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母亲的最初记忆缘于1958年的大跃进。那一年，我五岁。我记得，母亲是清早起来出了门的，到了傍晚，母亲才没精打彩的回来了，母亲走进了灶房，喝了一大碗凉水，从厨房里出来，坐在了豆沙石 的房檐台阶上，看了看我，很不自然的笑了笑，一句话也没说。后来，母亲告诉我，那时候，生产队里的干部总是整她们这些出身不好的女人，说她们给生产队里的田地里拉粪土时没拉够规定的回数，拔了“白旗”，罚她们去公社大院里拔草。母亲和婶婶几个妇女在公社大院里拔了一整天草，没喝一口水，没吃一口饭，傍晚时，才被豁免了。那一年，母亲仅仅只有二十四岁。母亲像叙述别人的故事一样给她的儿子讲述往事，没有忧伤，没有抱怨，连一声叹息也没有，那种淡定、淡然像立在墙角的磨刀石一样。
父亲是对家里的任何事都不管不顾的人，记得，那是我六七岁的时候，一个十分清丽的傍晚，我跟着母亲去邻村的水磨上去磨面。那时候，我们村还没有用上电，也就没有电磨子。幸亏，邻村有一座水磨，几个村里的人都去水磨上磨面。母亲的肩膀上扛着一斗玉米，腋下夹着装面的口袋和一把短笤帚，我拉着母亲的衣角，母子俩行走在窄小的乡村土路上。母亲走路很快，我一路小跑着，才能跟上母亲。果然，来水磨坊磨面的有好几个人。我和母亲只好排队等待。天黑尽了，水磨坊中点上了孱弱的马灯，昏黄的马灯给磨坊里投下了浓重而诡秘的影子，潮湿而发霉的气味和面粉的香味比灯光还亮眼。由于那渠水只有水桶那么粗，清清的水像没有吃饱饭似的庄稼汉少力气无力地推动着木轮盘，木轮盘无可奈何地带着一盘石磨，石磨发出的响声迟钝而可怜。不知等了多长时间，才轮到了母亲磨面。母亲把口袋里的玉米倒向石磨上的磨斗中，站在石磨跟前用手偶尔拨动一下。磨过两遍以后，母亲开始在石磨旁边的木柜里用罗儿罗面。我瞌睡得坐在水磨的磨柜上直打盹，母亲就抱起我，把我放在磨柜上，她说，你睡吧，一会儿娘叫你。我和石磨苍老的响声一同睡着了，我在睡意朦胧中被母亲唤醒了——她已经把磨好的面装进了面口袋。母亲说，岐娃，咱回吧。等我走出磨坊，走上乡村土路的时候，睡意全消了。我记得，眉毛似的月亮紧紧地贴在西边的天上，天很高很蓝。没有风，我紧紧地拽住母亲的衣角，跟随着母亲很碎很快的步子。田野进入了梦乡，村庄也在酣睡中，我和母亲走过去的脚步声如同苜蓿地里淡蓝色的花儿一样，从远处的村庄里传来的鸡鸣狗吠声稀疏的雨点一样溅在我和母亲的粗布衣服上……那个情景，我至死不会忘记的。
1959年的初秋时节，村子里大我几岁的玩伴去学校里报名，我是一块儿去趁热闹的。可是，有几个玩伴却因为数不清手指头而被老师拒收。老师叫我数手指头，数了几遍我都数对了，老师就把我的名字写在报名册上了。老师问我，你家是啥成份。我说我不知道。老师说，你回去问你娘。我回到了家，给母亲说，我报上名了，母亲正在纳鞋底，她抬起头来端详了我一眼，说，好么，好么。我说，老师叫我问你，咱家是啥成份。突然，母亲纳鞋底的右手僵在了半空，那根还没有完全从鞋底上抽出来的细麻绳子悬在了空中，仿佛那绳子的一头连着的是母亲的心而不是鞋底，母亲很困难的说，咱家是，是大农。还没等母亲再说下去，我跑到了学校给老师说，我娘说了，我家是大农。老师扭过头来看了我一眼，皱了皱眉头，说，你回去吧。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老师家也是地主成份。他当然知道，我的母亲所说的大农是指的什么，因为在阶级成份中就没有“大农”。年轻的母亲明白，地主成份对于儿子来说或许就是一种耻辱一种伤害，她怯于说出口。可是，她不直接地说出来，就能护佑儿子免受成份之灾吗？母亲那片苦心，我长大后才明白了。
因为是地主家的女人，母亲在生产队常常受到欺负，邻居家的女人用恶毒的语言辱骂母亲，母亲只能缄口不语。母亲被人骂极了，也会理直气壮地还一句：我家也是贫农。母亲的话没错。外祖父家确实是贫农成份。母亲嫁到冯姓人家才背上了地主的黑锅。
