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初识抵足夜谈《易》
那年是一九七九年，文革刚过，我和人民美术出版社的连环图画家赵仁年在无锡鼋头渚公园搞创作。赵仁年有商业头脑，看到鼋头渚公园的外国游客多，灵机一动，和公园的领导签了一纸协议，借公园背临太湖的诵芬堂做展厅、开画廊，向外国游客兜售中国画。
不料此举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一时生意兴隆，买卖十分活跃。记得那时画家送展的作品有由刘旦宅、华三川、汪观清、顾炳鑫、龚继先、王仲清、赵仁年……大风堂张大千的一些学生也开过几场展销，参加者有章述亭、陆元鼎、曹逸如、顾福佑、陈从周、伏文彦、潘贞则、郁慕娟、郁慕贞、郁慕洁、郁慕莲……朱屺瞻先生也送来过一张四尺整纸的朱砂竹子，开价四千元，结果被一位香港的游客买走。
画展开幕时，照例由举办方邀请画家到场，当场挥毫，合作一幅大画，作为给举办方的礼物。
来场作画的画家中，要数龚继先最年轻。他思路敏捷，画路宽阔，花鸟虫草，出笔快捷，而且为人慷慨，没有架子，谁要索画，不管当地老农，还是文人雅士，立等可取。我在一旁帮他拉纸钤印，计算一下，他一个小时内画了五张画送人，可谓神笔。
那天晚上我们在无锡过夜，住在鼋头渚公园的招待所里，我和继先一个房间。
我自幼通读《内经》，继先则是个“易经通”。儒家的医卜星相和六艺原本出自一家。那时他的斋号叫“大易斋”，因此两人一见如故，从“太极生两仪”谈起，到 “八八六十四卦……”；从“天一生水”，聊到五行的相侮相生，由此及彼，又听他解释石涛《画语录》中的“蒙养”，到一起背诵板桥的《道情》……个中欢乐， 至今犹存。
继先是书香门第出身，八岁拜国画大师李苦禅为师，红氍高烛，三跪三叩，是按传统礼仪拜师的入室弟子。进入中央美院后，和范曾、邓琳是同学，又师从叶浅予、李可染、蒋兆和、郭味蕖、田世光、俞致贞……等诸多名家。他学养深厚，古文功底足，说是交谈，实质是我在向他学习，使我得益不少。
在无锡鼋头渚的相遇，使我和继先成了惺惺相惜的好朋友。
二、安贫乐道“大易斋”
与继先认识后，一来二去，他巨鹿路的家成了我常去谈天的好去处。那时我年轻，骑着一辆13型自行车，转铃一响，穿过巨鹿路小菜场熙攘的人群，转进弄堂，然后进入一个空间晾满衣服的杂乱大厅，爬上黑黝黝的楼梯，走过一间间门口堆满厨具器皿的房门，在门帘外喊一声：“龚兄!”
在应答声中撩开门帘，进入了他兼具客厅、睡房、画室、饭厅多功能的家，这是他一家三口——夫人张逸弘和爱女小蕾蕾的家。
挂在进门左边墙上的一个镜框里，写着他的斋名“大易斋”。
“大易斋”狭长而又逼仄，因为是顶楼，靠窗的一侧是个斜坡，能见到裸露屋顶的椽子，他的画案就临窗而设。
至今想来，真不可思议，当初他笔下那么多赏心悦目的丹青，就是在这个斗室里诞生的。
就是在那张画案上，他当场挥毫，给我画了一条肥硕的鳜鱼，并题了“桃花流水鳜鱼肥”几个字。为了那张画，我还特地去旧货店买了一只红木镜框，挂在我“半空堂”的书斋里，至今还保存着。想到这幅画是在那个环境里诞生的，每每念及，我都会情不自禁地对着墙上鳜鱼叹息：“鱼儿啊，英雄莫论出身低呀！”
一次我进入“大易斋”，没等说话，他就告诉我，刚才受了一场虚惊——原来上午大风堂的糜耕耘来作客，带来一幅张大千的自画像，且有谢稚柳画的松树补景，两人一起欣赏。赏毕，糜耕耘将画卷好带走。谁知他到家，打传呼电话来，说画忘在“大易斋”没带走。急得继先有口难辩，满室寻找，幸亏不一会儿糜老又来电，告诉说画找到了，是自己带回家的，忘记放哪里了……以后才知道，那时糜耕耘已经得了很严重的老年痴呆症。
一次他从敦煌回来，请我去“大易斋”小酌。酒酣时，从柜子里取出一件小东西，剥开层层纸片，最后露出一块银元大小的泥团，上面塑着一尊菩萨。他小心翼翼地送给我，说这东西藏语叫“擦擦”，是在去敦煌途中泥巴堆里捡到的，为防止风化，已经上了清漆，送给我当礼物。
