息。
【1999年11月12日星期五晨写】
最新评论
查看全部评论……(共2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