母亲的忍耐、隐忍使我感到敬佩和自惭。生活有多煎熬，母亲承受多大的压力，有多大的委屈，她都能忍耐她都能隐忍。父亲一生不顺畅，脾气又很暴躁，他将他的不平、愤憋常常发泄在母亲身上。我记得，有一次，父亲抓住母亲的发髻，把母亲从房间里拖出来，顺手就是两个耳光。母亲没骂一声，也没哭一声，只是说，你打，把我打死算了。父亲在县政府当过八年干部，有点文墨，他骂母亲的言语很文化很尖刻，如刀子一般。父亲还在咆哮，母亲平静地说，我的儿子都那么大了，你还这么骂我，我还有脸没有？母亲说着说着流泪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母亲流泪，母亲只是默默地流泪，不出声地流泪。
文化大革命那十年，家里吃了上顿，不知道下顿在哪里，一家人的日子要母亲一个人操持。临到做饭，没有火柴点火，母亲就抓一把麦草，在麦草中裹一团穿了十几年的老棉花去邻居家点火，母亲将老棉花在邻居家的灶膛里点着，裹在麦草里，小跑着走进灶房，塞进灶膛，拉动风箱，才能用柴禾烧饭。家里要买一斤盐一包火柴，也要母亲去街道上借钱。母亲推着日子的磨棍，艰难地行走，她从未抱怨过一句。
已经到了1976年的夏收时节。我记得，那天是端午节，晌午，我和父亲妻子以及两个妹妹去给生产队割麦回来，一看，母亲没在灶房里做饭，锅冰灶凉。我问祖母：我娘哪达去了？祖母说，没有米面做饭，大概出去要面了。一家人干了一大晌活儿，又饥又喝，回到家，却没有饭吃。即便我们是民国时期的长工也未必这样苦。父亲和妹妹他们坐在房檐台上，一脸苦相，我的饥饿已被心痛所取代——我们这是活人过日子吗？我痛楚得眼泪花直喷。可是，有什么办法？不一会儿，只见母亲急急地从院门里进来了，她的脸色蜡黄，额头汗珠滚滚。她手里提着一个面口袋，一句话也没说，走进灶房，开始和面。等一家人刚吃完饭，出工的铃声又敲响了。母亲是怎么讨要的？是从哪个村子里要来的面？母亲是不是受了屈辱——开口讨要本身就很屈辱。我一直不敢问母亲，直至母亲去世，我也没有张开这个口。即使我问，母亲也不会如实告诉我的——她从不把自己的委屈向人诉说。她的巨大的承受使我感到害怕。
有一年夏天，我们一家在生产队里的打麦场上碾打自留地的麦子。麦子碾毕，刚扬出来，忽然，雷声大作，乌云滚滚，眼看，雷雨就要来了。我和父亲失急慌忙的朝粮食口袋里装麦子，装好了三个口袋，母亲在旁边用绳子扎口袋的口。最后一个口袋装上麦子之后，又是一阵炸雷，偶尔有豆粒大的雨点落下来。就在这时候，父亲发觉，没有扎口袋的绳子。父亲质问母亲，绳子在哪里？母亲急忙认错，说怪她少拿了一根。粗暴的父亲即刻逼迫母亲解下裤带扎口袋，父亲开口便骂，父亲骂得很脏。大场里正在忙碌的农民听见父亲的叫骂哄然大笑，父亲骂得太狠太毒了，比雷声还响亮。而父亲还在逼迫母亲解裤带——这对母亲是极大的羞辱。母亲流泪了，默默的流，无声的流。这是我第二次看见母亲流泪。
母亲第三次流泪时，已是昏迷不醒了。
1994年腊月二十三晚上凌晨两点多，母亲独自一人从热被窝里爬起来到一里以外的邻村电磨上给弟弟一家人磨好了过春节的面粉，天将明时回到家。回来后，躺倒在炕上，没有再起来。1995年正月初二，我把母亲送到了岐山县医院。母亲每天都在发高烧，用什么药也退不下去。半个月过后，母亲处于半昏迷状态。她一醒过来，就给我说，积岐，你把我送回去吧，我不能再花你们的钱了，我的病恐怕看不好了，叫我死在家里吧。我一听，心如刀绞。母亲这一生，活得太艰难太可怜了。我彻夜不睡，坐在母亲的病床前，用酒精棉球给她揩擦额头和腋窝——试图降温。母亲已经不能言语。昏迷中的母亲一动不动。我看见，从母亲的眼角里突然流出了两行眼泪，默默的脸，无声的流。和许多农民母亲一样，我的母亲一生遭遇了太多的不幸，承受了太多的苦难，临走时，依旧牵挂着我的疾病缠身的父亲，牵挂着儿孙们的未来。我俯下身叫她：娘！娘！母亲一声也不能吭了，她的脸色苍白无光。我不忍心多看一眼，我跑出病房，站在楼梯的台阶上，放声哭了。我无力挽救母亲的生命。母亲发了二十多天的高烧。可怜的医生们连母亲的病也没弄清楚，母亲就离开了我们，那一年，我的母亲仅仅六十一岁。
2014.5.11母亲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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