为此我写过一篇小记，翻检旧箧，附之如下：
得敦煌泥印佛像小记——
吾友龚继先兄，大易斋主，为当代画师苦禅之高足也。君年前赴敦煌临摹，得千佛洞泥印佛像一枚，赠予。佛像大似银元，形似瓦当，上有趺座佛一尊，惜面目漫漶。 以予见，此物乃木刻印范所铸，盖当年信徒所为也。佛像以泥沙为质，因携之南方易潮风化，大易斋主以胶漆涂之，可见其用心良苦也。予得此瑰宝，欣喜不已，聊以记之。乙丑十月初十。（注：农历的乙丑是公历的一九八五年，距今已是十八年前的旧事了，笔者一叹）
还有一次记忆最深刻的对酌，那天他请我去“大易斋”，一壶黄酒，一碟油氽花生、两个皮蛋加红肠，这是那时代穷知识分子餐桌上常见的下箸之物。他认真地告诉我，局领导有意要让他当人美的总编，是受还是不受，正在彷徨之中。我问其究竟，他说，他从小就立志做个画家，当处士，无意仕途，而且当了官后会议多，要影响创作，想听听我的意见。我们又聊起明朝的高启和徐渭，又从徐渭聊到郑板桥，最后作出一个既不逆上意，又不拗己志的决定——“学得板桥走马任，潍坊县衙滚一滚，”权当一阵，随即辞职。
这也就是龚继先在几年之后，坚辞不继续当总编的幕后故事。
说完“大易斋”的故事，提醒后人不要忘记上海巨鹿路260弄13号、上海人美的职工宿舍，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艰难日子里，这里曾经蜗居过许多著名画家，孕育和诞生过许多传世精品。他们的名字是：汪观清、顾炳鑫、陈家声、还有马寅初的女儿马仰峰……听说改革开放后，画家们纷纷搬入新居，人去楼在，另换新主。
可惜当今社会重画轻文，没有人去记载这幢楼的历史。
三、浊世犹存上古风
常言，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一个成功的女人，此话不虚。说到龚继先，不能漏说他的夫人张逸弘。
因为和龚继先兄弟相称，所以第一次去他家，就喊张逸弘“嫂嫂”。
“嫂嫂”是江南人叫哥哥夫人的称呼。张逸弘是无锡人，虽然在上海长大，但口音中还有浓重的无锡味。我也是无锡人，无锡话是我第一母语，所以两人对话，总习惯用乡音交谈。我们三个人说话时，继先是一口地道的京片子，我和他夫人说无锡话，有时又说上海话，十分有趣。但不足的是，继先的语言天才和他的艺术天才成绝然反比。不敢恭维地说，他老哥居住在上海几十年，还说不成一句地道的上海话。
外人也许不知道，满口京片子的龚继先竟是一个爱妻柔情的好丈夫。一次我在“大易斋”聊天，逸弘嫂蹲在桌子旁的一只大木盆前，用搓板洗衣服。那时上海人家还没有洗衣机，衣服都是用手工洗的。继先见了，柔情道：“逸弘，你放着，等亚法走了，我来洗。” 继先逸弘，夫妻鹣鲽，可见一斑。这个小细节，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
我出国前办手续忙碌，好一段时间没去“大易斋”聊天。那天登门，继先不在，逸弘嫂见面，劈头就问：“亚法你出国的事办得怎样了？”我说：“去澳洲本来不需要经济担保，现在突然要经济担保了，所以还缺些钱，在奔忙呢。”逸弘嫂不假思索地说：“继先刚卖给香港人一张画，我这里有一百美金，你拿去。”一百美金哪， 在当时是几个月的工资。我虽然立即辞谢，没要她的一百美金，但是她这句话，暖人肺腑，叫人没齿不忘。
之后我曾经写过一首诗，抄在我的《张大千演义大陆篇》样书的扉页上赠送他俩：
赠继先、逸弘兄嫂：
兄才识高古，画艺精湛，不与时人争，乃性情中人也。家藏兄赠旧作《鳜鱼图》、《梅花蜜蜂图》，如若拱璧。尤感予去国前令嫂之诚言，其诚也，犹如亲兄嫂也。光阴荏冉，弟与兄嫂，均垂垂老矣，人生奈何，奈何人生。
巨鹿“大易”旧帘拢，小楼谈艺蹇时穷，
桃花鳜鱼起涟漪，梅蕾蜜蜂细嘤嗡，
不与时人争高下，欲在身后比雌雄。
难忘最是兄嫂话，浊世犹存上古风。
注：《桃花鳜鱼》和《梅花蜜蜂图》是继先兄赠我的墨宝。
继先和邓琳、范曾乃中央美院同学，但他从不吹嘘自己的学历。他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画的好坏是众人评述的，不用自己吹嘘。
一九八二年严冬，我去叶浅予先生北京甘雨胡同二十四号的居寓所采访时，接连两个下午，听他谈画《王先生》的故事，听他谈关押在秦城监狱里的苦楚；听他谈和老一辈画家张大千，谢稚柳和黄苗子的交往……当谈到小一辈的范曾到龚继先时，他从鄙夷不屑的口气中转过来，夸奖龚继先：“这青年诚恳，不浮躁，肯下苦功，爱读书，画路也广！”
事后，当我把这段细节告诉继先时，他宠辱不惊地说：“这是叶老对我的偏爱，人家范曾比我用功，他一早起就在走廊里，踱方步背唐诗……”
四、《艺苑掇英》流泽后世
中年以上的人在一起聊天，总不免对上世纪八十年代胡耀邦当政时期的怀念，怀念那时候的学术气氛活跃，思想相对自由，人们对金钱的追求也没有今天这么强烈。书画爱好者聚在一起，会不约而同地追念起那本曾经放在案头翻阅的《艺苑掇英》。
文革拨乱反正后，百物复苏，《艺苑掇英》也应运而生。该刊创刊时，是一本介绍古代书画、瓷器、石刻、壁画等内容的综合月刊，出版后读者反映内容比较杂乱，出版到到第七期时，决定改版，专一介绍中国古代书画，并由继先担任总编。
当时《艺苑掇英》的稿源主要来自全国各地的博物馆和抄家归还后的藏家，为了寻找作品，继先和编辑们上穷碧落下黄泉，几乎走遍了全国博物馆。
每当继先谈到编辑《艺苑掇英》的往事时，会不无感激地提到谢稚柳先生对他的帮助和指导。谢老是他来上海工作后，第一位结识的老一辈艺术大师，在以后十余年的日子里，交往从未间断，可以说继先是谢老未拜门的入室弟子。我曾有次在“壮暮堂”的画案上，看见谢老面前放着一卷“怀素苦笋帖”的复制品，在和继先谈论个中的妙处。
那时我因帮助《新民晚报》副刊，写关于张大千的连载小说“彩笔风流”，常去谢稚柳先生的“壮暮堂”闲聊，久而久之，成了那里的常客，谢老和我除了闭口不谈政治之外，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交。一次谈到《艺苑掇英》时，话题转到继先身上，谢老说，现在既能作画又懂得鉴定古画的人不多，今后要看继先的了。至今我还记得，谢老说这话时脸上露出“后有来者”的欣然。
我和继先在一起，也经常闲聊张大千的轶事，继先也说了一段有趣的事：有一次他为《艺苑掇英》去某博物馆采稿，看到一张清初四高僧渐江的山水长卷，空灵潇洒， 笔墨精到，但稍有疑点，经过同仁们反复的否定和肯定后，决定采用。一俟出版，大家又出现感觉上的别扭，总觉不妥。后来在一次国际研讨会中，专家们反复论证，断定此画是张大千的临摹之作。
通过此事，编辑们接受教训，以宁缺毋滥为原则，严格挑选作品，以至于今天的新一代收藏家多以《艺苑掇英》作为对照某些古画的蓝本，成了一本甄别古画的字典，可谓流泽后世，功德无量。
至于继先离开《艺苑掇英》后，读者对刊物的非议，自然是另当别论了。
欣闻在２００５年的一场拍卖中，一套七十册的《艺苑掇英》，竟然拍出十六万五千的天价，这在现代书刊拍卖中是罕见的，也是对继先和他的同仁们辛劳工作的肯定，为之欣然。
继先在编辑《艺苑掇英》期间，每期都寄我样书，一直到我出国为止。
和他道别的那天，他将托过的五幅画送给我，说在外可以凭画与朋友结缘。记得其中有一张是《梅花蜜蜂图》，九只蜜蜂，围绕几朵梅花，振翅盘旋，静心细观，仿佛能听到细微的嗡嗡声，令人神往。我知道，这是他从苦禅老师处学来的绝活。刚到澳洲的日子里，它一直挂在我卧室的墙上，陪伴我度过思乡的岁月。可惜！这张画后来被一位学画的老华侨借去临摹，我几次催讨，回复说弄丢了，一直没有归还。
因写本文需要，翻检旧集影簿，找出一九八八年我出国前，和继先在上海扬州饭店告别宴上的合影——那时他年轻，我比他小七岁，更年轻；一晃，我俩都步入老年了，对流逝的岁月真有说不出的无奈。
